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歌词、互联网诗歌、电影、疯狂星期四.....算文学吗？

前不久，《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王德威教授和GQ实验室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话。GQ实验室抛出的问题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王德威德回答也让很多人对“文学”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跟着GQ实验室，再上一堂哈佛文学课。

以下内容来自公众号⌈GQ实验室⌋

继几年前“东北文艺复兴”之后，这两三个月，文学可又一次在微博热搜上复兴了。

先是司马南炮轰莫言：“这赞歌都不唱了，文学艺术成什么样了？！”双方粉丝就此一边刷手机一边高谈阔论了一个多月的“文学艺术”；

然后是“乘风破浪”的刘恋姐姐，她几年前在豆瓣上发表的关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短评被翻了出来，饭圈居然开始问诊房思琪有没有文艺病；

接着是在“科学家与艺人平等吗”这么个议题中，突然有粉丝将该艺人比作胡适之，结果前一个大哉问还没研究明白，又开始研究“文学家与艺人平等吗”；

再就是周杰伦出新专辑，方文山《红颜如霜》被授予“yyds”荣誉称号，仿佛是在回应王左中右老师那篇旷古悼文《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

最后，“二舅文学”彻底终结了“内卷”时代，人类历史从此进入“精神内耗”新阶段。

经网友们这般反复提醒，我们终于意识到，都2022年底了，原来古人称之为“文学”的那种东西非但还没有灭绝，并且还频频抢着热搜。于是我们赶紧四处打听：“文学”是什么啊？听起来似乎是个好东西，看起来却……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 Edward C. Henderson 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王德威先生来为我们敲黑板，上一堂“哈佛文学课”。

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GQLab

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掌门人”，您似乎是第一次“跨界”接受采访？当时，在您听到说有一个叫 GQLab 的专注于所谓都市年轻人时尚与生活话题的新媒体想与您聊聊文学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王德威

其实刚开始我有点儿讶异。后来一想，沈从文后半生研究的，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 GQLab 吗？

GQLab

……把我们抬得这么高吗？好像在您的眼里，“文学”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很宽泛的现象？我读您主持修纂的那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像流行音乐歌词、同人漫画、互联网诗歌、电影，甚至于《庆余年》等等都被您纳入了其中——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过去我们一般并不将其视为文学。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一定要将这些东西算在文学的头上呢？

王德威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的定义，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发明。如果你回到19世纪或更早之前的中国文学传统里，所呈现出来的“文”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词汇以及观念。它包括种种自然的或者人为的痕迹，比如图案装饰、文字符号、词章声韵、审美品位、人格修养、文明结构等等。我的动机其实是想呼应这个大写的“文”的传统。

不过《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础还是建立在以文字、文类所构成文学体制上。只是行有余力，我仍希望思考时间流变里的“文”的多彩多姿的样貌。我所选择的，不论是歌曲、影视还是互联网上的现象，着重的仍是它们展现出的叙事的能量、感动人心的能量，而这就是中国传统中那个大写的“文”的根柢。

GQLab

要是按照您这种“大写的”文学观，我们社交媒体上那些千奇百怪的“文学”——譬如“大咕咕鸡文学”“姐夫文学”“废话文学”“肯德基疯狂星期四文学”，以及最近又刚刚诞生的所谓“二舅文学”等等——倒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了？原本大家把它们称作文学，其实纯属调侃。

王德威

你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传媒和互联网文化现象，它们的出现的如此生猛，变化如此多端，却让学院内的观察者们——包括像我这种半吊子——有点儿措手不及。

你想，80年代先锋作家的书，动辄卖几十万上百万，现在大概卖十几万都已经是畅销书了。读者都到哪儿去了？多半都在刷微博，都在搞这些好似过眼云烟的碎片化文字。可是话说回来，这不也是一种文学行为吗？人们那种强烈的、要把一个事儿——不论鸡毛蒜皮的还是惊天动地的——用一两句俏皮话或一个什么样的视频表达出来的冲动，它们的创造与传播，它们所引起的回响，这些不都是当代文学的现象吗？我觉得无论是雅是俗，是浮光掠影还是流芳百世，它们都是广义的文学律动的一部分。

但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判断和选择。我们活在历史的情境里，就已经是和社群规范、个人创造、舆情、私欲不断磨合相互定义。我们必须有雅量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丰富的、深厚的脉络，然后我们再去做选择和判断。

GQLab

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上所举的例子——从“大咕咕鸡”到“二舅”——似乎只是意见表达。如果当真把这些东西都理解为文学，那么似乎就会得到一个推论，即：文学原来可以只是意见表达吗？

我举个例子。前段日子“小镇做题家文学”风靡，人人追着喊着为小镇做题家正名，小镇做题家为了高考报一百个补习班，人们美其名曰“不可抗境遇下的个人奋斗”；但是同一个现象，在更早些时候可是要被攻击为“内卷”的——彼时人们怎么不说内卷是一种“不可抗境遇下的个人奋斗”了？

