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

中国的古代传统史学，自两汉时期奠定牢固的基础之后，即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而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朝代，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背景有所不同，史学发展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主流趋势。迨至明朝，史学现象虽然发展得支脉繁多，光怪陆离，但渐渐出现一个主导的趋向，从而形成有别于其他朝代的史学特征。抓住明代史学的主要特征，才能更准确、深刻地认识明代史学状况及社会文化状况。这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史学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普及性潮流，贯彻到明末，波及于清朝。

一、普及性史书的兴起

一批史书，如果具有满足社会各阶层了解、学习历史知识的功能，且具备相当的流布程度，可称之普及性史书。普及性史书的流布，加以一部分史家以传播历史知识为宗旨而撰史，从而具有明确的史学普及意识，二者相结合，即构成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普及性史学。按照上述定义，普及性史学形成的基本表征，其一是社会动机，即具有比较普遍的欲使历史知识广为传播的史学意识；其二是社会效果，即历史著述达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史学普及意识是在史学发展的进程中产生和扩大的，历史著述能否广泛传播，则取决于多种社会的因素，如社会上文化需求的水平、书籍发行的技术手段等等。

在宋代，是中国普及性史书的萌发时期。我国唐代，雕版印刷术即得到了推广应用，但多为刻印佛经、字书、历书及家训、诗歌、文集类书籍，至宋代才比较广泛地刻印史书，这为历史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条件。宋朝重视儒学教育，社会文化较前发达，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经济也比较繁荣。中国古代史学的长足发展，至宋代已经积累了大量史籍，历史文献的文字浩瀚，成为突出的问题，欧阳修等撰述《新唐书》，即将“事增文省”作为目标，而独力纂修的《五代史记》则“文省而事略”，篇幅“减旧史之半”。〔[1]〕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亦出于“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因而“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为编年一书”。〔[2]〕这种史书尚简的观念，自东汉末年荀悦撰《汉纪》即已产生，其目的是为了上层统治者阅读方便，《资治通鉴》就是提供给皇帝“时赐省览”的。因此，简明扼要的史书，虽然原则上更适合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助于史书读者的扩大，但编撰简明的史书，却不一定具备史学普及的意识。

北宋时期产生许多十分简要的史书，例如宋仁宗时，宋庠撰《纪年通谱》十二卷；宋英宗时，司马光撰成《历年图》五卷；宋神宗时，章衡撰《编年通载》十卷；宋徽宗时，江贽撰《资治通鉴节要》。其他如《十史类要》（李安上撰）、《观文鉴古图记》（宋仁宗御撰）、《历代帝王绍运图》（诸葛深撰）、《稽古录》（司马光撰）、《续纪年通谱》（毕仲荀撰）等等，皆为简明通史类著述，数量甚多。但《纪年通谱》、《历年图》、《编年通载》等成书后，仍是进献朝廷，江贽的《通鉴节要》则留于家塾自用，其作者在史学普及问题上均处于无意识状态。章衡的《编年通载》进献于宋神宗，十年之后，族人认为其书“得居简执要之术”而谋求刊印，章楶为之写《序》称：“募工镂版以广其传，庶几读之者用力甚少而收功弥博……博学多识之君子，览之无忽也”。这里“以广其传”的提法，接近于普及历史知识观念。而在民间，如《历代帝王绍运图》之类篇幅甚简的史籍，则有所刊印流播。司马光撰《历年图》初成，本来“聊以私便于讨论”，却被熟识者私下“摹刻于板传之”，且书名、内容皆有改动。对此，司马光极其不满，于是修订其书，将之进献于皇帝。〔[3]〕这一方面说明象司马光这样的学者，尚未意识到史学需要普及；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上产生了对普及性史书的需求，普及性史书的流行已经悄然起步。

南宋时期，对普及性史书的需求有所增长，这从编辑与刊印的史籍即可以大致看出。陈梦协《十七史蒙求》、晁公迈《历代纪年》、朱绘《历代帝王年运诠要》、南宫靖一《小学史断》、黄震《古今纪要》等等，均属简明扼要、适于流行的历史著述。自司马光著成《资治通鉴》后，他“尚患本书浩大，难领略”，曾撰《通鉴举要历》八十卷。〔[4]〕后来出现江贽的《通鉴节要》，是最早的缩写《资治通鉴》之书。至南宋，取资《资治通鉴》而予以简化改编的撰述活动接踵而行，胡安国《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沈枢《通鉴总类》等，著述宗旨各异，要皆力图简要，便于历史知识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吕祖谦不仅编撰了《十七史详节》，而且删节《资治通鉴》，《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吕氏家塾通鉴节要》，今仍存有宋刻元修本《吕成公点校集注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详节》，题吕祖谦撰。〔[5]〕这带动了一股以缩编《资治通鉴》为主的编辑、刊印普及性史书的风气，现可确知者有陆唐老《增节音注资治通鉴》、〔[6]〕《增入名儒集议资治通鉴详节》、《吕大著点校标抹增节备注资治通鉴》、《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省元林公集注资治通鉴详节》、《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分门史志通典治原之书》、《永嘉先生三国六朝纪年总辨》等等。〔[7]〕这些书籍皆为私家或书坊刻印，有的不标明作者，而其书名往往具有为了促进售卖的广告性征。关于最后一种，《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指出：该书为南宋建阳书商魏仲举刻印，“盖以刊书射利者”。是南宋时期刻书售卖已形成商业运作，史书既然可以用来射利，表明社会对历史知识普及的需求，已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

元朝承南宋之绪，缩编的《资治通鉴》各书，多有重编与翻刻，特别是江贽（人称“少微先生”）《通鉴节要》，曾以《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等商业性名称刊印，对后来普及性史书的发展影响很大。元人亦编辑一些适于普及历史知识的书籍，如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陈栎《历代通略》、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察罕《帝王纪年纂要》等等。而宋遗民曾先之撰《古今历代十八史略》一书，具有简明生动的特点，最初仅为课蒙教本，后大为流行，又为普及性史书开一新境。

