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大使的衣橱

魅力也可以作为武器。

作者 | 傅莹

中国人是否需要“国服”？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随着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活跃，在出席其他国家的正式庆典和礼仪等国事活动时，如何选择服装成为颇费思量的问题。

01

华丽的唐装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两度担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主。这场多边活动有一个特殊的环节，就是由东道国向出席会议的其他成员方领导人赠送一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各国领导人要在最后一天穿上这套衣服进行大合影。

这一传统始自1994年印尼茂物会议，时任总统苏哈托向来宾赠送了印尼国服：传统蜡染布做的“巴迪”衬衫。茂物会议后，这个做法被后来的主办国继承下来，菲律宾的“巴隆”、智利的“查曼托”、越南的“奥黛”，以及文莱、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秘鲁等国的特色服装，都曾作为主办方的民族服饰在各届 APEC会议上亮相。

这在一定意义上刺激了我们对“国服”的需求和探索。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服饰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中方作为主办方，会前向各国领导人提供了多种颜色的织锦缎面料供选择，提前索要了尺码，合身定制，宾客抵达时，房间中已经摆放着一套精美的唐装。大部分亚洲国家领导人对唐装是接受和欣赏的。

例如，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穿着宝蓝色唐装颇有些自然天成的味道。晚宴后，他回到酒店独坐于大堂，欣赏中国民乐演奏许久。人们看着他笔挺的背影，笑称可能这身扮相太帅，使得他不愿早早回到房间。而欧美国家领导人对穿唐装却不那么适应。织锦缎在西方服饰中，尤其对男士而言，大抵是用于睡袍的面料，据说当时有两位领导人还相互商讨是否要穿这套“睡衣”礼服出镜。

作为国服，不仅需要体现传统，也要跟上现代社会生活步伐。唐装虽然集诸多中国元素于一体，但是终因其过于华丽而难以成为广为接受的正式场合中华礼服。

02

穿旗袍亦有尴尬时刻

我第一任做大使是在菲律宾。那时我穿旗袍比较多，常因为服饰过于女性化而被当作“太太”对待。

我在使馆举办招待会时，与先生郝时远站在门口迎接来宾，老郝会刻意与我错后半步。然而，总有人会忽视我的存在，直接先与站在后面的老郝握手，表达感谢和祝愿。

有时我去酒店出席国事活动，大堂门童拉开车门相迎，看到我是女士，以为是大使夫人，扶我下车之后会跑到车的另一边，拉开车门去迎接“大使”。

有一次我出席一场官方仪式，进门后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请我在旁边等一会儿。等了好一会儿，见许多大使都进去了，我有点诧异，就问：是否轮到我了？工作人员很客气地说，等到大使他本人到了，就可以直接进去了。我意识到自己被视作大使助理了，也客气地回复说，大使她本人在这里已经等候一会儿了。这位工作人员慌忙道歉，一直送我到中国大使的座位。

这让我意识到社会观念对大使的形象有一定预期，而服饰表达着一定的身份含义。我开始刻意地调整自己的着装风格，尤其是日装，更多选择西式套装，或者中式长款上衣。

03

递交国书时的礼服

2007年夏天我赴伦敦就任中国驻英国大使，英方安排我于6月12日向女王递交国书。为此，英国外交部礼宾司邀请我和老郝提前一周前往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副司长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分别向我们夫妇详细介绍递交国书的程序和礼仪规则。

届时王宫将派出两驾传统的皇家马车到使馆迎接，请中国大使夫妇和陪同的4位资深馆员分别乘坐。递交国书的着装要求是晨礼服或者民族服装。礼宾司司长特意说明，当天女王接国书的时候将着日装，这是因为仪式是在女王家里举行，她采用日常装束迎接。

届时王室外交使团典礼官会随车迎接并且陪伴，他将身穿饰以金边的大礼服，头戴三角形礼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是位女士，她也要着日礼服，戴礼帽。礼宾司司长委婉而又恳切地嘱咐老郝：“无论您平时多么习惯于穿西装，在这个场合拜托一定要穿礼服。”

我赴任之前定制了一套中式礼服。在听取朋友们各种建议的基础上选定了一块黄底青色图案的织锦缎面料，上面的金色暗纹呈现珍珠般的光泽。样式是我与设计师燕迪一道商量出来的，采用了硬朗的中式立领，青色的滚边与织锦缎上的图案相呼应。为了上下台阶方便，我没有采用旗袍样式，而是做成长款上衣，有一点燕尾服的味道，搭配蓝色真丝长裤，整体感很好。为了避免与女王“撞衫”，我提前打了招呼，说明我的礼服是黄底青色图案的。

在向女王递交国书时，陪同我的老郝穿的是在“红都”定制的黑色“中华小立领”，东方气息十足，应该没有辜负英国礼宾司的一片苦心。

“她穿着一身粉色格子套裙，佩戴着优雅的珍珠耳环和项链，脸上始终带着自信又睿智的微笑，她很有魅力，但她也明白——魅力也可以作为武器。”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在傅莹离任中国驻英国大使时的采访中，知名记者莱昂内尔·巴伯对于傅莹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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