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洁峰:纪念革命先烈是广州人的责任

　　卢洁峰　文史研究者，祖籍广东珠海。 　　出版著作:《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仁安羌解围战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先烈路钩沉》(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等。

　　《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先烈路钩沉》，卢洁峰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

　　2015年，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教授向记者推荐《仁安羌解围战考》，认为是一本资料扎实、颇有创见的著作，作者卢洁峰就在广州，不过她并非“学院派”，也没有挂靠某个研究机构。

　　卢洁峰一直在做广州近代城市文化的研究，勤于为文，顺理成章成为南方都市报副刊历史版的撰稿人之一。广州近代城市文化的各种史料，正是卢洁峰熟悉的领域，但近年不少类似的学术或公众活动，她都很少参与，只是因为“手头事太多了”。有几次记者约她见面，她答复:手头正在写一本书，等书出来再约。她指的书，就是新近出版的《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先烈路钩沉》。

　　《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先烈路钩沉》中的某些篇章，记者虽然之前陆续读过，但通读全书，仍然大为震撼。

　　一是对先烈路的认知即刻丰富起来。作为近在身旁、耳熟能详的一条城市马路，从马路形成之初到最后的定名，竟然有这么多丰富的历史信息蕴藏其中。先烈路的演变史，大而言之，几乎折射出了广州近代革命史全貌，小而言之，则是见证了广州城区的拓展历程。

　　二是对卢洁峰的研究敬佩有加。如她所言，多年来，她既无头衔也无资助，全凭热爱在做相关研究，希望对广州城市文化内涵与传统的开拓做出贡献。她常年与浩瀚而零散的档案材料打交道，走的是学术研究的严谨之路；而她又走出书斋，通过实地走访与调研，与史料相得益彰相互印证，又让其研究多了生动之气。

　　《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先烈路钩沉》是国内第一部城市道路史的研究专著。其研究初衷与过程如何，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与“发现”的喜悦，记者为此专访了卢洁峰。

　　访谈

　　第一部研究广州先烈路的专著

　　南都:《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先烈路钩沉》收录了你多年的研究成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先烈路的研究感兴趣?契机是什么?

　　卢洁峰:这项研究最早开始于1998年，原本的研究对象不是先烈路，而是广州中山纪念堂。在中山纪念堂的研究中，我旁及了很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史料。因此，当2003年《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出版后，我就着手研究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邱捷教授提议我研究一下广州先烈路，称“一直没有人做这个课题。”

　　2005年清明节，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走进了广州新一军公墓——原来广州还有一座广州新一军公墓!它究竟有多大?印缅抗战阵亡将士的骨骸骨灰都埋在哪里?濂泉路墓门大牌坊原来长什么样子?那只用1.6吨炮弹壳铸成的大铜鹰飞哪儿了?为寻找答案，我对新一军公墓的建筑史展开研究。研究中我发现，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孙立人军长之所以择定广州建筑新一军公墓，就是因为广州有一条先烈路。这也成为我研究先烈路建筑史的契机。

　　南都:作为第一部研究先烈路的专著，既没有完整资料可供参考，城市地理变迁又非常巨大，你是如何理清楚其中的历史变迁?

　　卢洁峰:广州先烈路的研究没有前人著述可以借鉴，所涉史料广泛而庞大，没有任何捷径，只有老老实实地去发掘、去搜集。我偏好于历史顺序与逻辑顺序相统一。因此，首先要弄清楚广州先烈路是怎样来的?定名于何时?我的原则是:找第一手资料，找原始凭据。仅仅为发掘先烈路命名时间的凭据，我就在广州市国家档案馆里泡了整整3个月。此外，我还搜集、查阅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地图，对照地图，逐一辨认，从中廓清全路变迁的历史过程，为沿线各大公墓坟茔的研究奠下初步基础。

　　南都:广州先烈路是中国唯一以“先烈”命名的城市道路，你的研究发现，除了现存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朱执信墓、张民达墓等以外，沿路曾经有过数十座革命先烈的公墓坟茔，这是不是正好说明广州是中国近代的“革命策源地”?