总之，普及性史书流行于社会，是在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和印刷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由传统史学发展出来的现象，特别是《资治通鉴》的撰著成功，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由于《资治通鉴》的影响，史书编纂形成两种取向，一是如《续资治通鉴长编》那样鸿篇巨制的编年史，二是简化、缩编的普及之书。南宋及元朝，普及性史书在书坊的商业性刊印发行中占有一定份额，这标志着它在整个社会需求中运转开来，渐成气候。但史家中尚缺乏明确的史学普及意识，因此完整意义的普及性史学还有待后日。至于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历史杂剧等等，虽也有增加某些历史情趣的效果，但应属于文艺作品，不在史学的范畴之内。那些文艺作品的产生并立足于民间，得益于历史知识一定程度的传布，是文艺取资于史学而求其自身发展的表现。有人将之视为史学活动或具有什么样的史学意义，乃是本末倒置、经纬不分。

二、关于明代私修史的主要特点

关于明代史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学界历有评断，而多认为明代中叶之后以私修当代史为主。例如商传认为：“不仅是私人修史，而且是修本朝史，成了明中叶以后史学的一大特点”。〔[8]〕笔者认为：明代的私修当代史固然很多，但若以此概括明朝史学史的主要特点，则理据皆为不足。首先，就私修史而言，明人私修的当代史数量上并不占压倒的优势。在《明史艺文志》史部，除去官修之书，〔[9]〕正史类明当代史36种，通史与前代史38种；杂史类明当代史202种，前代史15种；史抄类34种皆不是明当代史；故事类明当代史35种左右，通史、前代史25 种左右，另有如《通漕类编》、《海运编》、《南船记》等，难以凭书名确认，故未计入；传记类明当代史53种，通史、前代史85种；政书类本多为官方律令、则例、规章，即使私家撰写，亦多以所任官职署名修纂，如李化龙《邦政条例》之类，为准官书性质，又非正规著述；地理类以方志居多，一般皆通贯古今，体例使然，亦不必计入。因此，从《明史艺文志》分析明代私修史，当代史占明显优势者仅为杂史类，而这类书籍中，官员、学者的随手札记诸如费宏《武庙出所见事》一卷、申时行等皆有《召见纪事》一卷、杨士聪《枚卜始末》一卷之类，根本不成著述规模者为数甚多。相反，私修通史和前代史则大多部帙较大，比私修当代杂史有一以当十、一以当数十的篇幅。应当指出：《明史艺文志》收载史籍时遗弃极多，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明人史抄类著述仅今存者即有142种，全属前代之史；史评类中则有今存120多种为《明史艺文志》未加著录，也都是评议前代史事。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有今存87种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及其续编、节编衍生出的编年史，至于每一种中附加题评、批注而形成的变种，则不可胜记。当然，明当代杂史也有大量未登录于《明史艺文志》者，但大多为明末国变之际产生，其社会影响在时间段上应归之于清初。有明一代史籍繁多杂乱，各类书史很难作出确切统计，但通过上述分析，明朝私修当代史对于其他私修史并无明显优势，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学者对于明代史学为什么多注目于私修当代史呢？这是因为明人私修当代史在明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明人所纂通史、前代史，则多为抄撮旧书，在历史研究中史料价值极小，治史者不予关注。然而，从史学史角度观察，则别有洞天，那些没什么史料价值的纂辑之史，能够在明朝广泛流行、反复刊印，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明代私修史中的当代史与非当代史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二者具有撰著宗旨上的共同点，即著书是为了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使更多的人了解其中所记之事、所持见解。明代著史之人、所撰之书，皆多得无法确计，无论撰写当代史还是通史、前代史，绝大多数人都不再象前代史家那样去谋求朝廷的认可，而是面对社会上的广大读者，在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中表现出浓厚的史学普及意识，这一点，容当后文集中论述。总之，明人对于当代史、通史、前代史编纂宗旨上的共同性取向，表达了明代史学的主要特点，是包括当代史在内的普及性史书大为流行，从而普及性史学的发展、兴盛而渐渐形成潮流。这样概括明代史学的特点，涵盖了有明一代所撰写、刊印各种史籍的状况，而避免了只注意到明代私修当代史的片面性。

瞿林东先生论及明代史学，认为有“走向社会深层”的特点，并提出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问题。〔[10]〕愚意“走向社会深层”不如改作“走向社会基层”为确，至于“史学的通俗形式”提法，“通俗”一词非不可用，瞿先生认为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表现于节选、摘抄、改编旧史之书，以及历史教育的蒙学读本，虽篇幅所限而未深入细致地阐发，然议论严谨，富于学术启发性。

可是，学界一些人打起“通俗史学”的旗号，怪论迭出，例如李小树即认为明代是“通俗史学”兴盛，而他所谓的“通俗史学”，是指起自宋代讲史话本的《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等等小说系列。〔[11]〕钱茂伟的文章摹仿李小树的思路而变本加厉，认为“通俗史学是城市娱乐文化的产物”，“史学色彩很浓的历史演义是一种预示着史学改革的新史体”等等。〔[12]〕这些说法指鹿为马，淆乱史学与文艺作品的界限，谬误荒诞，莫此为甚。史学作为一种学术，其前沿必当日益走向精深，不可能也无必要完全对社会各界 “通俗化”，不仅史学如此，其他各个学科概莫能外。这是学术与娱乐文艺、特别是商业性娱乐文艺的本质性区别。另一方面，史学研究所得出的准确知识，有必要向社会普及和宣传，正如自然科学既需要尖端性研究，也需要对社会进行知识普及一样。史学的普及、宣传完全可以采取简明、生动的史学著述方式，而且这是最可靠的普及方式。文学艺术作品也可以起到宣传历史知识的作用，但如果文艺作品宣传了准确的历史知识，它仍然属于文艺，是尊重历史的文艺而不是史学；如果文艺作品宣传歪曲了的、或虚实夹杂的历史事件，那么它与史学的准则背道而驰，更不容其鱼目混珠。鉴于“通俗”的旗号往往被用作走向低俗甚至庸俗的遮羞布，故笔者以“普及性史学”标示明代相关的史学意识和史学著述。就普及性史学著述而言，其体例遵从史学规范，而不是迁就娱乐方式；其历史内容是追求写实，而不是形象塑造；其见解为据事抒发的理性分析，而不是通过故事情节典型化、夸张化的加工描绘。在宋元普及性史书的基础上，明人对普及性史书撰写、刊印、传播、阅读，达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

三、明代的普及性史学

古代传统史学至于宋代，发展到一个高峰，而社会基层则萌发了普及性的史书。元朝承袭南宋的史学水平，在普及性史书上有所进展但成就不甚卓著。明朝的建立，则给普及性史书由附庸蔚成大国提供了发展契机。

