知识 | “浮纹绮”组织结构与织造工艺分析

摘要

“浮纹绮”是一种传统提花织物,由某学者命名。“浮纹绮”类丝织品出土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等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多个墓地,获得多块文物,虽纹样不同但组织结构相同。学术界对此类文物结构各自观点不同,本文对其进行了结构与工艺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浮纹绮”结构不属于双层、双重(经或纬)组织,为简单提花组织;“浮纹绮”延续了商代经显花的方法,是一块经显花暗花绮;周代“浮纹绮”与殷商“隔经绮”显花原理的区别在于,“浮纹绮”除了地经纱、花经纱分工外,还依靠纬纱一梭地一梭花交替织造显花,经纬纱同时分工协作。对纬纱作用的关注,这与殷商时期的显花工艺有质的区别。本文从结构与工艺分析了“浮纹绮”结构转变成经重组织的过程与原因,以此证明“浮纹绮”的确是由简单组织向经重组织过渡的一种尚未成熟的组织结构。

作者: 王越平, 陈誉佳, 唐静一

作者简介: 王越平(1965-),女,教授,主要从事古代纺织技术及纺织品的研究。

( 北京服装学院 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北京 )

关键词: 浮纹绮;织物组织;织造工艺;单面经显花;简单提花组织;经重组织

研究背景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丝织品的组织结构与织造技艺快速发展时期,是提花织物出现与成熟时期,是商代简单组织的“绮”向周代重组织“锦”的转变时期,到东周、秦汉时期,织锦已经越发地繁荣与成熟。

所谓织素为纹曰绮。最早的绮可以追溯到商代铜戈上的回纹绮、雷纹绮,自商代到西周、战国已经非常成熟。西尔凡[1]、陈娟娟[2]及夏鼐[3]等学者研究的殷商绮均是平纹地上的经斜纹显花(非真正斜纹),即经显花。学者鸟丸知子[4]从原料、织造部件、审美、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从殷商绮到西周时期的隔经绮,一直延续到汉代都是经显花主宰着纺织品纹样的原因,在此不再赘述。

所谓织彩为纹曰锦。目前最早的重组织经锦出现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从西周到东周,织锦越来越成熟,虽然色彩不如汉锦丰富、纹样也不如汉锦生动、栩栩如生,但总体来看技术已经非常娴熟。经锦从西周开始一直是经重组织的经锦,直至隋唐时期才大量出现纬重组织的纬锦,这在学术界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5-7]。

在西周到东周的发展过程中,织物组织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才能满足丝绸产品的需要,特别是织锦使用的经重组织如何形成,学术界未对此有深入的研究,本文对此展开探讨。

研究背景

1.1 “浮纹绮”类文物出土情况

195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丝织品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暗花织物,实物长0.8 cm、宽1.5 cm,经密70根/cm,纬密20×2根/cm[8],《中国丝绸史话》中展示了此块黏附在西周铜剑上的丝织品的投影照片(图1)[9],作者称其为纬显花单层暗花丝织品。该文物与高汉玉等[10]研究的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湖北擂鼓墩战国早期墓)出土的一块菱纹绮的残片组织相同。曾侯乙墓出土的丝绸中,有一块用夹纬使经线延长形成暗花的单层提花织物(作者述)属重要文物,残片长8.5 cm、宽2.4 cm[10]。2002年,湖北省考古所对位于枣阳吴店镇东赵湖村的九连墩楚墓进行了挖掘,出土了一块大几何纹绮(图2)[11-12],实物长41 cm、宽32 cm,经密40根/cm,纬密25根/cm。该墓地出土的另一件绮也是同样结构(文献中描述为隔梭纬浮长显花),只是局部还使用了绞纱组织[12]。陈维稷[8]在《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中介绍到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丝织物和湖北擂鼓墩战国早期墓出土的菱纹锦,并绘制了后者的结构图,如图3所示。从西周到战国几个墓地均出土了结构相同、纹样不同的几何纹绮,沈莲玉[13]将其称为“浮纹绮”,多位学者将其归为纬浮长显花类。

