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论逛动物园

现代城市的必备工程之一是，建造并拥有一个或多个动物园。而动物园也因此成为现代城市的一种标志性景观。在节假日陪同孩子逛动物园是城市家长们的日常活动，而即便对于天天见着牛羊、鸟、昆虫等动物的农村孩子来说，动物园同样充满着无法抵抗的吸引力，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安全地遇到从未见过的野生动物。

其实当人类从“动物”中抽离出来以后，整个世界就开始进入了驯化动物的人类中心年代。在这个过程中，动物不断被分类。比如，有的用来当作生产工具，有的用来观赏，有的用来陪伴。在动物园里，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得到的不只是与家人朋友的一段共处时光，也不只是关于动物的自然知识，还包括站在动物面前的“居于它们之上”的某种现代人地位。

当然，动物也曾意味着强大和高贵。从初民社会到民族国家，它们都是各式图腾的精神来源。只不过这不是大多数现代人的意识。一个例子是，连“食人动物”如今也不过是一个艺术性的概念了，它只存在于文学、绘画以及电影的创作中。仿佛在恐惧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与动物的深度联系。

正如段义孚所说：

“荒凉和令人惊惧的自然在野生动物和鬼怪的形状中变得鲜活具体。西方世界的边疆史充斥着遭遇自然以及超自然野兽的故事，它们是荒野的意象和可怕骚乱的一部分。起初是近东的沙漠和干旷草原，然后是欧洲和北美的黑森林，人们认为这些地方栖居着残暴的动物、鬼怪和妖魔。”

地理学家段义孚（1930年-2022年）。

动物园显然就是人类能力和知识得到张扬的地方了。我们在这里渴望与动物重建关系，了解大自然，也在这里参与人与动物、观看与被观看、理性与野蛮的互动游戏。段义孚在搜集资料时发现，或许前现代时期的最宏大动物园位于被征服前的墨西哥阿兹特克——园中仅为照料这些水鸟就雇了大约300人，动物们甚至有自己的医生。而这种互动游戏背后的思维模式，甚至也出现在人与其他被定义为非正常人（例如精神病患者）的关系之中。

段义孚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表达他对动物的思考。不久前（8月10日），段义孚逝世，享年92岁。在今年夏天，当年的小册子翻译成中文出版。以下内容经光启书局授权节选自《制造宠物》一书第五章，摘编有删节，顺序有调整。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美]段义孚

《制造宠物》，[美]段义孚 著，赵世玲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2年7月。

动物标本，在博物馆里

博物馆（museum）这个词是广告用语。巴纳姆在被称为博物馆的地方展示自己的商品。这个词使我们想起博学高尚的机构。在18世纪后期，开明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对博物馆的设想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对自然的恰当展示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然而到19世纪中叶，由于成功地吸引了追求感官刺激的一大群看客（大部分属于较低阶层），除了寥寥可数的全国性机构，博物馆失去了严肃的目的，基本成为娱乐场所，正如一位美国教育家在1852年说，这里“保存一些鸟类和动物标本，展览怪物，并举办低俗的戏剧表演”。

博物馆在20世纪重获了最初的崇高使命。现代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展品不仅是供消遣的对象。虽然博物馆仍旧应该给人乐趣，但这是一种思考的乐趣。

《博物馆奇妙夜》（Night at the Museum2006）剧照。

博物馆不再毫无想象力地展示鸟类标本，以及展示立在底座上或是放在玻璃柜中的泥塑印第安人。与以前不同，这里陈列精心设计的透视画，三维地展示动物和人类的栖息地。当参观者通过大厅时，他们可能在一个橱窗中看到南极洲的企鹅在冰原上晒太阳，在另一个橱窗见到一个爱斯基摩家庭在北极荒野上搭建的雪屋外操持家务；在一面玻璃后面可能遇到狂奔穿过一片非洲灌木丛的鬣狗，而另外一面玻璃后面是班图牧人们在赶牛入圈。

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不论是动物还是人类的模型都不会仅仅为取乐而重现他们的姿态行为。参观者见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活动。然而动物和人的模型都在表演：由照明的透视画、玻璃橱窗和光线暗淡的大厅构成的背景使这一舞台表演显而易见，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事实。

现代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人类和动物，就跟马戏团以及巴纳姆所谓的博物馆展示特定的动物和人是一样的。当然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现代博物馆的所有展品都是活物的模型，不是活物本身。