（一）明代普及性史书的发展进程。明太祖建国伊始，即将“兴学校”与“劝农桑”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颁发《命郡县立学校诏》曰：“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膳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秀，宜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13]〕从此明朝官方大力兴办学校，陆续扩大生员额数。明朝奖劝读书，取得最初级功名的生员，即给予以优厚待遇：“生员之家，依洪武年间例，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14]〕这不仅促进官学兴旺，也刺激私塾教育的发展，特别明英宗时“通行天下学校，今后增广生员不拘额数，但系本土人民子弟自愿入学读书，听府州县正官与学官公同考选，俊秀者即收作增广生员”，〔[15]〕更令人读书向学，趋之若鹜，使明朝中后期学人激增，出现“冠履遍天下”〔[16]〕的景象。这么多的学人却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入仕途，大部分则沉积于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读书人和撰书人队伍，撰写与阅读普及性史书者为其中大宗。刻书业随之兴旺，相互推动，是为明朝普及性史学繁盛的社会条件。

明初官方的史学举措，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史学普及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洪武六年三月，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纂成《昭鉴录》一书，颁赐诸王。此后，这种惩戒性史书陆续编纂，若《臣戒录》、《相鉴》、《志戒录》、《武士训诫录》、《醒贪录》、《逆臣录》、《永鉴录》等等，皆为明太祖朝编纂，或有针对性地颁赐，或广泛地予以颁发。例如纂辑历代悖逆不道王侯、宗戚、宦官事类的《臣戒录》“颁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17]〕《志戒录》“采辑秦、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诵，使知所鉴戒”。〔[18]〕这固然有着强化君主专制的宗旨，而编辑此种简明的历史事类之书，做法上也是历史知识的普及行为。明宗室宁献王朱权，太祖朝奉敕撰《通鉴博论》二卷、《汉唐秘史》二卷，永乐四年又撰成《天运绍统》一卷（记历代帝王传授、谱系、年号），皆为普及性史书。洪武十一年，明廷还编撰分国记述春秋时期史事的《春秋本末》一书，体现“尊王攘夷”精神，“敕内官刊梓禁中，以传示四方”，〔[19]〕这不能不认为其中带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意识。明成祖时编纂并颁发《古今列女传》（解缙撰）、《孝顺事实》，明宣宗时撰集《外戚事鉴》、《历代臣鉴》等书，均祖述了太祖朝的作法，明朝官方的史学活动对普及性史学的发展具有鼓励、启发、的作用，影响力不可低估，后来私家纂辑的史书如魏显国《历代守令传》、黄汝亨《廉吏传》、毛调元《镜古录》、李腾芳《宦寺考》〔[20]〕等等，数量甚多，与上述官修史符节若合，在明代普及性史书中占有一定的份额。

明初的私家学人，很早即已十分关注普及性史书，特别是元初宋遗民曾先之的《十八史略》这一撰史形式，得到格外重视。洪武五年七月，江西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陈殷，为《十八史略》作音释（注音和注释），将之釐为七卷，其序言称《十八史略》“开卷一览，古今之迹粲然，上自一人，下及黎庶，凡所以立身行己之间，皆足以为鉴戒云，其所以垂裕后来之心，可谓仁且远矣。”这看到了《十八史略》适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并且通过音释促进传布，呼吁“士君子与我同志修而饰之，庶斯文之出色也”，〔[21]〕其史学普及意识是相当强烈的。洪武十七年，张九韶撰成《元史节要》，两年后梁寅撰《元史略》，都是仿《十八史略》的接续之作。张九韶为休致的翰林官，梁寅为隐居的儒学名人，而二人均接续《十八史略》撰史，表明了该书当时影响之大与流传之广，至今各地图书馆尚存有《古今历代十八史略》明初刻本。〔[22]〕从明宣宗宣德年间起，《十八史略》经民间学者的校订、注解和改编，衍生出多种版本刊行，广泛传播。

采取宋元的普及性史籍重新刻行，是明初普及性史学起步的重要方式之一。元人王幼学的《资治通鉴纲目集览》59卷，于洪武二十一年刊行。随即有明人瞿佑、陈济为其书考订正误，今尚存永乐八年刻行的《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瞿佑撰）和宣德四年刻行的《资治通鉴纲目正误》（陈济撰）。经陈济正误的59卷本曾由明内府刊行，可以想见当时的流行与影响。〔[23]〕

宋江贽的《通鉴节要》（书名多有加“少微”字样，即作者称号）一书，在明初亦为流行史籍，今日本内阁文库存有明宣德三年刊本，此本经明民间学者王逢“辑义”、刘剡“增校”，可知非明代最早的流行之本。刘剡还撰写《资治通鉴节要续编》30卷述宋、元史事，今可见最早刊本为朱氏尊德书堂于宣德九年刻行的《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其中有“增修附注”字样，说明并不是最初流行之本。此后，《少微通鉴节要》及刘剡的《续编》皆有多种版本畅行，且皆有司礼监刊本，成为明代一种重要的普及性史书。此外，宋黄震《古今纪要》今仍有明初刻本，〔[24]〕日本内阁文库今存元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的明永乐二十二年刊本，表明这些适于普及的史书都曾于明初流行。

从上述官方史学活动以及明宣德、正统年间《十八史略》、《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少微通鉴节要》、《通鉴节要续编》及其他类似史书的流行状况来看，明初普及性史书已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此后，普及性史书的刊行与撰写即持续增长。一方面，搜罗宋元史籍而刻印的活动仍在继续，如明景帝景泰六年翰林院编修黄谏，将元人察罕的《帝王纪年纂要》稍加修订付刻，其序言称该书“摭群籍之要，撮万事之统，损繁就简，约编年而为之”，适于历史知识的普及。〔[25]〕元人郑镇孙《历代史谱》、《直说通略》等也在明成化年间刻行。〔[26]〕另一方面，明人新撰之书亦稳步增加，仅从现今尚存之书来看，景泰年间有晏璧的《史钺》刻行，后反复重刊，成化年间有蒋谊《续宋论》刊行，弘治年间且有《历代世谱》、《历代纪年甲子图》（李旻撰）刻行，正德年间有王承裕《厚乡录》刊行、邵宝《学史》反复刊刻等等。另外，从景泰至正德年间，经过增补、附注的《通鉴节要》、《通鉴节要续编》、《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书仍以各种版本刊行。〔[27]〕普及性史书的流行状况，从《新集分类通鉴》一书的刊行可见一斑：弘治年间曾任河间知府的顾佐，发现一部无作者姓名的《分类通鉴》，竟抄录带回，准备刻印。因离任将之留于官邸，继任者谢道显“乃僦工刻之”。似这种分事类抄撮《资治通鉴》的毫无创树之书，却被称赞为“最便学者之观览”，〔[28]〕得到官员器重而刊刻，这并非孤例，正德年间“不知何人所集”的《唐策》也被“命工重锓梓以传”，〔[29]〕说明当时普及性史书的流行已成社会风气，社会需求量甚大。一些地位很高的学者、官员也投入普及性史书的编纂，例如翰林学士、礼部侍郎丘濬于成化十七年撰《世史正纲》32卷，对明代普及性史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影响颇大。至明嘉靖朝以降，普及性史书的编纂和刊行已成千帆竞发之势，万历朝达于极度繁盛，直至明末。这些史书，后文我们还当予以分析，此处从略。要之普及性史学是从明初至明末，基本上是一个持续增长、形成潮流的发展进程。