图1 宝鸡茹家庄出土西周铜剑上黏附的丝织物

Fig.1 Silk fabric adhered to the copper sword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unearthed in Rujiazhuang, Baoji

图2 湖北九连墩楚墓出土的绮织物

Fig.2 Qi fabrics unearthed from the Chu period tomb in

Jiuliandun, Hubei Province

图3 《中国纺织科技史》中“浮纹绮”的结构示意

Fig.3 Diagram of "Floating Pattern Qi" in History of

Chinese Texti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 “浮纹绮”相关研究现状

罗瑞林等[9]对宝鸡茹家庄出土的周代绮介绍中,将其称为纬显花丝织品。赵丰等[12]也对该类暗花绮结构进行了描述性介绍:平纹做底,其上以隔梭纬浮长显花,但未对其做深入分析。陈维稷[8]介绍的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丝织物和湖北擂鼓墩战国早期菱纹锦均认为是纬二重组织(图3),文中将其结构描述为:甲乙两根纬丝1︰1排列,经丝在表面形成菱形花纹,经丝浮在甲组纬丝之上显花,乙组纬丝与经丝以平纹交织。由图3可见,奇偶纬丝作用的确不同,但可否称之为纬二重组织值得商榷。沈莲玉[13]绘制了该织物局部组织图(图4),认为“该组织经纱为一组,地纬与纹纬以1︰1顺次排序,纬纱的排列顺序与锦完全相同,是以经线显花的单层暗花织物”。总之,沈莲玉认为该结构为简单组织,非纬二重组织,是“隔纬绮”(文献中作者的称呼)过渡到重经组织形态的“浮纹绮”,故将该提花绮命名为“浮纹绮”。此外,鸟丸知子[4]也认为该结构为简单结构、非重组织,但与沈莲玉不同之处在于她认为该组织是经显花而非纬显花结构。两位学者均认为浮纹绮的结构是简单组织到重组织的过渡,但如何过渡却不得而知。商代晚期,“隔经绮”(一种延续至汉绮的结构)已经出现[3],“浮纹绮”陆续出土于周代墓地。据文献[8]介绍,辽宁朝阳西周早期墓中已发现经二重组织织物,正反面都采用三上一下的经重平,表经和里经都沉于对方中间一根纬纱之下,形成完全对称的效果。“隔经绮”结构、“浮纹绮”结构、经二重组织,这三类组织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共存。

图4 曾侯乙墓出土的“浮纹绮”组织图(局部)

Fig.4 Threading plan of "Floating Pattern Qi"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Yi Zeng (partial)

“浮纹绮”显花方法分析

“浮纹绮”类丝织物出土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多个墓地,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等墓地有多块文物出土,但其结构相同、纹样不同。以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大几何纹绮为例,文献[12]对其做了描述:以平纹为地,其上以隔梭纬浮长显花,即在显示花纹的纬纱之间夹入一梭平纹地组织的纬线,一纬地(交织纬)一纬花(夹纬)交替织成。夹纬(暂且借用文献的称呼)和经线的交织点较少,导致夹纬的纬浮线过长。有学者称该组织为纬二重组织,也有学者认为属于单层简单的纬起花或经起花组织,但是各篇文献简单描述后均没有更多的解释。

