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波斯庄：扑朔迷离背后的历史脉络与真相

公元20世纪末，在向来低调且内敛的扬州地界内，突然冒出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波斯庄。随即便借助复兴丝绸之路风潮，引起包括中伊友好协会和英美等国学者在内的无数外界关注。虽未掀起太大波澜，也没能给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出可观收益，却依然引发学界内的激烈争论。甚至连国内最著名的伊朗历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李铁匠教授，都特意撰文提出质疑。

本文就将以李教授的观点为蓝本，分析下这座扬州波斯庄的起源真实性问题。毕竟，有些事情真的是过程本身，比最终结论还要有趣。

传说与脉络

波斯庄的名字本身 容易让人误会当地的居民都来自伊朗

所谓的波斯庄，顾名思义就是有古代伊朗裔居民生活的地方。但这座位于扬州以东的不起眼村落，其实并没有太多相关人士存在。因而在对外宣传上非常取巧，选择以比较折中的方式进行自我证明。相传：

唐朝时有位波斯商人经过扬州，因生意需要而结识了郭姓巨商。后来，两人结伴到郭的家乡榉树阁，继续从事以物易丝活动。这位外商不仅性格豪爽、待人真诚，还因通晓医术而经常为地人治病，所以很快在地方上积累其声望。最后索性与郭家结为儿女亲家，直接在乡间落脚繁衍。

在现存的大量唐朝文字作品中

波斯等胡商的形象都是 富裕 博学 勇敢等正面属性

不久，东面的泰州发生兵匪流窜事件，直接威胁到靠近扬州的村庄本身。这位波斯商人又因身材高大、面貌奇特和悍勇强直等特质，被当地百姓拥戴为乡勇首领。最后还在对抗土匪的冲突中身亡。但子孙后裔却仍旧在村里开枝散叶，成为今日佴氏一族的直接起源，还一直将古朴的“波斯龙骧祭”习俗传承下来。

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当时的昌松乡政府专门拨款在本地修建“波斯亭”，还分别用中阿两种文字题写亭名。由此，扬州波斯庄的名声才渐渐走出地方，至今都能在大众点评等平台上搜索出来。但后续开发始终不温不火，并没有成长为富有特色的网红景区。

显然，我们可以通过上述故事脉络事获悉：

1 生活在波斯庄的大部分居民，并没有波斯渊源。

2 当地人也没有利用这些文化资源进行大肆包装开发。

除特定名称外 波斯庄实际上与普通乡镇没什么区别

来自权威大神的质疑

尽管波斯庄的正名并没有多少实际红利，却足以在新鲜感匮乏的学界内引起骚动。一时之间，

就迅速涌现出不下几十篇的相关历史论文与新闻报道。首先，就是由于历史上的扬州却有大批域外侨民生活，在数个世纪内都为各类海内外作者所记录。其次，波斯庄早年的无人问津状态，更易于为青年学者或舆论写手提供特色素材。

当然，这轮并不眼镜的“舆论野蛮生长”，终究会引来真正专家的格外留意。于是，著名的伊朗历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李铁匠教授，特意就波斯庄问题撰文驳斥。先后引用大量详实且可靠的文献记载，罗列出几个非常关键的信息要素，包括：

1 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波斯庄记录，其该地块长期隶属于泰州建制。

2 波斯庄边上的小型水道，是历史上的白塔河与白汊河，并非所谓的商船停泊之处。

3 古代的大部分商船，不具备从广州直接走海路通航扬州的能力。

4 扬州没有专门的市舶司机构。

5 唐朝的波斯侨民，大都居住于特定番坊，且在由安史之乱引发的屠城灾难中被杀。

6 当地佴姓其实与波斯并无关系，文物习俗亦有相当偏差。

7 所谓的古代龙骧祭，不过是地方上的不入流信仰习俗。

8 波斯称号在萨珊王朝灭亡后，被伊朗高原上的各类统治者放弃达千年时间。所以，即便有商人流落扬州，也不可能以波斯人身份自居。

然而，上述观点虽从表面看都合情合理，但却经不起更为细致缜密的推敲。因为扬州作为古代内陆水网交通和外海航运的结合部，一直深受地理变迁与时代发展的浪潮冲击。所以，刻舟求剑式的简单追述，根本不可能将任何问题解释清楚！