（二）明人的史学普及意识。明朝普及性史学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明人的史学普及意识远远超越宋元时期。明初官修《明史》告成之后，张九韶编纂《元史节要》，自称：“惟是正史浩瀚冗繁，篇帙重大，未易可得，则夫元之一史，吾惧不能家传而人诵之也……于是取《元史》正文，仿曾先之所编《史略》例，节其要者为一书，以便观览。”〔[30]〕则他的著书宗旨是为了“家传而人诵”，即最大限度地普及。梁寅撰《元史略》也提到官修《元史》“篇帙浩繁，闾阎庶士，未能快睹”，同样从“闾阎庶士”的需要着眼。梁寅还撰有《历代叙略》一书，建文年间刻行时，瞿佑极力称赞这种“锓梓以广其传”、“出而广于世，俾人人皆得而见之”〔[31]〕的作法，可见明初就有不少学者具备了明确的史学普及观念。

成化年间，丘濬撰成《世史正纲》，他在《自序》中称：

人之生也，禀赋不齐，贤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圣贤之书用意深而立例严，非贤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鲜。愚为此书，直述其事，显明其义，使凡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闻，粗知文义者，不待讲明思索，皆可与知也。苟或因是而驯致夫贤人君子之地，则夫圣贤婉而正之书，亦可由此而得之矣。

丘濬的这段论述文简意赅，鲜明地提出普及性史学的理论性见解，即撰述史书要做到浅显易明，将阅读对象定位于“凡有目者”、“凡有耳者”、“粗知文义者”，同时也不排斥较高层次的读者。撰写普及性史书的目的和作用之一，就在于将读者向高层次史学作出引导，从而“圣贤婉而正之书，亦可由此而得之矣”。嘉靖年间顾应祥著《人代纪要》30卷，亦为简明通史，《自序》道其撰述宗旨：“使善者知其为善，恶者知其为恶，篡弑者知其为篡弑，中国知其为中国，夷狄知其为夷狄，穷乡下邑之士，无书可考者，一览而得其概矣”。〔[32]〕崇祯时王光鲁撰《阅史约书》，言本书“以‘阅史约书’名之，‘约’者，不尽之词也，用以快贫而多务、数迁徙、善遗忘如予者也”。〔[33]〕这种史学普及意识，已经将眼光投向社会的底层，考虑如何最广泛地普及历史知识。

明人的史学普及意识，与史学的劝戒、教化等等观念并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张的。例如：《古今人鉴》一书刊行，据称“重其书而广其传”的目的是“悬不磨之鉴以照愚蒙”，“使人知所法复知所惧”；〔[34]〕《忠孝别传》的撰述目的是“但使得人人唤醒，光明洞达，不肯牵补度日而为半死半活之虫，则予辑《别传》意也”。〔[35]〕这里，史学的教化与史学的普及意识是融为一体的。明代不违反名教思想与政治原则的史学普及意识，得到朝廷的认可，明初颁发《春秋本末》、《古今列女传》、《孝顺事实》等书，本具备一定的史学普及意识。明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告成，明宪宗御制序文曰：“仍命梓行，嘉惠天下。于戏！……所谓以人文化成天下者，有不在兹乎！”〔[36]〕这种“嘉惠天下”的意图，与民间的史学普及意识相仿。明武宗曾为《少微通鉴节要》作《序》，称其书“详不至泛，略不至疏，一开卷间，首尾俱见，盖读史者之捷径也”，〔[37]〕对其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大加赞扬，令司礼监予以刊刻。正德年间完成的官修《历代通鉴纂要》一书，其体式与流行的《少微通鉴节要》等书别无二致，是官修本的编年通史类普及性史书。可见明朝官方不仅认同史学的普及意识，而且刊行、编纂，参与于普及性史学的潮流之间。

明私修当代史同样具有史学普及的意识，例如：顾充《皇明一统纪要》万历刻本《序》认为《大明一统志》“第其书浩富，非人人所易窥”，本书“分为数卷，使一统之盛、舆图之广，不出户庭天下事悉在目睫间矣，观者得无称为简便也欤”；《皇明纪略鼎脔》节略陈建《皇明通纪》，编纂方法是删刈繁芜、“从俗简明”，其《凡例》声称要使本朝业绩、典章“在上耳提面命，在下家喻户晓”；〔[38]〕薛应旂《宪章录·自序》言其目的是“汇为斯编，与经世者共之”。这些史籍实际是将读者定位于“在下”的普通人，力求“人人所易窥”。因此，明代绝大多数私家著史，无论何种内容，都淡化乃至摈弃了进献朝廷的意图，而普遍以“授之剞劂，传之博雅君子”〔[39]〕“已编既竣……遂梓以惠天下”〔[40]〕为意念。丘濬的《世史正纲》大旨是要严华夷之分、明君臣之义，立正统观念，按其立意以及他的官位，可以进献皇帝，博得嘉奖，然而他却宁可以普及历史知识为宗旨。《威暨录》一书是明朝将领林兆鼎记述其显赫战功之书，按说该进献于朝廷，谋求宣付史馆，但林氏却将之刻印，声言“爰摭其在蜀在黔两地约略者付之剞劂，敢曰粉饰见闻，为喜事边疆者嚆矢也，诸先生其有以进而教之！”〔[41]〕当然明代还存在个别的撰史而进献朝廷的现象，但上述事例足以表明：撰史为了广泛传播、撰史欲使更多的人得以观览的史学普及意识，已强劲地风行于社会，形成一种文化氛围。这致使一些史家虽不欲刊行其书而不得，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的刻印，就是“好事者见而异之，固请付剞劂”，〔[42]〕李贽《藏书》也因“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览不已”〔[43]〕而刊印。明崇祯时舒弘谔撰《通鉴纪略》（又名《古今全史集要》）备教学之用，其师曹勋见之，强令刊行，遂成广泛传播之书。此等世人与史家皆看重史书刊行、皆促进史书广泛传播于社会的价值取向，是明代与前代迥然有别的主导性观念，致使史学风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体现出史学在明代新的发展趋势，即形成一个史学的普及性潮流，在中国史学史上卓具特色，值得认真研究。