该结构与众不同,笔者认为称之为纬二重组织不妥。交织纬与夹纬之间没有互相遮盖,而是隔行呈现,尽管图3中奇数纬、偶数纬浮线长短不同,长浮线有遮盖短浮线的可能性,但或许是因为纬密小、浮线过长,文物照片中呈现出清晰的交织纬和纬浮线,无相互遮盖效果。事实上,从图3的纬纱断面可以看出,长浮线的奇数纬仅是浮在经纱之上或沉在经纱之下,并未与经纱发生真正的交织。奇数纬与偶数纬分别被称为夹纬与交织纬,是按照经重组织中纬纱的不同作用而命名;显花部位并非经二重组织,只有一组经纱、没有里经,故无法称之为经二重组织,由此将纬纱称为夹纬与交织纬也就没有了根基。图3中奇数纬的长浮线看似是纬浮长显花,但是因浮线过长花纹并不饱满,而经浮长每三个经组织点断开,经浮线形成的花纹更加立体、饱满。由此可见,织物纹样依赖经浮长呈现。此外,纬纱过长的长浮线导致服用性能大幅下降,而经浮长显花的同时还可以保持良好的服用性能,无论服用或装饰用,长浮线都没有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将“浮纹绮”归为纬浮长显花不合理,仍属于经显花方式。本文对商周时期出土大量绮的分析表明,此时期的绮均为经显花织绮,夏鼐[3]、赵丰等[11]也证实了这一点。总之,“浮纹绮”组织结构属于经显花单面提花组织,用该组织织成的丝绸称为绮比较规范,也侧面验证了中国纺织技术发展过程中一直是经显花主宰着纺织品纹样的观点[4]。

为进一步了解该结构特点,本文将曾侯乙墓出土的“浮纹绮”局部组织图(图4)按照奇偶数纬纱进行分解,如图5所示。当去除纬浮线,发现组织图变成了没有花型的平纹结构,也就是说在局部经纱下隔梭加入纬纱,就构成了三个浮点的经浮长花纹,即纬纱加入目的是延长经浮线,而不是显花;为了固定纬纱,没有起花的部位需要浮在布面,形成长纬浮线。

图5 曾侯乙墓出土“浮纹绮”组织图分解示意(局部)

Fig.5 The separated diagram on the threading plan of the "Floating

Pattern Qi"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Yi Zeng (partial)

该结构在使用中是极其不合理的,无论服用还是装饰用[14],底布上的长浮线没有存在的价值,故推测它是织物组织演变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其优点是使花纹浮线变短(三个浮点的经浮长),经显花不受花形限制,特别适合于大花形,因此从显花方式看该结构有存在的价值。本文对“浮纹绮”的上机工艺进行分析,并以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菱形纹经线显花的单层暗花丝织品为例,尝试用线综提花方式推测其织造工艺。

“浮纹绮”的上机工艺分析

为了分析“浮纹绮”的上机工艺,本文将陕西宝鸡茹家庄同时出土的西周时期“隔经绮”,即夏鼐[3]在对新疆出土的古代丝绸分析时称之为汉式绮(图6)与“浮纹绮”进行比较,两者均采用线综提花方式。线综提花是在素综竿织平纹的基础上,利用线综竿(纹综竿)织起花部分。

图6 宝鸡茹家庄出土的菱形纹“隔经绮”组织图及穿综图示意

Fig.6 Threading plan and lifting plan of diamond pattern

"Plain Warp and Pattern Warp Spaced Qi"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in Rujiazhuang, Baoji

由图6(a)菱形纹“隔经绮”的组织图可知,此结构中B经纱以平纹规律交织,A经纱在底部以平纹规律交织、在花部与另一片平纹地综配合织花纹。

本文根据组织图绘制菱形纹“隔经绮”的穿综图,如图6(b)所示。依据菱形纹“隔经绮”的显花原理,按照图6(a)花纹规律,22个梭口的提综顺序是①、②+1、①、②+1、①、②+2、①、②+2、①、②+3、①、②+3、①、②+2、①、②+2、①、②+1、①、②+1、①、②。图6花纹中22纬需2片素综、3根线综竿。

由图4曾侯乙墓出土“浮纹绮”的组织图可知,此结构为一梭织平纹、一梭织花纹,底纹与花纹分开。本文根据组织图绘制“浮纹绮”的穿综图,如图7所示。

图7 曾侯乙墓出土的“浮纹绮”穿综图示意(局部)

