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读“吾生有事”，志抱神州出贵州的廖彬宇先生

乙未年第一次见到彬宇先生，心里立刻就想到的，是范仲淹见到张载时说的那句话：“一见知其远器”。我相信，如果范仲淹见到的不是张载，而是彬宇，他仍旧还会这样说。

那一年，彬宇先生29岁。

那一年，适逢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京都的曹雪芹纪念馆和海上的上海图书馆都热情地邀请我去讲座。记得我是先去的北京，计划讲座结束后就立即飞上海。而就在在京都的曹雪芹纪念馆讲座之前，经北京四观书院的副院长、老朋友王一先生的引荐，我先抽空去北京四观书院做了一次讲座。也因为这次的讲座，我第一次见到了彬宇先生。沉稳、聪颖、智慧、大气，而且早就已经名动天下：1986年出生，年少退学，但是却不是外出打工，而是志在高远。闭门苦读，孜孜以求，19岁开始撰写《国学旨归》的准备，26 岁完成，共七册，二百万字，冯其庸先生、成中英先生、刘大钧先生等诸多大家都给以热情鼓励与积极评价。28岁，又开坛京都，主四观学院。升堂论道，学子云集。应该说，这更实属不易!遥想当年，天才少年王弼曾经“自为客主数番”，更曾经“一坐人便以为屈”，这使得世人为之叹奇，确实，尽管自古英雄出少年，但却毕竟更多的只是有志不在年高。果真要“自为客主数番”、要“一坐人便以为屈”，还是需要深厚的国学功底的。所以，学人们往往会说，对于人文学者而言，60岁才是青春。孰料，“自为客主数番”、“一坐人便以为屈”，不仅古代的王弼做到了，年轻的彬宇先生也做到了。

而今，距离第一次的相识已经过去了五年。彬宇先生已经34岁，也已经荣任华夏文化促进会驻会主席、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更已经学业精进。我们之间，也时有联系。四年前，我的长篇论文《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在国内引发讨论，北京学者的讨论会是借彬宇先生的四观书院的宝地召开的，同样是四年前，华夏文化促进会换届，彬宇先生荣任华夏文化促进会驻会主席，我也忝列华夏文化促进会的顾问，因此曾一起与会;三年前，华夏文化促进会国家文化战略与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彬宇先生《平心平天下》新书发布会，我也曾经前往祝贺……彼此之间的了解越来越多，对于他的敬佩也在与日俱增。

接下来，当然就要说到最近的交往，也就是眼前的这本《中天而立集——廖彬宇先生诗词暨名家手迹文章鉴赏集》了。承蒙彬宇先生不弃，我得以先睹书稿为快。细读之后，我发现，对彬宇先生的了解，借此而愈发细致入微了。记得熊秉明先生在评价潘天寿先生的作品的时候曾经吃惊地发现：“我不曾见过潘天寿先生，但是，我觉得很认识他。他的作品，我觉得每一点、每一笔都注入全力，都凸显真诚、刚毅、正直‘博大的品格。与其说我在画中看见花卉、木石、山川，毋宁说我看见‘他在’。”我要说的是，在彬宇先生的书稿里，我看见的，也正是——“他在”。

彬宇先生年少成名;翩翩少年，堪称一代传奇。但是，对于他所走过的道路，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有点若明若暗。但是，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却不难清晰地看到他的人生历程。《庚辰岁自行愿文》，写于2000年，时年14岁，显然，那时的他已经壮志凌云，八斗奇才傲天下。三更火、五更鸡，挥毫书奇志，仗笔写华章的卧读岁月令人怦然心动，油然而生的，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之慨。正如李贺诗歌所吟诵的：“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壬午岁山居吟》写于2002年，时年16岁，但是，“独卧山房竹下风，夜观宇宙探鸿蒙。”“素书一卷”在手，更宏愿在心：“愿将性命穷坟典”。对比一下很多的人的16岁，不得不说，人之所以“能”，是源于相信“能”。没有比脚更远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癸未岁雨后踏春》，写于2003年，时年17岁;《癸未岁伏生授经有作读书吟七绝》，也是写于2003年，时年17岁，可是，年少的彬宇先生已经“非钓鲈鱼只钓鳌”，而且已经深味“亿万藏书遗后世，千秋功业尽为尘”的奥秘。披星戴月、含英咀华、山高不厌攀、水深不厌潜、学精不厌苦的彬宇先生恍如就在眼前。北宋的胡瑗，被称作宋初三先生之一，自幼“以圣贤自期许”，“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忧心也。”我猜想，这场景应该也可以移用于当年的彬宇先生。当然，最引人瞩目的，是《甲申岁退学吟古风》、《甲申岁退学自励怀七律》，诗歌写的是彬宇先生的毅然退学。2004年，时年18岁。“为问狂澜谁力挽，天生砥柱峙中流。他年紫阁光传统，振世英才不胜收。”这无疑是彬宇先生一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年纪轻轻，却如此坚毅果敢、如此不计得失，其担当，其格局，其心胸，其气魄，实在令人敬佩景仰，而且，以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彬宇先生跃然纸上……总之，瓦雷里读到里尔克的诗歌后曾经感叹：“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人，我熟悉他这个我们世界上最柔弱、精神最为充溢的人。”这是瓦雷里在里尔克的诗歌中发现的“他在”。而我，也在彬宇先生的诗歌里发现了彬宇先生的“他在”。 这“他在”令人感动，更催人奋进。正如罗丹在看到法兰西大教堂的两根秀美的石柱时所感叹的：“我的灵魂的青春又苏醒过来。”我要说，读了彬宇先生的诗歌，同样，我的——我们的“灵魂的青春又苏醒过来”了。