（三）明代普及性史书的几个主要支派。明代的普及性史书种类繁多，体式冗杂，但为了便于分析，可以按其体裁及内容范围而择要划归几个支派：

第一，以《资治通鉴》、《通鉴纲目》衍生出的撰述为代表的编年体通史，在明代普及性史书中占居最主要的地位。如上文所述，这种史书宋元两代即已产生，明代最初是以刊印、修订、增补宋元时期旧史起步，随后则一往不收，花样翻新而层出不穷。其中《少微通鉴节要》在明初至正德期间刊印的基础上，演变出许多读本，今存而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者，嘉靖、隆庆间刻印的约有六、七种，如《新刊古本少微先生资治通鉴节要》、《新刊宪台考正少微通鉴全编》等等。此类刊本，有的是与明刘剡《续通鉴节要》合刻为一书，而各种名目的《续通鉴节要》单行本亦刊刻多种。嘉靖年间，还出现了题名唐顺之删定的《新刊翰林考正纲目点音资治通鉴节要会成》。有名文人被题名于坊刻本普及性历史读物，唐顺之是最早的典型。万历之后，内容相同但变幻名目的刻本反复出现，今存约有十种，如《新刊高明大字少微先生资治通鉴节要》以及由题名唐顺之删定之书变化而来的《新刊翰林考正纲目批点音释少微节要大全》、《重刻翰林校正少微通鉴大全》等等。这些史书绝大多数是坊间刊本，刻卖者有“就正斋”、“书林克勤斋”、“刘弘毅慎独斋”、“兴正书堂”、“新贤堂”“书林宗文堂”等等。

明人自撰编年通史以及自行改编《资治通鉴》之书，除上文所述《世史正纲》等著述外，嘉靖年间刊行有金燫的《诸史会编大全》、薛应旂《甲子会纪》、顾应祥《人代纪要》、诸燮的《新编通鉴集要》等等。诸燮之书初刻28卷，后来被改刻为10 卷，书名也变为《新镌通鉴集要》、《新镌通鉴会纂》等，仍题诸燮之名。万历朝开始，作品行世者明显增多，如姜宝《稽古编大政记纲目》、沈尧中《治统会要》、顾充《通鉴纂要抄狐白》、宗臣《通鉴要删》、题归有光的《通鉴标题摘要》、苏文韩《新镌通鉴节要》、吴守谟《新刻通鉴集要》、钟惺《通鉴纂》、舒弘谔《通鉴纪略》、杨仲鲁《新裁编年通考》、姚允明《史书》、陈士元《世历》、夏洪基《历代帝王统系》〔[44]〕等等。

在上述各书流行的同时，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也大量印行，此书仅59卷，颇便于传播。然而明人逐渐踵事增华，陆续在原文之下散入有关解释、阐发、考订的内容，如宋尹起莘“发明”、元刘友益“书法”、汪克宽“考异”明冯智舒“质实”等等，坊刻书名也有诸如《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新刊资治通鉴纲目大全》、《新刊紫阳朱子纲目大全》等等，纳入当时流行史书之列。

仿照这种在编年叙事中插入多项相关内容的编书方法，明代出现了“纲鉴”一类普及性史籍，隆庆年间，题名“唐顺之辑”的《新刊古本大字合倂纲鉴大成》，由书林归仁斋刊行，可能是现今所能见到最早的“纲鉴”之书。万历朝及其后，以“纲鉴”为书名的坊刻普及性史书大量涌现，其势如潮，形成明后期一道特别的文化风景线。例如题名王世贞的《凤洲纲鉴》、《王凤洲先生纲鉴正史全编》等，今存即有八、九种，应属冒名伪托。其他诸如《鼎锲叶太史汇纂玉堂纲鉴》（题叶向高撰）、《新锲国朝三元品节标题纲鉴大观纂要》（题焦竑辑）、《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题李廷机辑）、《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题袁黄 撰）、顾锡畴《纲鉴正史约》等，前两种或许亦为冒名伪托。“纲鉴”之书的变种之作名目极多，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年类》著录今存者即30多种，尚未包括同书反复刊刻的不同版本。“纲鉴”类史书部帙不大，一般20余卷至40余卷，除《新镌献荩乔先生纲鉴汇编》（乔承诏撰写并自刻）91卷为特例外，最多不过70多卷，也有仅十几卷者。不同名目的“纲鉴”之书，叙事大同小异，内容结构上大书事项为纲，纲下细书史事原委，类若《通鉴纲目》，而史事之后罗列前代与当代多人的解说、评论，是其特色，各书及各种版本对解说和评论则有十分不同的取舍和组合。

普及性编年通史为明代普及史学的主力，最为普遍地使用了广告性的书名，公然伪托名人所作，目的是为了推销售卖。在社会上的流行，乃主要依靠商业性运作。如此变化花样、反复刊印，应有利可图，说明其需求量巨大，普及面宽阔，传播广泛。这种史书赖常变常新招徕关注，保存价值不大，加之后代历史原因，因而佚失惨重，笔者在日本东京即发现国内未见的“纲鉴”之书6种，其他类别则不遑估算。因此，上文对现存普及性史书的统计都定然大大低于实际数量。

第二，史抄、史评及各种杂史著述，在明代相当庞杂。《十八史略》的各种翻新演变版本，曾在明代有所流行，是史抄中很有影响的普及性读物。明宣德年间，江西民间学者王逢重视《十八史略》，在其书页天头加写内容提示性的标题，以便于教学使用。弟子刘剡取明初陈殷的音释与王逢的点校、标题合编一起，今可知有正统六年刻本，即《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七卷。刘剡还删略梁寅《元史略》而合编之，成“十九史略”，从而又演变出各种版本，如《标题事义明解十九史略大全》、《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等，今存有成化到嘉靖年间的刻本。万历年间，保定知府张卤编辑、刻印了《浒东山房批校庐陵曾氏十八史略》。这一类史书东传日本，风靡于世，影响极大，是中国普及性史学的一份辉煌业绩。〔[45]〕

