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鲟、帝王蝶，拯救“濒危”的ESG

导语：对于生物多样性，很多ESG实践者处于“知道要重视，但不知道如何重视”的处境。

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了今年最新的濒危物种名录。其中除了白鲟被宣布灭绝之外，迁徙型的帝王蝶首次被列为濒危物种。

在很多人心目中，帝王蝶似乎是和“濒危”不沾边的生物。每年9月，铺天盖地的帝王蝶从美国各地启程，向南飞往墨西哥的森林中越冬。层层叠叠的蝴蝶停在冷杉树上，甚至能将树枝压断。

图：成群迁徙中的帝王蝶

图片来源：Wikicommons

但是，IUCN受威胁物种名录中的“濒危”级，并不是开玩笑的。

IUCN受威胁物种名录被称为“生命的晴雨表”。如下图所示，该名录将物种的生存状况分为从“无危”到“灭绝”七个等级。

此次迁徙型帝王蝶被列入的“濒危”等级，已经预示着非常危险的处境，类似于东北虎（西伯利亚虎）的危险级。

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成“极危”，就成了像华南虎、扬子鳄这样的情况，严重依赖人工繁育来维持种群延续。

据统计，在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与墨西哥之间迁徙的帝王蝶，已经几近绝迹。而美国东部各州的帝王蝶，在最近20年中数量减少了超过80%。

是什么力量把帝王蝶逼上了濒危之路呢？一方面，森林砍伐、气候变化是重要的原因。

不过专家研究发现，一些企业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要从40年多前的一场农业技术变革说起。

01 一场“农业革命”

1976年，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一款新型除草剂，叫作“农达”。

农达是历史上首款草甘膦除草剂，对人体无害（存在争议）。

它不像市面上已经有的除草剂那样，只选择性杀灭某些科属的杂草，而是会杀死接触到它的所有植物。最初，农达主要用来清理抛荒田地、果园地面、人行道等。

对于这种无差别杀灭的除草剂，有人还奚落说：用农达？干嘛不直接泼开水？

图：超市中售卖的农达（Roundup）套装除草剂，包装上直接附带喷嘴，即买即用

但是，之后孟山都公司推出的抗甘草膦作物，彻底改变了除草剂的玩法，甚至改变了现代农业。

孟山都经过十余年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在1996年推出了抗草甘膦大豆，1997年推出抗药棉花， 1998年又推出了抗药玉米。这些产品是最早的商用转基因作物。

农民在种了公司的这几款抗甘草膦作物之后，再大面积喷上农达。农田里干干净净，什么杂草也没有，只留下必要的作物。

美国有很多农机公司，用飞机或者直升机为农场进行大面积喷药。这成了美国高效率集约农业的缩影。

图：美国农场用飞机给大豆田喷洒除草剂

图片来源：Wikicommons

甘草膦和抗甘草膦作物的配合，为农民大大降低了除草、防虫的成本，提高了大宗经济作物的产量。

抗草甘膦作物很快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时至今日，美国种植的大豆和玉米，依然有超过90%是转基因品种。

图：抗草甘膦大豆在美国大豆总种植面积中的历年占比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现在回望过去，孟山都创造的是一种新的单一种植农业，即在大面积栽培单一转基因作物，并配合特定的除草剂、生长激素，实现集约化生产。

这种生产模式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这一场看似皆大欢喜的农业变革，却违背了生态学和ESG中的一个基本信念，即“生物多样性”。

飞机一过，除了作物之外寸草不生。这一定会出问题的。

不过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觉得问题只是在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田野中没有其它植物；或者蜜蜂蝴蝶要受点苦，因为它们只有一种植物的蜂蜜可吃。