波斯庄的所在位置 实际上距离泰州更近

波斯庄的脉络真相

完成于1994年的 波斯庄碑文

事实上，波斯庄的确是非常现代化的特殊称谓。我们仅从如今留存的地方传说就能看出，由于村内大部分人口并非西域来客，所以很难在涉外交流不受重视的年代里被挖掘运用。但就此对当地的古代遗存进行反驳，怎么看都像是在对空气挥舞拳头，获得再多胜利也无法证明实力。

其次，唐朝时期的扬州已经因水土流水问题而饱受海岸线东扩之苦，主城区同外洋也有相当距离。但这并不能妨碍海船从长江口抵达当地卸货，甚至更进一步的将足迹延伸至整个长江中下游。例如在更早的南北朝时代，整个东南沿海就有相当数量的印度商船出没。曾远赴西天取经的著名僧人法显，就是在古称狮子国的斯里兰卡登船返航。不料遭风浪阻碍而停靠苏门答腊，索性乘另外一艘船奔赴广州，却再度因海况恶劣而漂流至今日的青岛上岸。

扬州的交通优势 不仅仅源于海洋方向

可见古人的科技滞后，并不能阻碍特定比例的海上行船需求。而且到公元6-9世纪，印度洋地区的海船技术又有新一轮发展。不仅让波斯商团成功取得红海到西印度之间的贸易垄断，还催生出进一步向南洋群岛方向推进的朱罗帝国。顺带也拉动东南沿海地区的航海升级，催生出广州、泉州和浙江宁波这三座港口的日益繁荣。

至于被李教授作为判断依据的市舶司，则是唐朝中后期才出现的制度创新。因为早年的盛唐朝廷，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北方沿线建设，对于地广人稀且异常复杂的长江以南并无太大兴趣。直到由安史之乱引起的衰退全面袭来，才逐步加强对几大产粮、贸易重镇的深化管理。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市舶司首创于7世纪的广州，便武断认定此前的港口贸易并不存在，更不可能抹去此前数百年的沿海交流痕迹。至少在唐宋之交的海南岛，就存在有被本地海盗掳掠为奴的波斯社区。可见有胡商从海上抵达扬州，绝非天方夜谭式的浪漫瞎想。

市舶司并不能被当做沿海贸易存在与否的唯一证明

此外，包括波斯和早期穆斯林访客在内的西域商贩，确实不像泰米尔人之类的南印度海岸居民那般熟悉水性。因而会在贸易路线的选择上做折中处理。比如通常是由斯里兰卡或马来半岛坐船起航，经过越南的占城和海南岛的三亚，直至珠江口的广州登岸落脚。随后为方便易物买卖、增强安全系数，直接由陆路穿过赣南山区，顺着赣江抵达当时还叫洪都的古代南昌。最后利用当地非常兴盛的造船产业，走上那条起始于扬州的北方运河线路。

正因如此，古代南昌一度是波斯、回回人口的聚居区，在人数规模上仅次于长安、广州和扬州。不但超越中都洛阳与幽州边陲，且完全凌驾于后来才更为实现反超的泉明二州。即便作为交通中枢的扬州城，在安史之乱中为溃兵洗劫衰败，大量走海路胡商被迫撤往明州暂避，也能靠得天独厚的优势坐享数百年繁荣。这也足以说明，即便有波斯人不习惯走全程海路，亦可利用内陆水系抵达扬州一带。

许多波斯和早期穆斯林商人 喜欢由南昌去往扬州

那么，唐朝时期的西域来客，都必须被限制于城市番坊之中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类似管理制度，主要被运用于中央权力较强的王朝前半段。到了朝廷影响力衰微而地方城市经济发展的后半段，许多原有的规章制度已不可能被严格执行。加之由频繁战乱所引发的人口迁徙，便进一步摧毁了隋唐雄主们所喜闻乐见的网格化管理。

最后，还是由于安史之乱所引起的连续震动，让李唐王朝的精英阶层出现意识偏转。过去那种乐于吸纳番兵胡商为自己所用的万丈豪情，迅速为提防不测的胆战心惊所取缔。传统儒家学士纷纷借机反攻倒算，联合社会基层机构对旧财富格局进行迅速清洗。于是，包括波斯、粟特、突厥和西域小邦后裔在内的特殊群体，不得不为人生与财富安全着想，主动采取汉化避世策略。除使用汉姓、撰写族谱等表面手段，还不忘将家业转移至周遭乡镇。扬州波斯庄的胡商迁居传说，恰好就是中晚唐社会风气转化的一种相互印证。而且无论来者的家乡坐落于何处，对于了解关外情况不多的原住民来说，都可以被算入波斯范畴。