史抄类史书亦容易佚失，而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登录，今存者仍数量可观。明初至正德年间刊行10种作右，嘉靖、隆庆时期14种左右，万历到明末78种左右，另有约40种未注明刊印年期，大体上呈现与时俱增的状态。明人史抄篇帙大小悬殊，小者如朱权《天运绍统》、饶汝梧《历代史正》仅二卷，大者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142卷、马维铭《史书纂略》222卷，但十几卷到三十多卷者为绝大多数。其编纂者一则留取备忘，二则便于他人阅览，旨趣合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些书名即题为《读史备忘》（范理）、《雪庐读史快编》（赵维寰）、《阅史约书》（王光鲁），也有一些采用促进推销的广告性书名，如《新镌鳌头历朝实录音释引蒙鉴抄》（张崇仁）、《精摘古史粹语举业前茅》（杨九经）、《欈李曹太史评镌古今全史一览》（舒弘谔）等等。

明人重视历史评论与史书评论，唐刘知幾《史通》在明代得到校订、注解和评释，刻本甚多，流传广泛。宋、元两朝史论之书如《唐鉴》、《读史管见》、《小学史断》、《史义拾遗》等等皆多次翻刻，大为畅行。明人自行撰著的史评、史论之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登录一百多种，在明代起到普及历史见解和史学观点的作用。明人自撰之书，最值得注意的是顾充（字迴澜）撰写的《历朝捷录大成》二卷，该书以史论夹载史事的方式，溶叙事于论说之中，基本按时间顺序依次评论自西周至南宋的历代政治得失，明代学者称其“约而不削，该而不迂，直可凌驾以前诸史。”〔[46]〕万历年间一经刊行，立即广为传布，更由此衍生出许多注释、评议、补编、续作之书。例如《重刻顾迴澜增改历朝捷录大成》、《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校刻历朝捷录百家评林》、《新镌全补标题音注历朝捷录》、《元朝捷录》、《皇明捷录》、《重锓合倂评注我朝元朝捷录》等等，摈去同名重复翻刻之数，今存仍有36种，〔[47]〕简直自成一个普及性史书系列。

杂史的归类标准难以掌握，各书著录差距很大。这里聊将内容纷杂、体式不齐的史书一并揽入。明人撰写的杂史，多为记载亲身所历或得之传闻的当代史事。记述前代史事较成功者如杨慎《滇载记》、倪辂《南诏野史》、钱吉训《百夷传》、廖道南《楚记》等，多涉及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以往地方政权，简明扼要介绍了一些人们平时不经意的历史知识，在普及性史书中别具一格。

第三，明代私家撰写前代和通代历史人物传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登录今存者110多种。大部分为编写同类人物而汇合为一书，如《女范编》、《硕辅宝鉴要览》、《历代守令传》、《廉吏传》、《儒学嫡派》、《元儒考略》等，主旨是贯彻道德教化，但多数是树立正面人物榜样，不象明初官修之书那样以惩戒为主。传记类史书讲述历史人物的典型事迹，故事性较强，富于感召力或警示性，而且将历代人物分类编纂汇合，方便于随时阅览，在普及历史知识上的作用不可忽视。

另外，明朝当代史著述，大部分也具备普及性史书的特点。在众多读者需要了解古今史实的社会状况下，卓有特色的当代史著述往往会溶入普及性史学潮流。陈建《皇明资治通纪》问世后，广泛流行，隆庆年间虽然遭到明廷下令禁毁，却“海内传诵如故”。〔[48]〕而且各种增补、删节、接续、批点、仿撰之书出若春笋，例如《新锓钞评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十二卷、《重刻校正增补皇明资治通纪》十卷、《皇明通纪集要》六十卷、《皇明续纪》三卷（卜大有撰）、《皇明通纪法传全录》二十八卷、《新锲李卓吾先生增补批点皇明正续合倂通纪统宗》十二卷附录一卷等等，不胜枚举，形成一股普及当代历史的风潮。〔[49]〕

（四）明代普及性史书体现的史学特点。明代的普及性史书虽支派不同，体式各异，但具有一些基本相同的史学特点。

首先，明代普及性史书遵循史学规范，采取史书体式撰写编纂。总体上做到不凭空虚构史事，不故意采用已知是虚幻失实的内容。即使靠商业运作谋利的坊间刻本，亦不以夸张情节、塑造形象的文艺手段取悦读者。这种记述上不违史实的出发点，是史学规范的底线。明人的史识参差不齐，不可能对记载的内容一一严密考订，但除去个别党同伐异的当代史撰述之外，绝大多数作者主观上是要如实记述的。这些史书，特别是编年通史著述，极少神异情节，就此而言，超过许多正史，体现明代史识所达到了的水平。而《三国志演义》等小说作者，对诸如“空城计”之类的虚幻传闻，则明知已经被陈寿所舍弃、被裴松之所辩驳，但因喜其新奇遂添枝加叶、大肆渲染，甚至不惜编造神异怪诞情节吸引读者。二者对比，泾渭分明，根本原则完全不同。

其次，明代的普及性史书十分注重传布历史见解，史论地位突出。特别是编年通史“纲鉴”一类撰述，纪事之后罗列多人的有关史论，也常常加入作者自己的见解，令读者阅读比较。一书卷首，往往以序言论史，或采取前人已有的史论。在明代普及性史书中，被采用最多的是元初宋遗民潘荣的《通鉴总论》。潘荣未载于正史，今已鲜有人知，而在明朝中后期却是名声显赫、红极一世的史家。潘荣，桃溪人，字伯诚，自号节斋。一生隐居，博通经史。南宋灭亡，秉节不履元地，楼居二十载。除《通鉴总论》外，还撰文百篇。〔[50]〕他的《通鉴总论》被冠于多数编年体及其他普及性史书卷首，其文总结历代治乱兴亡，笔势雄健，语言通畅，成为传布历史评论的力作。