直到帝王蝶开始从田野中消失，人们方才意识到，大问题来了。

02 ESG补救

在被杀灭的众多“杂草”中，有一类叫作“乳草”（milkweed）的常见多年生草本植物。

它之所以被称为乳草，是因为它的茎叶被折断之后，会流出奶白色的液体。

这种白色液体有毒。帝王蝶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它们把卵产在乳草上，幼虫以乳草为食，获取其中的毒素用以保护自己。

图：停在乳草上的帝王蝶

图片来源：Wikicommons

在美国广袤的大豆、玉米地里，乳草被除草剂杀灭之后，帝王蝶就失去了繁殖的环境。

2010年，艾奥瓦州立大学的一位叫作Robert Hartzler的农学家发现，1999年美国中北部的大豆和玉米地中，51%的地块中可以找到乳草。而到了2009年，这个比例降低到了9%。

他的同事John M. Pleasants则估计，美国中北部的乳草种群，在1999-2012这些年中减少了58%，同时帝王蝶种群减少了81%。

此后，帝王蝶衰落的其他证据，也陆续被发掘出来。

到2014年，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FWS) 收到多个学者和环保组织的联名信，请求在帝王蝶保护的事务上动用《濒危物种保护法》。

这是生产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的农业科技企业所不愿看到的。

因为，动用《濒危物种保护法》意味着把大片农用土地“退耕还草”，改造为帝王蝶保护地。同时，官方可能会考虑对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进行限制。企业将因此失去一部分市场和客户。

而且，“灭绝帝王蝶”的罪名，也是它们背负不起的。如果这些企业回答不了“转基因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如何共存”的问题，未来的全球业务扩张将会极大受限。

一众农业科技企业这才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和自身经营活动紧密相关。2014年之后，它们陆续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是帝王蝶的保护工作，纳入自身ESG治理工作的范畴。

虽然新的耕作模式是名声狼藉的孟山都公司开创的，但这种耕作模式到2000年之后，成了全行业的生意。其中所有农业科技公司都应该负起责任。

在一个帝王蝶保护项目的合作方名单中，我们能看到全球头几大农业科技公司悉数在场，即巴斯夫（BASF，BAS：FWB，BFA：LN）、科迪华（Corteva，CTVA：NYSE）、先正达和拜耳（Bayer，BAYN：FWB）。

其他的合作方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比如美国农业局（AFBF）、玉米和大豆的种植者协会，以及保护蝴蝶和蜜蜂的环保组织等等。

图：美国“Farmers for Monarchs”帝王蝶保护项目的合作方logo集合

这里面之所以没有孟山都，是因为该公司在2018年被拜耳和巴斯夫瓜分，“孟山都”品牌被永久停用。

各大农业科技企业拯救帝王蝶的行动没有太高的科技含量。比如，巴斯夫发起了一个活动，鼓励农民在荒地、休耕地上建立帝王蝶保护地，把被除草剂杀灭的乳草再种回去。

图：农户在农田边荒地上种下的乳草（橘色）

图片来源：Twitter@WesSRodgers1

很多农户还收到了巴斯夫公司寄来的乳草小苗。

图片来源：Twitter@jmh306

还有农户领到一块广告性质的告示牌，写着“帝王蝶栖息地”以及巴斯夫公司的口号。

图片来源：Twitter@AaronWells8

其他企业的对策也与巴斯夫类似，都是鼓励农民把从前的“杂草”再种回去。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农业科技企业联合起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的利益相关方，把农民建立的帝王蝶保护点做成地理信息数据库，并以此为依据，规划建立了帝王蝶迁徙的生态廊道。

总的来说，补种乳草的办法可能起效，但也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毕竟除草剂杀灭了很多种植物，这些植物本身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

现代集约农业，本质上就意味着伤害生物多样性。两者中间有一部分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为了缓和这一矛盾，农业科技企业也在寻找能加智能化的方案。

比如巴斯夫联合博世（BOSCHLTD：NSE）开发了智能喷洒系统。这个系统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只对必要的杂草植株进行精准喷药，可以减少高达70%的施药量。

