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雄本是死于孙坚之手，为何说是关羽斩的？古人用意何在？

《三国演义》第五回载：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关东十八路诸侯起兵讨董卓，各领兵将在洛阳周边驻扎，平原相刘备带领关、张等人也随北平太守公孙璟来了。

各诸侯共推袁绍为盟主，歃血为盟。

会后，首先由长沙太守孙坚为先锋，直抵肥水关挑战。

董卓以华雄为骁骑校尉，迎战孙坚，将孙坚打败，斩其部将祖茂。

又下关挑战，连斩关东二将。

袁绍叹息说：“可惜我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

言未毕，关羽在阶下大呼而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

袁绍和袁术因关羽是马弓手，职位太低，不同意他出战，恐被华雄所笑。

关羽说：“如不胜，请斩某头！”

曹操支持他出战，令斟上热酒一杯，与关羽饮了上马。

关羽说：“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

不一会儿工夫，关羽便回来了，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三国演义》还有诗赞之曰：

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咚咚。
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

这便是“温酒斩华雄”的故事。

“温酒斩华雄”是关羽在演义中不同寻常的亮相，也是他武勇盖世的第一次表现，对于塑造关羽的英雄形象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笔。

其实，这是个典型“张冠李戴”的情节。

历史上虽有斩华雄之事，但真正的英雄不是关羽，而是那位华雄的手下败将孙坚。

《三国志·孙破虏传》写得明明白白：

“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轻骑数十先到。坚方行酒谈笑，伤部曲整顿行陈，无得妄动。后骑渐益，坚徐罢坐，导引入城。乃谓左右曰：‘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常著赤蜀愤，乃脱愤令亲近将祖茂著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茂困迫，下马，以愤冠冢闲烧柱，因伏草中。卓骑望见，围绕数重，定近觉是柱，乃去。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是时，或间坚于术，术怀疑，不运军粮。”

而此时的关羽何在呢？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

当时公孙瓒还在幽州，并没有前来会合。

刘备这时还没有依附公孙瓒，怎么会随公孙瓒前来呢？

原来刘备鞭打督邮，弃官亡命之后，不久就赶上大将军何进派遣都尉丘毅到丹阳募兵，刘备一小伙人和他同行，在下鄢遇到黄巾军，力战有功，刘备被任命为下密丞，后来又做了高唐尉，又升任高唐县令。

为黄巾军所破后，去投靠中郎将公孙瓒，被任命为别部司马。

刘备任别部司马的时间，《三国志》没有记载，《资治通鉴》和元人郝经的《续后汉书》都编排在初平二年（191年）十月，是在关东州郡结盟将近两年以后。

从当时的情势来看，这还是较为符合实际的。所以在初平元年（190年）的年初，在各州郡起兵讨董卓的时候，刘备大约还在下密为县丞，或在高唐为县尉、县令，并没有在洛阳周边的前线上，关羽是不会在那里斩华雄的。

由此可见，杀华雄的不是关羽，而是小说中被华雄杀得大败的孙坚。

对于“斩华雄”一事，罗贯中作了较大改造，将它加在关羽的头上。

这样处理，对孙坚来说仍然很冤枉。

孙坚是斩华雄的英雄，却被说成大草包，关羽与斩华雄无关，则成了千古英雄，被赞誉为“温酒斩华雄”。

孙坚 影视剧形象

为何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让孙坚蒙冤，给关羽贴金呢？

这是因为：我国历史长期以来，对于三国的评价，唐朝以前，是帝魏寇蜀吴，宋元以后，是帝蜀寇魏吴。

对曹操、刘备、关羽表彰，对吴有偏见，对吴的创建者有偏见，有意或无意贬低，传说受“正统”的影响，代代相传，而形成历史的误会。

类似的问题在《三国演义》中比比皆是。

关羽其人，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特殊。

关羽在世时为别部司马、偏将军、汉寿亭侯、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前将军，死后被刘禅追谥壮缪侯。

可是在千年之后，被一再加封为武安王、协天护国忠义大帝。

关羽居然成了“武圣人”，能与“文圣人”孔子齐肩为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民间，关公更被神化。

佛教尊他为“伽蓝神”，道教则奉他为能降神助威的“关圣帝君”。民众对关公的膜拜更胜于孔子，视其为武神、财神和保护商贾之神。

清代，关帝庙遍及全国各地，仅北京城内就有百余处。

旧时常于春节、夏历五月初九至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之。

现时，东南亚华人及我国南方众多商家店铺也有常年供奉者，且这种供奉之风近几年又由南到北逐渐蔓延。

将孙坚斩华雄移植到关羽身上，可突出关羽，神化关羽。

加之文人骚客的笔墨渲染，而使孙坚从功臣变为小丑、罪臣，关羽从无功变成有功、神功。

人们混淆《三国志》《三国演义》《资治通鉴》，认为三者都是历史。

《三国志》《资治通鉴》内容多繁杂，平常人极少认真研读，《三国演义》则是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传说大多内容来自《三国演义》，认为这就是历史和史实。

历稽载籍，名将如云，为何唯独关羽能被敬之为圣、尊之为神？

“关羽崇拜”现象的产生可以说是基于当时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真实关羽的良好德行。