再次，明代的普及性史书在注重历史见解的基础上，必然要求历史观点在整体上的一致性。早在宣德年间，民间学者刘剡即立意纠正陈寿、司马光的影响，将《少微通鉴节要》、《十八史略》进行修订，在三国时期改以刘备蜀汉政权为正统，〔[51]〕这为后来所有普及性史书所采纳。强调正统论、同时大讲华夷之辨，是明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思想，普及性史书亦把元朝称作“胡元”，往往用“夷狄”、“虏”等字样称谓历代的少数民族政权，说明民间的普及性史学并不具备独特的历史观念，它不过是传统史学以浅易形式走到社会基层而已。

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普及性史书在民间广为流行。早在明英宗正统十二年，范理《读史备忘·自序》即言：“史学之繁，浩乎不可胜记，少微先生《节要》所以述也……《节要》固已家传而人诵之矣”。这“家传而人诵”一语，也透露出各种普及性史书总的畅行状况。弘治年间学者祝允明以批评口吻叙述当时学界状况说：“今人自幼则以近人所类故事等，迨为学业”，读史取便捷者“若所谓《少微通鉴》、《史略》之类”。〔[52]〕由此可见，这些普及性史书已成为各阶层人员学习历史的阶梯。万历时周希孔《史学千一弁语》〔[53]〕认为：“人即不能博览载籍，至如邓待诏《函史》下编及坊间所刻《纲鉴会编》者，必不可不阅”。按邓元锡《函史》下编仅二十一卷，贯通古今历代典章制度，等同于普及性史书，这里提到《函史》而仅言下编，可见史书的普及性能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至清初，左昊《读史纲·凡例》仍认为：“至于‘大方’、‘少微’、‘玉堂类编’、‘正史约’、‘纲鉴补’、纪事本末、《函史》、‘快编’诸集，前辈俱有成书，学者所当奉为科律”。这里“大方”、“玉堂”、“纲鉴补”，应是上文所述题名李廷机、叶向高、袁黄的“纲鉴”之书，“少微”即《少微通鉴节要》，“正史约” 乃顾锡畴《纲鉴正史约》，“快编”即赵维环《雪庐读史快编》，均为明代普及性史书中颇享盛誉者。将这些书籍“奉为科律”，充分反映出明代史学的普及性潮流所具有的强劲声势和深刻影响。

明代的普及性史学潮流，未能发展完善，普及性史书整体上存在许多严重缺陷：其一是内容互相抄撮，面目雷同，极少力作；其二是在商业牟利因素制约下，图新鲜、抢速度，编纂草率，多浮躁之气，这对史学传统的严谨学风亦有所冲击；其三是大多纸张粗劣、装订简陋，容易随手损坏。但尽管如此，其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仍不可抹杀。普及性史学潮流，是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一个阶段，由于它的缺陷，使明代的传统史学貌似出现衰退，实际上却正是这一史学潮流，给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因此，对明代史学的整体评价，不能无视那大量的普及性史书的存在。

四、普及性史学在清朝的历史命运

明朝灭亡之后，普及性史书仍在流行，而且又产生许多新的作品。例如“纲鉴”之书有叶澐《纲鉴会编》、潘永圜《续书堂纲鉴定本》，朱璘《历朝纲鉴辑略》、吴乘权《纲鉴易知录》等。其他如李清《正史新奇》、魏裔介《鉴语经世编》、李渔《古今史略》、左昊《读史纲》等等，数量颇多。至乾隆初年，旷敏本还撰有通史性《鉴撮》四卷流行于世。乾隆二年刊行的王大煇《历代帝王纪要》二卷，〔[54]〕卷首昌天锦《序》称：“世之观史者，莫不病耳目之有限；耳目广矣，又莫不虑心思之遗忘。今王君是篇一出，贤而淹洽者固可得其一而会其全；陋而浅狭者亦可举其略而识其要，其有补于涑水、紫阳也实多，是不可不公之世也。”这里，史学普及的意识仍然是十分浓重的。

然而，明朝灭亡的教训，促使学者反思和批判明代的空疏、浮躁学风，民间流行的浅显史书渐为学术界所鄙视，学风已不利于普及性史书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考据学呈现为具体、深入、严密、扎实的治学风格，当考据学于乾隆间形成主流，普及性史书已经退居不受人关注的次要地位。最后又给久已流传的普及性史书以猛烈一击者，是乾隆中《四库全书》之编纂。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也是清朝官方清察、禁毁“违碍”书籍的过程，从乾隆四十年始，查禁违碍图书活动在全国展开，明代盛行的普及性史书，因为皆具有贬斥“夷狄”倾向，故多列入被禁毁图书之中。据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55]〕所载，上文提到的王世贞、李廷机、袁黄以及各个种类的“纲鉴”之书，皆在查禁之列，特别是其中载有潘荣《通鉴总论》者，一经发现，即列入禁书。例如乾隆四十五年陕甘总督奏缴的查禁书目中，列“纲鉴”类十种，注明“内有潘氏总论，并明纪，应铲除”，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奏毁之书中有《纲鉴金丹》二部，注明“内载潘氏总论，语有违碍，应销毁”。他种史书若收载《纲鉴总论》，亦在禁毁或抽毁之列，如湖南奏缴的《通鉴汇编》、《通鉴约义》，其下注明“内有潘荣总论，应销毁”。

在清朝查禁之书中，顾充《历朝捷录大成》及其演变之书类，值得注意。山东、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福建、浙江等省均有收缴其书的上奏，山东奏缴书目中对此特别注明“内语多狂悖”、“语多悖诞”。其书被查缴的数量颇大，如江西一次即查缴23部，江苏一次查缴《历朝捷录大成》48部、《历朝捷录》58部、《历朝捷录法原》14部，又一次查缴《历朝捷录大成》32部、《历朝捷录直解》10部、《历朝捷录》8部、《历朝捷录法原》14部、《捷录真本》2部、《捷录原本》13部，浙江则一次收缴84部。这一方面说明直至清初，普及性史书的流行仍然十分兴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清朝的查禁违碍图书给普及性史学造成严重的打击。