Fig.7 Lifting plan of "Floating Pattern Qi"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Yi Zeng (partial)

依据“浮纹绮”的显花原理,按照图4花纹规律,22个梭口的提综顺序是1、②、2、①;3、②、4、①;5、②、6、①;7、②、8、①;9、②、10、①;11、②。图4花纹中22纬需2片素综、11根线综竿。与“隔经绮”的提花方式看似相同,两片素综用于织平纹,线综竿提起的经纱用于显示花型,但区别在于“隔经绮”的显花原理是一根经纱起地经作用、一根经纱同时起地经和花经作用,经纱分工协作,纬纱的作用没有区别。而“浮纹绮”除了地经、花经纱分工外,还需要靠一梭地一梭花交替织造,经纬纱同时分工协作。对纬纱作用的关注,是“浮纹绮”与其他织品起花工艺的本质区别。在“浮纹绮”的起花工艺中,线综竿提起形成花纹图案,借助两梭不参与编织的纬浮线,构成经显花浮线,却不影响底部结构,再利用两枚素综片将长浮线隔断。可以说是花与地分层独立运行,这种显花方式较“殷商绮”“隔经绮”[3]而言都是一种进步。

“浮纹绮”简单提花组织与经重组织结构之间的演变

由于“浮纹绮”结构中浮纬和经纱的交织点较少,导致纬浮线过长。出土文物显示,“浮纹绮”结构中纬浮点达50多根[12],纬浮线过长大幅影响了面料的实用性。经前文分析,笔者推测该类型的组织结构是该时期一种过渡组织,并绘制了“浮纹绮”原理的基础组织图,如图8(a)所示。其中,A为花组织经纱、B为地组织经纱。

图8 “浮纹绮”基础单元组织图及其变化

Fig.8 Basic weave unit of "Floating Pattern Qi" and its changes

由图8(a)“浮纹绮”显花的基本规律可知,通过添加偶数纬使得经浮线呈现三上一下的特点,解决了经显花时经浮线过长的问题,但导致地组织处纬浮线过长的现象。为了解决底部纬浮线过长的问题,本文将“浮纹绮”基础单元组织进行变化,如图8(b)所示,将花组织与地组织进行穿插,A、B纱以1︰1间隔排列,如A1、B1、A2、B2……,这时纬浮线被隔断。

观察发现,图8(b)中组织与春秋战国时期经重组织的结构完全相同。A组经纱以三上一下的规律存在,较多地暴露在布面,可起到显花作用;B组经纱以一上三下的规律存在,藏于显花经纱之下、夹持于底布,使织物结构更加紧密。再观察纬纱,奇数纬规律全部相同,看似以平纹规律交织,若将A、B经纱独立观察,可将A、B经纱分成表里两层;偶数纬以纬重平的规律固结底部。“浮纹绮”的变化组织(图8(b))将经纬纱进行了明确分工,表经、里经、奇数纬(夹纬)、偶数纬(交织纬),同时解决了经纬浮线过长的问题。故推测,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多个墓地出土的“浮纹绮”组织是一种过渡组织,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是向经重组织过渡的一种尚未成熟的组织结构。

结 论

通过对“浮纹绮”类文物的组织结构与织造工艺分析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 “浮纹绮”结构是单层暗花组织,不属于双层、双重(经或纬)组织,为简单提花组织。因此,用该组织织成的丝绸称为绮比较规范。

2) “浮纹绮”延续了商代经显花的方法,是一块经显花暗花绮。

3) 与殷商“隔经绮”显花原理的区别在于,“浮纹绮”除了地经纱、花经纱分工外,还依靠一梭地一梭花交替织造显花,经纬纱同时分工协作。对纬纱作用的关注,这与殷商时期的显花工艺有质的区别。

4) 从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两个方面证明,“浮纹绮”结构是经重组织的过渡,对经二重的出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略）

来 源 | 《丝绸》2022年 第59卷 05期

发 布 |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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