历史上真实的关羽，有“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之称，“并有国士之风”。

他一生有众多事迹表现出很高的德行。

《三国志·关羽传》中说：

“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这足见关羽对刘备的一片赤诚；

“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其忠义之气，浩然天地；

“吾极知曹公待我厚……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表现了关羽知恩图报，信实至诚。

“杀颜良”、“收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他勇冠三军，英武神威；

“尽封其赐，拜书告辞”，可见他淡泊名利，磊落光明；

“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说明他明辨事理，刚直不阿，不结私情；

“羽尝为流矢所中……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其侠情豪气、毅壮意坚之态震撼人心。

历史上关羽的真实事迹和德行，是关公形象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歌功传颂、百世不衰的根基之所在。

第二，关羽在世时与将士和民众的特殊关系。

关羽一生，有雄威、有功绩、也有德行，但他曾投降曹操，这是君子立身成仁之大忌。

关羽变节一事，《三国志》多处记载：《魏书·武帝纪》“备将关羽屯下鄢，复进攻之，羽降”；《蜀书·先主传》“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蜀书·关羽传》“曹公禽羽以归”。可见关羽投降曹操确实。

再者，关羽采用“降”的方式以自全，还不只这一次。

《三国志·吴主传》载，关羽在麦城被围，“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后终因被擒而斩。

假想，关羽如有“玉碎”之志，孙权何以“诱之”；如无“瓦全”之意，以其神威怎能被“擒”；无“降”又“适”的前因，岂有“擒”而“斩”的后果。

但是，关羽虽失节，而人民群众并不因此而唾弃他，反而为粉饰“降曹”而做出了“约三事”、“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许多文章。这种“偏爱”的特殊原因何在？

有限史料能提供线索。

《三国志》记有“羽善待卒伍”、“请诸将饮食相对”。

试分析，关羽虽“骄于士大夫”，而对下属将士和民众能善待、有仁爱之心；虽刮骨疗毒也不耽误与诸将饮酒，说明关羽与将士卒伍及下层民众的交往和情感是非常融洽的。

攻樊城时，“梁邦、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

这里的“群盗”必为社会底层民众，从中也可窥见关羽在荆襄乃至中原人民中的影响号召力很大。

“羽威震华夏”，形成迫使曹操“议徒许都以避其锐”之势，这里的“其锐”恐怕不能单纯理解是关羽的军事锋芒，更重要的是民心背向的政治声势。

正是关羽在世之时，与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使关羽有广泛而深刻的民间基础，人民群众臣服其德行，仰慕其神威，珍视其情谊，所以能漠视或原谅他的过失，能祭拜他和颂扬他，才得以使关羽故事口头传诵百世不断、千年流传下来。

第三，关羽死后人们特殊的“自责”心理使然。

关羽是蜀汉名将，镇守荆州而攻曹魏樊城反被东吴斩杀。

由于关羽忠诚蜀汉、善待百姓、武功神威和良好的德行，同时也因民众对关羽父子不幸遭遇的同情，人们怀念他、祭祀他、供奉他，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中国古代民间本有在仲夏祠祀于民有功德者的礼俗，所以人们祭关羽也应是必然的事情。

人们在关羽死后祭祀他，应该说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即人们“自责”心理使然：关羽走麦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部属士卒在江陵被吕蒙占领后投降孙吴，这直接导致关羽失败被擒杀，这些叛离的士卒及家人受良心的责备反而要格外敬奉关羽。

《三国志·关羽传》记：“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

陈寿在《吴书·吕蒙传》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使关羽失败的这一原因：

“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魔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锐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者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轼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

这段话反映了吕蒙深知人们拥戴关羽，才下工夫施“攻心术”，不惜垂涕斩同乡而取信于江陵百姓，以情动人，还使用“反间计”以动摇羽军，终于促使“众皆委羽而降”。

关羽父子被斩后果出现，这些“委羽”的“士众”及其家人百姓心里如何能安稳！

回想关羽一世忠义厚恩，他们自谴自责，于是以祭祀关羽的形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也是寻找心灵解脱和安慰、祭告关羽的英灵以避报应。

如果认同以上情节和分析，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有“玉泉山关公显圣”这一章节。

关公英灵不散，“还我头来！”

被普净点破：“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

于是关羽顿悟而去，后于玉泉山显圣护民。

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

这正是当时有愧于关羽的人们心理活动的写照。

恐怕这也是人们何以漠视和粉饰关羽降曹变节的另一内在原因。

当然，对关羽的祭祀和崇拜活动首先只可能产生在三国之际的荆州，亦即荆楚一带。

但关羽的威名在当时中原和东吴的影响也很广泛和深刻，由于曹魏和孙吴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促使荆楚区域性的关羽祭祀崇拜活动逐渐向东西南北传播扩散，从而使关羽的故事流传更广。

关羽的故事最终能百世不衰、世代相传、不断繁衍，关羽形象不断提升和美化，应该说，这是人民的意愿，也是历史的选择。

有人说，关公崇拜是封建统治阶级精神奴役人民的政治工具。

不容否认，封建王朝推崇关公和看重《三国演义》，是因为其宣扬“正统”和“忠君”思想，正好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

不过，我们更要看到，无论是关公崇拜还是《三国演义》，它们是人民群众的创造物，是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敷演物，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所以它们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

可以说，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树立的一个当时社会的道德楷模。

“设神礼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关公造神运动的社会效果如此久远和显著，它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是其根本原因之所在，从中体现的中华民族追求社会道德规范性的愿望也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