　　卢洁峰:是的。1895年秋，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乙未重阳起义，发生在广州；1900年10月30日凌晨，为配合惠州三洲田起义，史坚如谋炸广东巡抚兼署理两广总督德寿，发生在广州；1910年2月12日爆发的庚戌新军起义，发生在广州；1911年辛亥三二九起义，发生在广州；之后的“二次革命”、讨龙护国、护法战争、讨沈、讨桂、讨陈、北伐等诸场战争，均发生在广州或以广州为根据地；1924年5月，更在苏俄的帮助下，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反帝爱国运动仍高潮迭起，当年的广州即发生沙基惨案。迨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成为14年抗战的重要历史起点。此役，粤籍阵亡官兵计2469人。可见，广州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根据地”，并非浪得其名，而是实实在在用粤人之无量头颅无量血所铸成。

　　广州人“敬天地，事鬼神”，包括千里迢迢地运送通济舰殉难烈士及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回到广州，安葬在东沙马路两旁，一条路从而公墓林立，坟茔比比，这在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观。为纪念先烈功勋，1946年1月18日子时，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接受建议，签发了“礼粤字二八九三号”文，正式批准将东沙马路改为“先烈路”，广州人遂以纪念革命先烈为天职。

　　实地踏勘惊喜发现史憬然三姑之墓

　　南都:李吉奎教授认为本书还是一部广州先烈路的建筑史。你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和重现先烈路上各公墓坟茔的原貌，其中，对广州新一军公墓原貌的考证令人印象深刻，是出于什么考虑?

　　卢洁峰:广州新一军公墓，奠基于1945年11月5日，竣工于1946年冬。土建期间，“由敌二十三军日拨俘虏六百人，任土石工作。”历时2月，先后轮流征用了3.6万名日俘，铲平了大小13座冈丘，开辟出11公顷(相当于15.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公墓用地，建成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纪念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阵亡将士的大型公墓。其核心建筑四柱纪念塔下的巨型竖井墓穴内，至今仍安葬有印缅抗战阵亡将士的骨灰，它向世人昭示:中国驻印军曾经在印缅战场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7年9月6日中午，在广州新一军公墓落成暨公祭典礼上，时任广东省主席罗卓英致词称:“今天在革命策源地广州，各界为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举行落成暨公祭典礼……本人今天仅代表广东全省民众，为新一军择定广州为该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之建筑所在地，表示谢意，并代表全省民众接受此种无上光荣的赐予，暨督促地方人士永远爱护此种光荣史迹。”(《新一军公墓昨举行落成典礼》，《华南日报》1947年9月7日。)

　　本人对广州新一军公墓的研究已经持续十数年，从无到有，直至发掘出广州新一军公墓的全套地籍档案，进而使广州新一军公墓原貌建立在了一个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南都:读完本书的一个深刻感受是敬佩，你既有学者的严谨，锲而不舍地在浩瀚而枯燥的档案中搜寻、发掘并有所发现，更有“侦探”的作风，屡屡实地勘察、走访，让你的叙述在厚重之外又多了生动的现场色彩。这种研究方式是你个人的一贯风格，还是在这个专题研究中逐渐形成?

　　卢洁峰:只要对比《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仁安羌解围战考》就可以知道，这是我的一贯风格。我认为，要研究一段历史，必须首先让自己走进这段历史，置身于历史现场。为此，凡有条件者，一定要到现场实地考察。唯此而能见人所未见，在史料与史料之间建立逻辑关系，还历史以真相。

　　比如，我在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址的现场考察中发现:如今大墓道东侧遗存的喷水池，有近1/3被埋在了地底下；大墓道西侧的七十二烈士纪念碑碑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坊，以及审求七十二烈士姓名碑记坊所在的石坪，全部低于大墓道1.5-2米。对比1912年5月15日孙中山主祭七十二烈士的历史照片，以及1916年11月5日滇军将领组织公祭活动时须在“墓道一带，高搭浮桥，墓前盖板十余丈”的史实，我得出了“一百多年前，七十二烈士墓址地势低颓”的结论。另对比历史地图与地籍档案发现:七十二烈士墓址所在地原名“马冈脚”，而非“黄花岗”；“黄花岗”乃潘达微手造。遂逐字逐句对《潘达微自述》展开考证，以其之矛击其之盾，还原营葬七十二烈士之真相。

　　当然，实地踏勘必须建立在知识与史料储备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可能有所发现。在实地踏勘中，最令我惊喜的是史憬然三姑之墓的发现。这是一座“失踪”了大半个世纪的先烈墓。史憬然是目前唯一知道姓名的兴中会女会员，史坚如烈士的胞妹。她的墓碑的发现与迁葬历史的还原，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在广州先烈路的整个研究中，还有不少惊喜，比如，从《广州市经界图》一角一个小小的平面图开始，不断深挖，竟然发现:广州有三座海军坟场!此外，从质疑一个不合时宜的“植树节”开始，层层深入，直至推导出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纪念碑的落成时间。

　　南都:出版此书之后，你对先烈路的研究是暂时告一段落，还是又有了新的研究方向?

　　卢洁峰:学然后知不足。期待有更多人关注广州先烈路、研究广州先烈路。刻下，正为一部专著写最后一章。此外，希望我的“广州市市政公所”专题研究，有出版的机会。

　　采写:南都记者　刘炜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