图：巴斯夫公司的智能喷洒系统示意图

数字农业和其他措施，都是在坚持单一转基因作物农业的前提下，对生态做出的补偿。这能否实质性扭转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侵害，还有待观察。

从这些年的效果上看，即便人们做了上述种种努力，短期内人们还是没有挡住帝王蝶种群衰退的颓势。

到2020年底，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发布公告，表示帝王蝶的情况将适用于《濒危物种保护法》。但此后，官方把有限的精力用在相关的评估工作上，尚未启动实际的保护措施。

到2022年7月，帝王蝶正式被IUCN列为“濒危物种”。这可能刺激官方更快采取行动。

在美国国境线另一边的墨西哥，帝王蝶保护的活动家Homero Gómez González在2020年1月被人谋杀。

杀害他的凶手至今没有被找到。但据推测，凶手可能是当地的伐木者或者牛油果种植户，他们的生计在帝王蝶保育项目中受到了损害。

图：Homero Gómez González生前在脸书上发布的照片

正如墨西哥发生的这种情况，当生物多样性保护行至深处，很可能会与粮食生产安全、农民生计产生难以调和的冲突。

对于美国官方而言，平衡农民利益、粮食安全和帝王蝶保护，是一项庞大而精细的工作；尤其考虑到美国的大豆、玉米的生产波动，将对全球的食品产业链产生难以预测的“蝴蝶效应”。

03 市场不知所措

目前，国际社会对ESG中“生物多样性”议题的风险评估，还缺乏一致性的认识。

比如很多人关心帝王蝶，还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明星物种，尤其是北美居民对这种橙色的蝴蝶怀有很深的感情。

但从实用的意义上讲，帝王蝶濒危昭示着一个更系统的风险，即单一转基因作物农业会造成各类传粉昆虫的种群衰退，最终将祸及自身，导致农作物减产。

除此以外，单一转基因作物农业还夺去了农民根据本地生态状况选择、选育作物品种的能力。世界各地的农民种植同一种作物，这在营养、生物安全等方面留下隐患。

除了上述风险，生物多样性衰退还可能意味着土壤侵蚀、水源衰竭、渔业资源耗竭等。这些危机一旦失控，会对中小国家的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问题固然严峻，但它们远没有从上游的农业技术企业、农化企业，充分传导到下游的食品制造、食品销售企业，更难以传导到普通消费者那里。

很难有人因为一个小小的蝴蝶，而愿意为全球粮价波动做准备。

想要扭转这一局面，首先还是要把顶层设计的功课补上。

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BD），就是最重要的顶层设计进程。此次会议的成果《昆明宣言》，还不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文件。

《昆明宣言》的缔约国承诺，尽快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加快制定本国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未来的制度进展还得看后续的会议，尤其是2022年底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下一届CBD大会。

在深交所上个月推出的ESG评价方法中，“生物多样性”指标被放在了比较显眼的位置上。

图：深交所国证ESG评价方法中的环境指标体系

但我们目前还看不到深交所对“生物多样性”指标的操作性解释。ESG实践者和投资者们，也基本上处于“知道要重视，但不知道如何重视”的处境。

04 达能的经验

顶层设计的滞后，并不妨碍农业产品价值链上的企业先行一步，对自身业务和供应链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做出评估。

按照现有国际组织和先进企业的探索，生物多样性是可以分解成为具体绩效的。

比如遏制毁林、减少化肥和农药、减少水耗、减少土壤营养物质流失、保护授粉昆虫、尊重土著人民传统知识、防治入侵物种，等等。其中一些指标显然是可以量化管理的。

供应链下游的企业，可以用一套具体的标准来评估供应链上游的风险，尽量购买风险更小的农业原材料。

IUCN本身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份《企业生物多样性绩效规划与监测指南》，是非常系统的方法论参考。