乾隆年间列为禁书的明代潘光祖《纲鉴金丹》、无名氏《龙门纲鉴》、张鼐《必读纲鉴》等等，今已完全佚失，苏浚《纲鉴纪要》则国内已佚，今仅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其他普及性史书被查禁者如《少微通鉴节要》、《续通鉴节要》、赵维寰《读史快编》、舒弘谔《古今全史集要》等，是我们上文涉及到的，还有大量诸如题名王凤洲《鉴纪古今合录》、陈仁锡《通鉴辑要》、陈瞿石《廿一史约编》、徐奋鹏《历史一览》、许重熙《历代通略》等等，被列为禁书者不可胜计，无法一一枚举，其中多有已不能得见的佚书，普及性史书因清朝查禁受到的损失是无可挽回的。不过，普及性史学既然在明代形成热潮，说明了它存在的必要，在清代虽然衰退，而其社会的需要性並未完全丧失。即使在考据学兴盛达到学术统治地位之际，普及性史书仍未消失，康熙晚期出现的吴乘权《纲鉴易知录》虽然也曾列于查禁书目，却以其超越明代同类普及性史书的水平而依然行世。《纲鉴易知录》这部著述，是明朝以来“纲鉴”类史籍长足发展的硕果，是清代普及性史书也走向精湛化的代表作。真正精湛的图书，官方的查禁是不容易使之绝迹的。清官方也不得不编辑如《历代帝王年表》之类的图书，以便对历代史事执简驭繁。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登录有乾隆时的官员于敏中抄写的《历代帝王统系纪年》、刘墉抄本《天位德元》，其他如乾隆末年许鸿磐有抄本《读史前抄甲本》、嘉庆年间官员潘世恩撰《读史镜古编》，今皆存世。〔[56]〕因此，清官方和官僚也並非完全不需要浅易简明的史籍。但是，普及性史书的地位在清代经此摧折，则回复到类似宋代的状况，人们可以像司马光由阅读《高氏小史》入门史学那样来利用普及性史书，却不予以重视，仅看作治史之敲门砖而已。

总之，明代出现的普及性史学潮流，因清初学术学风的转变而开始回落，乾嘉年间达于低谷。这既有清朝官方查禁的历史因素，也更由于大多数此类史籍质量低下。今天，为实施历史教学和提倡普及历史知识，编写一些历史教科书及历史读物，当然十分必要。但应当总结与汲取明代普及性史学发展中的教训，避免因只求数量、速度，而低水平反复抄撮，以至于有那种一时间汗牛充栋、再回首荡然散失的结果。

〔[1]〕《欧阳文忠公集·附录》（明嘉靖三十四年刊本），欧阳发等《先公事略》。

〔[2]〕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载《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卷首。

〔[3]〕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乾隆六年刊本）卷七一，《记历年图后》。

〔[4]〕见《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卷四《编年类》。

〔[5]〕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后同）。

〔[6]〕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编年类存目》。按：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编年类》考订，陆唐老之书于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有蔡氏家塾刻本。

〔[7]〕以上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史部编年类、史评类、史抄类。

〔[8]〕商 传 《明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 月）第七章，第406页。

〔[9]〕历朝历代之官修史，数量皆以本朝史为多，明朝亦然。此不足视为明代史学特点。

〔[10]〕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第七章，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594页。

〔[11]〕李小树《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明代史学探论》载《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一期

〔[12]〕钱茂伟《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历史知识在民间的传播》，载《光明日报》2000年9月1日。

〔[13]〕《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卯。

〔[14]〕《大明会典》（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印本）卷七十八，“风宪官提督”。

〔[15]〕《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一，正统十二年三月癸酉。

〔[16]〕朱谋炜《邃古记》（明万历刻本）卷首，董应芳《序》。

〔[17]〕《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洪武十三年六月

〔[18]〕《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四，洪武二十一年冬十月乙丑。

〔[19]〕宋濂：《春秋本末序》，载《宋学士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卷五。

〔[20]〕以上各书撰写者皆明人，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传记类》著录。

〔[21]〕《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日本摹刻明正统六年刊本）卷首《史略叙》。

〔[22]〕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史抄类》登录。

〔[23]〕以上各书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登录。

〔[24]〕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史抄类》登录。

〔[25]〕明刻本《帝王纪年纂要》（《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后同）卷首，黄谏《序》。

〔[26]〕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和史抄类著录。

〔[27]〕以上参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史评类、编年类、传记类著录。

〔[28]〕顾佐《分类通鉴引》，载《新集分类通鉴》（《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31册）卷首。

〔[29]〕《唐策》卷首，汪灿《原序》。按：此书今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内容为抄纂唐朝政治议论。

〔[30]〕《元史节要》（《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31册）卷首，《元史节要序》

〔[31]〕《历代叙略》（日本内阁文库存本）卷首，《历代叙略题辞》。

〔[32]〕顾应祥《人代纪要·自序》，见《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6册。

〔[33]〕王光鲁《阅史约书·自序》，见《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32册。

〔[34]〕《古今人鉴》（日本内阁文库存本）卷首，杜鹤年《古今人鉴序》。

〔[35]〕《忠孝别传》（日本内阁文库存本）卷首，吴震元《忠孝别传小引》。

〔[36]〕《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九，成化十二年十一月乙卯。

〔[37]〕以上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

〔[38]〕以上二书分别存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内阁文库。

〔[39]〕《咸宾录》（民国南昌《豫章丛书》本）卷首，刘一焜《序》。

〔[40]〕茅一桂《史汉合编题评》（明万历十四年金陵刻本）卷首，董份《序》。

〔[41]〕《威暨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存本）卷首，《自序》。

〔[4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清《广雅丛书》本）卷首，《弇山堂别集小引》。

〔[43]〕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华书局1959年版）。

〔[44]〕以上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登录。

〔[45]〕详见拙著《〈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载《南开学报》2001年第一期。

〔[46]〕钟惺补编本《历朝捷录大全》（日本东洋文库存明末陈长卿刻本）卷首《原序》。

〔[47]〕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史评类》登录。

〔[4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禁焚通纪”（《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一册）。

〔[49]〕明人私修当代史的具体状况，学界已有论述，此处从略。

〔[50]〕据乾隆二十二年改正定本《婺源县志》（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中国地方志丛书》影印本）卷十五《人物·儒林》。

〔[51]〕《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卷三载刘剡按语：“……曾氏仍陈寿之旧，以魏称帝而附汉、吴。剡即尊朱子《纲目》义例而改正《少微通鉴》矣，今复正此书，以汉接统云。”据此，则两书皆经刘剡所改订。

〔[52]〕祝允明《怀星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卷十二，《答张天赋秀才书》。

〔[53]〕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抄本《史学千一》卷首。

〔[54]〕此书今存日本东洋文库。

〔[55]〕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5月版。本文此处引述该书资料，恕不再一一备注。

〔[56]〕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史抄类》登录。

来源：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