在动物园发生的观看游戏

《我家买了动物园》（We Bought a Zoo 2011）剧照。

现代动物园展示活的动物。笼子的铁栏杆后面，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人类这个物种。大卫·加奈特（David Garnett）有本小说名为《动物园里的人》（A Man in the Zoo，1924），书想象有个男人愿意加入动物园的猴子，作为人类物种的一员被展示。加奈特的想法或许并不像他本人相信的那样异想天开：同其他动物一起展览人类是个古老且悠久的游戏。

然而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现代动物园从科学家的开明观念中产生。这些人严肃关注对自然的科学理解并关注教育。展示人类的思想会强烈地触犯他们的敏感神经。确实，19世纪的社会仍旧等级森严，认为有些人高人一等，另一些人属于较下层阶级（classes），这个词不加区别地应用于贫穷的劳工和较高等的动物。然而对人类同胞表现出明显的粗鲁或屈尊俯就已经令人难以接受。不过对于被捕获的动物，社会在过去和现在的态度都要放任得多。

虽然现代动物园的宗旨既直截了当，又值得嘉许，人们对动物园的体验很可能模糊复杂。

动物园除了为游客提供欣赏大自然的多样性和辉煌的机会，也使他们感觉自己比笼中的野兽优越，并得以了解动物行为的各个方面，比如进食和交配——而观看人类自己进行这些活动则会令人颇感烦扰并隐隐觉得厌恶。

人们正在伦敦动物园喂食动物。理查德·多伊尔（Richard Doyle）所作漫画《笨拙》（Punch），1849年11月19日。

游览动物园的一件快事是喂动物食物。这是慷慨之举，从中获得的愉悦也十分纯粹，不过二者都以优越性和权力为基础。让另一种生物吃我们手中的食物——如果这种动物先乞食，并且它体型较大，在另一种不太有利于我们的环境中足以凌驾我们，我们会特别的兴高采烈。游客们仅仅观看食肉动物进食就会感觉愉悦。

我们在进食时要遵守礼仪。我们越是开化，或是自认为开化，就越是对狼吞虎咽感觉不快——尤其是肉类——肉支持我们的生命，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肉是最精致文化的基础。在动物园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事实，但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而是在我们感觉高它们一等的动物身上。动物园的管理人知晓，当公众见到狮子吞食一大块血淋淋的肉时，会变得十分兴奋。公众对这一简单的生命延续活动是如此喜爱，以至于动物园的管理人可能感觉有义务每天喂狮子一顿，虽然在野外它们至多一周才能饱餐一次。

猴子的吸引力很大。见到围观犀牛的人不足十个，而在一群猴子面前人群熙熙攘攘，一个著名马戏团的主管十分愤愤不平。犀牛花了他1200美元，而猴子总共才值45美元。

猴子并非稀有动物，为何它们有这么好的人缘？无疑理由之一是它们像人。参观者可以公开盯着它们，取笑它们。有些观众尤其对猴子动辄交配感兴趣。窥淫癖是被禁止的，除非发生在类人动物身上。然而猴子同人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有些喂养动物的花园管理人希望原则上不养猴子。黑蒂格尔观察评论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物园之一有座喂养狒狒的宽大室外笼舍，由于笼内的同住者举止‘下流’，人们不得不将笼舍拆除。”

据黑蒂格尔说，直立姿势的动物对动物园游客格外有吸引力。是否因为站立的姿势使动物似乎更像人？

电影《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2011）剧照。

绝大多数大型动物四肢着地。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熊，这可能部分解释了公众喜欢它的缘由。当狗坐起来打躬作揖时对人最具吸引力。海马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赞许，甚至在那些生活在内陆，从未见过它的人们中。它是唯一直立的鱼，妇女会佩戴海马样式的饰品。鹦鹉和猫头鹰是直立的鸟类。由于竖直的姿态和学舌人类的能力，鹦鹉“近似人类”。在古希腊以及后来在欧洲的其他文化区，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但显然部分由于它昼伏夜出的生活，它未能获得世界范围的青睐。