达能集团(BN：Euronext)在供应链上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达能旗下有大量的食品品牌。中国消费者比较熟悉的，首先是脉动饮料、依云矿泉水，此外还有爱他美和诺优能这两个配方奶粉品牌，以及一些牛奶饼干。

图：达能旗下的部分产品

图片来源：达能集团官网

达能旗下有一多半产品属于乳制品。

而大豆是奶牛饲料的主要成分——根据MSCI的测算，达能集团占了全球大豆总消费量的7%，集团82%的收入对大豆存在依赖。所以达能集团十分重视大豆的供应链ESG治理。

图：达能（Danone）的MSCI ESG评级为最高的3A级

达能集团的大豆供应链政策，有“防止毁林”和“去转基因”两项重点工作。

在“防止毁林”方面，集团有如下5个层层递进的战略目标。

第一，寻求大豆供应链的透明化。集团要求大豆“从农田到饲料”各流程的透明、可追溯。这是进行供应链ESG管理的基础。

第二，帮助奶农发展本地饲料，推进饲料多元化，尽量不完全依赖进口大豆作物饲料。

第三，尽量采购无毁林风险国家出产的大豆。由于国际市场对大豆的旺盛需求，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南美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把热带雨林开垦为大豆农场的情况。

第四，如果需要采购南美洲出产的大豆，应确保产品不来自通过毁林开垦出来的产地。

第五，通过各类国际倡议活动，推进可持续的大豆生产。

在“去转基因”方面，达能明确表示要向“Non-GMO”（无转基因）方向努力，但还做不到完全摆脱转基因大豆。

目前，达能集团只做到了在欧盟范围内的产品供应链中，完全不使用转基因大豆。在中国，达能旗下的爱他美和诺优能奶粉，产自非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奶牛。

在美国，达能从2016年开始了“去转基因”的工作。在之后两年时间里，达能在美国农村推进可持续农业的回归，促使6.5万英亩（约等于40万亩）的土地放弃种植转基因大豆，改种油菜。

油菜可以整株青贮用作奶牛饲料，并且对牛的营养价值甚至超过大豆饲料。（这种对大豆饲料的替代方案，在中国国内也有推广的趋势。）

通过美国本地的可持续化农业供应链，达能让旗下三款美国酸奶品牌实现了“Non-GMO”。

图：达能在美国销售的一款酸奶。图左下角有一个帝王蝶标志，即为美国的“无转基因认证产品”标志

在达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中，值得借鉴的是其总体行动框架。

即首先重点关注企业核心农业原材料的来源，识别其中损害生物多样性的生产活动。企业可以避免采购这些原材料，或者向农业生产者提供替代选项，帮他们摆脱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05 国内企业的前车之鉴

除了农业来源的生物多样性风险之外，国内上市公司的相关负面行为，还集中在建造和工业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上。

比如农夫山泉（9633.HK）虽然多次在广告中使用珍惜动物影像，营造“原生态好水”的产品形象，但公司始终未能证实，其对水源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任何实质性的积极影响。

2020年，公司还被曝在建设武夷山取水设施时，存在毁坏原生林木的行为。

图：农夫山泉广告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20年“云南绿孔雀公益诉讼案”。

案件中，出于保护绿孔雀栖息地的考虑，云南戛洒江一级水电站被判停工。而项目的建设方之一是中国电建（601669.SH）的相关子公司。

像水坝、铁路、公路、管线、新能源发电厂、矿山、港口等在野外建设的设施，都可能包含生物多样性破坏的风险。

这些活动涉及的责任主体企业，分布在能源、公用事业、房地产、工矿、交通等众多行业中。

所以不难理解，“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ESG议题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广的。多数行业的企业，从原材料供应链、农业活动、建造活动等途径，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实质影响。

这些企业并不是和“生物多样性”不相干，只是它们还缺乏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规划自身在该领域的ESG绩效。

这些方法的建立，将会是相关ESG制度建设和监管强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