更何况，在彬宇先生的书稿中，我所看见的“他在”还不仅仅是一个自幼就立志高远的哲人，而且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确实，只要读过彬宇先生的诗歌，就不能不惊叹于它的汪洋恣肆，雄奇激越，想象丰富，诗风飘逸;师古而能化古，食古而不泥古，熔哲理性、艺术性于一体，集真性情、新发现于一体……可谓青春与行旅同在，思想与时代相连，言志与咏怀共存，豪放与婉约相融。俨然日月星辰之上、山川湖海之间的一曲独特的风雅之音，吟之神清气爽，品之令人难忘，赏之余味悠长……不过，还不仅仅如此，因为，我发现，彬宇先生在诗歌中所呈现的，其实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而是一个哲学家诗人，或者，一个诗人哲学家。他自己就一再说到：“故诗集哲学、美学、大道之学于一身，为雅言雅教也。”“吾华族自古以来倡导诗教精神”，而且，“先能为诗，后能成事。欲为大人，先做诗人。”我体会，这其实恰恰就是彬宇先生的独到感悟。哲思就一定是枯燥的吗?哲思就仅仅是在概念的王国信步漫游、流连忘返的吗?诗人亟需独有的气质，这已经众所周知，其实，哲人更加亟需独有的气质。恰如尼采所说：是“生命成了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这无异一个生命魔圈。因此，然后才会有哲思，也才会有诗歌。哲思与诗歌本来就是一体，是双生子，没有哲思，诗歌只能是吟风弄月，顾影自怜，没有诗歌，哲思也只能是三段论推理的概念机器。庄子、王阳明、尼采、海德格尔的哲思中有诗，陶渊明、苏轼、但丁、歌德的诗歌中也有思。更何况，哲思对于变中之不变，瞬息中之永恒的把握，往往也亟待借助于诗。因此，只有那些带着泪水与欢笑去感受与思考的人，才是真正的哲人。津津乐道于几块概念积木的把玩，其实与哲人无缘。法国哲学家寓哲理于小说，德国浪漫派哲人寓哲理于诗歌，中国的哲人的哲思更一定最富有诗意，道理就在这里。

因此，在彬宇先生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他在”，首先，是一个哲人的行吟。

叶赛宁说：“我们在大地上只过一生。”彬宇先生也说：“人感天地之大美而有诗。”“江山恒壮美，我辈复登临”。因此，在华夏的胜景中，他踽踽独行，摩挲历史的鬓角，自由自在地徜徉。或者，在缅怀中遣怀绵长心绪，或者，在遥想中掇拾历史琐闻，或记野史，或谈见闻，或书行旅……咏文王(《戊子岁於安阳咏文王七律》)、咏玄奘(《丙戌岁玄奘吟古风》)、咏王阳明(《乙酉岁咏阳明先生五律》)、咏张载(《丁酉岁咏张子七律》)、怀曾文正公(《甲申岁集古五律怀曾文正公》)、怀左宗棠(《甲申岁怀左宗棠七律》)、怀彭玉麟(《甲申岁怀彭玉麟》)……秋山揽胜(《丙戌岁秋山揽胜吟七律》)梧桐山居(《丁亥岁梧桐山居吟五律》)、武当之巅(《戊子岁武当之巅七律》)、珞珈山行(《丙申孟夏武汉大学珞珈山行吟古风》)……山水间含孕岁月的赠予，风云里洞见心灵的风景。哲人的行吟的心路历程历历在目，感情一泻千里，想象毫无顾忌，语言不羁流畅，洋溢其中的，是人生中最最高尚而又纯洁的享受。因此，诗歌，成为了彬宇先生的生命的自救，因为，彬宇先生把生命活成了诗歌。