动物园的病理学隐喻

最早的现代动物园在巴黎和伦敦，起初是科学机构。公众的兴趣使它们对科学团体成员之外的人开放，并带动欧洲的几个城市在1860年之前建立了公共动物园：除了巴黎和伦敦，还有都柏林、布里斯托、柏林、法兰克福、安特卫普和鹿特丹。查尔斯·达尔文和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等著名科学家常到伦敦动物园参观动物。艺术家们也研究自然，认为在周日到动物园去远足获益良多。

然而动物园的广大游客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更深刻地欣赏自然。直到20世纪之后，游园的人群仍然吵闹粗鲁。饲养员不得不时刻防备。

电影《动物园看守》（Zookeeper 2011）剧照。

曾在莫斯科动物园工作的一位饲养员写道：“从早到晚，令人厌烦、吵吵嚷嚷的人群在兽笼前川流不息。他们哪怕在野外见到一头野兽也会惊慌失措，如今他们看见动物们是如此无害于人、屈辱可悲，这令他们感到高兴。暴民们粗野地叫嚷并摇晃动物的锁链，为自己的懦弱而报复，当饲养员抗议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付钱了’，这使人无法抗议。”

对笼中困兽的这种行为与在更早的年代，人们对被关押的精神病患者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在近代早期（1600—1750），欧洲人将疯子视为最低等的人，虽然还有可被救赎的灵魂，却几乎沦落到纯粹兽性的状态。精神错乱者的地位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当罪犯和疯子关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因为罪犯必须与疯人为伍而可怜他。然而不仅下等人，甚至社会的最优雅之士，都为求娱乐蜂拥到伦敦专门收治精神病人的贝德莱姆皇家医院（以贝德莱姆而著称）。

正如在20世纪初，人们可能残忍地逗弄动物园里的笼中兽，在更早的时代，到贝德莱姆的访客为了看到更疯狂的表演，有意激怒这些被锁链拴在号子里的病人，或是用杜松子酒灌醉他们。直到1770年医院最终对公众关闭前，贝德莱姆皇家医院每年接待的访客达到9.6万人。收取的门票费足以支撑这个机构作。

《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75）剧照。

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疯子的遭遇类似于在欧洲。

第一座综合医院——宾夕法尼亚医院——1756年开门接诊。精神病人被禁闭在地下室里，往往被拴在号子地板或墙上的固定铁环上。看护手持鞭子，随意抽打。精神错乱病人被视为是危险但也逗趣的野生动物。当地人在招待外地访客时带他们去观看和逗弄这些病人。当时的人们残忍地想象精神失常者像野兽一样不知冷暖，因此可以被赤身关在号子里。

开明的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1745—1813）反对这种虐待狂式的做法，但是他本人也沾染了疯子像动物的观念。例如他相信通过完全不提供食物，可以“驯服”精神病人，为了支持他的见解，他还引用事实说，印度人制服野象的办法是不喂食，直到它们变得骨瘦如柴。他也建议将制服野马的方法用在暴力的病人身上。

建构有动物的植物园

有时人们将植物园称为“一个房间里的全世界”，它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出现在欧洲的启蒙中心。植物园自豪地夸耀说它拥有来自“世界最遥远地方”的物种。

对植物园的典型设计是将它分成四部分，既表现来自波斯人的极乐园有四部分的概念，也体现了四大洲的思想。但是修建者意识到植物园存在一个问题，即它们只有植物。动物在哪里呢？

短片《鸵鸟散步，巴黎植物园》（Autruches 1896）画面。

如果没有动物，这种花园既不能宣称代表创世时期的伊甸园，也不能表明人对整个有机自然界的支配。建筑师兼设计师确实力图囊括动物，但是必须把它们分开喂养。有些植物园开始陈列死去动物的标本。这些举动心照不宣地承认了一种渴望的失败——它根植于亚当支配野兽的神话——虽然欧洲人直到17世纪还无法全盘放弃它。

认为残暴的动物在人走近时会驯顺地跪倒，因此它们是完美世界中适宜的伙伴，这是梦想，可能是人类最自命不凡的渴望之一。它并不局限于西方文化，有证据表明它也出现在其他发达文化中。不论在何处，人若是设想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一梦想的要素就一再出现。将梦想转变为现实的努力却遇到问题，比如如何将动物搬进园子，成为似乎是园子自然有机的组成部分。而这寓意着，人类需要同动物相伴，而且依据支配和控制的原则同它们相伴。

原文作者/[美]段义孚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