唐朝时期的西域胡商雕塑

传统视野的局限性

从唐朝后期到明清易代 扬州还受到过多次灭顶之灾

当然，扬州作为海内外交通枢纽的历史，并没有因安史之乱的重创而立刻结束。因为只要联通关中与江东之间的漕运没有中断，当地就是一个很难被直接替换的重要节点。哪怕后来又在五代初年的混战中出现人吃人惨剧，依然能被稍后建立的杨吴政权立为王都。乃至蒙古帝国的元朝南下征服，还为昔日江都吸引来大批色目定居者。

不过，这种看似无后顾之忧的好日子，终究在明清两代浮现出显著衰退。首先就是由于长江下游的稳步延伸，让扬州彻底与沿海城市的身份无缘。其次，对岸的南京依靠政策扶持崛起，直接掀翻扬州的区域龙头定位。更为要紧的是，官营经济的一家独大与海禁政策下的主动封闭，注定了更要层面的活力丧失。

失去海洋属性的扬州 更多依赖内陆内河转运

于是，扬州虽可以继续靠粮赋、盐商享誉一方，但实际的贸易职能早已被广州、厦门、宁波，甚至是某个海角外岛超越。哪怕还有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流亡者被安置于当地，以及来自开封犹太人家庭的士大夫监管漕运，都无法从根本上逆转已经形成的衰退趋势。往后的多次经济改革也注定与扬州联系不大，既无法被列强划为通商口岸，也没有被新政制定者设立成任何示范区。好在长江北岸好歹是经济核心地段的边缘位置，本地的旅游资源更是相当丰富。所以多少能在不上不下的位置保持体面，并不急于靠各类捕风捉影的神话发明来标新立异，弄出诸如甘肃金昌市那样的“罗马村笑话”。

但完全为虚构产物的骊轩古城能在网络盛极一时，反而是更有依据的波斯庄却默默无闻，本身还与许多学者的传统视野有莫大关系。比如隋唐之际的上层统治者，总是乐于从西北各边区吸纳外族番兵、引进中亚美食、欣赏龟兹乐舞，并时刻准备同崛起于草原地带的新仇旧恨们交手。后来的两宋边界极具收缩，仍旧为应付自北面来的压力而烦恼不已。甚至到近代开端，还有蒙古人与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衣钵。这就让几乎所有上层建筑的视野都面朝西北，进而引起学术研究的一叶障目。

纯粹靠人为构建出来的 甘肃罗马村景区

与此同时，另一股源自海洋方向的影响，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江以南地区的输入。从帮助法显回国的印度商船，到送来波斯回回胡商的，以及后来携带洋枪洋炮的欧洲帆船，几乎都顺着同一条洋流滚滚东进。但要么是因距离与规模限制，不被远在北方的精英所关注。又或是同海禁政策产生理念冲突，被舆论打成洪水猛兽。比较和谐的相处之道，无外乎是滞留番坊与十三行，且只同官办的市舶司打交道。

加之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冲突，多集中于沿海江湖地区，让许多知识份子对拘泥于传统视角的研究方法持亲近态度。即便研究对象由国内转向国外，也更乐于在材料选取、分析论证与结论成型的过程中，迷信俄罗斯等内陆强国的片面世界观。丝毫不顾及本国境内的漫长海岸线，以及发生在地方上的繁多历史细节。当然也不会愿意承认，作为其理论源头的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其实都对海洋的态度极尽谄媚。否则就不会有萨珊王朝出兵也门、萨法维王朝联合英军占领霍尔木兹岛的事情发生，更无法解释伊凡四世对波罗的海公司代表的尴尬示好，以及彼得大帝的涅瓦河口新区战略。

唐朝时期的东西方贸易 恰恰离不开海洋因素

今天，无论是偏居一隅的波斯庄，还是同样萧条的扬州城，都在如活化石般表演着某种规律特质。无论曾经的繁荣多么兴盛，都可能在经年累月的疏忽中走向没落。很多时候，战略思维都取决于观察角度，而视野范围本身则更仰仗于臀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