同时，在彬宇先生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他在”，其次，还是一个行吟的哲人。

刘义庆 《世说新语·言语》中说:“卫洗马(卫玠) 初欲渡江, 形神惨悴, 语左右云:‘见此茫茫, 不觉百端交集。”此“不觉百端交集”的“茫茫”，唯有以诗歌言之。这就是王羲之所慨叹的：“寓目理自陈”。在彬宇先生的诗歌中，一览之余，会发现写的都是身边琐事，但是，这其实也是一个学人的正事，也“理自陈”于其中。宋代大哲程颢就曾经告诫：不要“强生事”，并且“心要在腔子里”，因此，他甚至喜欢看鸡雏。再联想张载的喜欢听驴鸣、周敦颐的窗前杂草不除……再联想朱熹做周敦颐《像赞》曾赞誉的“风月无边，庭草交翠。”我们会发现：这里的不要“强生事”、这里的“心要在腔子里”，指向的，正是诗的人生，也是人生的诗。写于2015年的《乙未岁四观经世自胜吟》，时年29岁。是年，冯其庸先生以“忘年交”的身份为彬宇先生题写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幅字：“四观书院”“经世致用”，简称“四观经世”。彬宇先生有感于冯老题字，创作了此诗。他告诉我们：“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古来自胜皆强者，功不唐捐上九重。”“山登绝顶我为峰”，这其实是常见的冥思，但是，彬宇先生却另有洞见，他巧借“自胜”二字，别开洞天：登临绝顶的自己其实也仍旧还是一座新的高峰，也还期待着继续的全力攀爬。而且，“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推而广之，彬宇先生的“观雪”(《壬午岁观雪吟七绝》)、“咏琴”(《癸未岁咏琴七绝》)、“咏棋”(《癸未岁咏棋七绝》)、“咏画”(《癸未岁咏画七绝》)、“咏易”(《甲申岁卜算子·咏易》)、“咏鸡”(《乙酉岁咏鸡七律》)、咏松(《庚子夏咏松七律》)……也每每如此。字里行间凸显而出的，都是一个真正的“哲人”：为思而快、为思而乐，为思而生而不是以思为生……相比之下，再回头来看一看某些 “教授”、“学者”的诗歌，我则不能不说，则有点苍白得可以。这是因为，当他们矫揉造作地大呼“惊奇”时，其实根本就没有触及存在的秘密，更没有任何灵魂的悸动。“必然”这个墨杜萨已经把他们都通通化为了思想的石头。

最后要说的，是《中天而立集》这个题名。彬宇先生为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中天而立》，在我看来，无疑是大有深意。一查即知，中天是天文学上当行星、恒星或星座等天体在周日运动的过程中所经过的一个点，时之该天体恰恰经过当地子午圈的时刻。换言之，也就是该天体在最高点的位置，也是该天体最接近天顶的时刻。《列子.周穆王》曰：“王执化人之袪，腾而上者，中天乃止。”诗哲杜甫《后出塞》诗五首之二曰：“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显然，它袒露出彬宇先生的宏大志向。古人云：诗言志，确有之也。历经千帆，彬宇先生偏偏归来仍旧少年。在《癸巳岁继圣吟七律》中，27岁的彬宇先生就曾经慨然而言：“世事功名不必论，且将壮志付弘深。穷推易理明天道，敷衍人情契圣心。造化千般终有数，诗书万卷未为沉。先王道统谁相继，五百年来自可寻。”其中的“先王道统谁相继，五百年来自可寻”，堪称已经把彬宇先生的心迹剖白得一清二楚。我要说，这也是我最为看重的地方。1300年前的惠能、500年前的王阳明、300年前的曹雪芹，是我在后期中国社会中的最爱。其中，王阳明起于贵州，实非偶然。他困居贵州，曾称之为“疫厉之地”。然而，贵州却也不容小觑。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阳明先生正是起于贵州。令人不能不产生联想的是。迄今已经又足五百年之数。中华文化之复兴，无疑也殷殷有待于彬宇先生及众多同道者。我深知，彬宇先生对此铭记于心。

1923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而熊十力不但把释迦牟尼的出现慧眼独具地称之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还曾勉励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弟子唐君毅等人云：“大事因缘出世，谁不当有此念耶?”王夫之也曾自题座右铭云：“吾生有事。”

也许这个提示本身就是多余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彬宇先生起步于易学，这其实绝非偶然。要知道，全部北宋的哲学，其实也就是易学。易学的“生生不已”，开启了中国思想的康庄大道，但是，却又并非结束。“生生不已”固然可贵，但是，“生生不已又如何可能“?无疑正是一个更加严峻的课题。前面提及的魏晋玄学的王弼之所以能够超迈众生，正是因为他能够进而以“无”为心、以“生成”为心。不过，这还并非结束。由此，再去看北宋程子的“自明吾理”，才会洞悉“重估一切价值”何以成为此后一代又一代哲人的宿命。显然，正如贝莱克所说,“我们先扬起尘土,然后抱怨自己看不见。”也正如莎士比亚所嘲讽的：“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我们亟待去做的，过去是、现在也仍旧是：给中国哲学以思想的尊严，就犹如海德格尔所曾经给予尼采的思想的尊严。

思想的道路还很遥远，因此，“为一大事因缘出世”;因此，“吾生有事”;因此“谁不当有此念耶?”

谨以此，寄厚望于彬宇先生!

谨以此，与彬宇先生共勉!

潘知常

2020年岁末，于南京卧龙湖，明庐

注：潘知常，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