在这个地方，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似乎全看“社交媒体文学”的风往哪个方向上吹以及我们想让它往哪个方向上吹。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一概理解成文学，那文学本身的价值——假如有的话——何在呢？

王德威

这个问题有趣，我可能无法给出完满答案。但你指出的现象，恰恰是我想坚持的文学力量之所在。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一种不断在你我股掌之间、在社会机制权限之间、在各种情感以及知识之间作出意义表达的行为。有时候文学还是一个伦理的辩证——甚至是政治理念和哲学思维的辩证——的场域。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宽广与驳杂相互关联，也促使文学专业者不断地做出思考与判断；此时文学观察者和评断者的角色就凸显出来了。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5秒钟的作家，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视为一种“文学”行为。只是，我们有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任吗？

GQLab

您的“为我们的文学行为负责任”这个说法，让我想到了前段日子围绕所谓“二舅文学”的一些争议。您觉得《二舅》这部作品“为我们的文学行为负责”了吗？

王德威

前两天一个学生把《二舅》转给我，看得五味杂陈。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评论二舅的遭遇。但叙述者的旁白，尤其结尾，真是耐人寻味。听说我的朋友许子东好像拿《二舅》跟余华的《活着》做了个对比，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提到鲁迅的《故乡》《祝福》，有没有提到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任何人只要上过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立刻就能从《二舅》中看到一个知识分子还乡的论述传统。如果把《二舅》那个“精神内耗”的问题放在这个论述传统里来理解，可能就会更有张力。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GQLab

在围绕着《二舅》的争议中，有一个点是在于，相当一部分网友指责《二舅》的作者通过文学“美化苦难”。这似乎无异于说，文学行为的责任（之一）即是直面苦难、不去美化苦难。但文学怎么做到“直面苦难”呢？

在您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侯孝贤的那一章（“创伤和电影抒情风格”）里面，有一段言及《悲情城市》曾遭受的指责：“他们预期影片就算不是真实回忆，也是那个世代集体创伤的某种历史再现。然而包括影评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大部分观众都对《悲情城市》不满，相继抨击导演与影片没有借用被压抑的历史，明确地控诉国民党暴行。”我发现，这套逻辑正好就是“二舅文学”反对者们所持的逻辑。

对此，该章引了朱天文的观点作为回应：“首先，中国文学中的抒情并不特别尊崇冲突，也因此缺乏史诗想要解决冲突的驱力；其次，中国诗歌中自然被视为不具人格的超越性存在，故而无从咎责。……通过抒情叙事，《悲情城市》超越了历史电影的界限，成为具有坚强文学基础的多重形式文本。”该章认为，《悲情城市》的“光辉恰恰在于此”，因为“它赋予了几十年来，对整整一代人的记忆而言，不可见亦不可说的事件一个形式。这个见证是通过记忆、报告文学和抒情的移形变位，所呈现出来的视野”。

我们且不管《二舅》是否能与侯孝贤或朱天文的作品相提并论。我想问的是：我们也可以直接套用这种抒情理论来为“二舅文学”背书吗？也即，就算没有直接叙述苦难本身，也未必就没有“直面苦难”？

王德威

我有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讲这个问题。二战之后，德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多诺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死在纳粹集中营、煤气间里的犹太人和异端分子是不可能活过来叙述什么是苦难的。幸存者不是罹难者，无从起死回生。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文学家，你真正能够叙述的就只能是所谓苦难本身的“不可被叙述性”。

但我相信阿多诺的用意并不是说文学就没用，一切归于沉默死寂。文学这个东西毕竟说出了那个苦难的难以想象的维度、说出了苦难的无从再言说的深渊，而在这个“说”的辩证过程中，你意识到你自己所占的位置本身的局限，从而开始另一轮的反思与言说。《二舅》事件引起正反两极的辩论，其实不妨从这个角度观察。

GQLab

您说文学“毕竟至少说出了”什么什么；但似乎恰恰就是这一点，反倒使文学历来备受质疑。因为，文学实际上是通过修辞做到这一点的，而修辞必然带来某种美化，美化似乎就一定会带来异化。

在“二舅文学”诞生前不久，由于参加综艺《乘风破浪》而风头正盛的刘恋，突然因为多年前她在豆瓣上发表的一条关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书评而上了热搜。刘恋的书评认为，房思琪被性侵之后“因为文学滤镜而沉溺于对痛苦的自我献祭”，她说这是一种“文艺病”。刘恋的书评激起千层浪，大多是反驳刘恋的。但我认为刘恋的话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外音：文学本身“自带滤镜”，它必然会美化事物，无论这个事物有多么丑恶。在这个层面上，我看与其去指责房思琪有文艺病，倒不如直接去指责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文艺病。

您怎么看呢？

王德威

“文艺病”——不论是作为书写内容或书写的状态，或是读者反应——古已有之，林奕含笔下的房思琪案例只能是后之来者。放眼比较文学史，《少年维特的烦恼》引发的阅读后遗症、《牡丹亭》延续而成的“小青本事”，都是因爱成痴、虚实不辨的文艺病前例。但要说林奕含或者房思琪“美化苦难”，其实是生者的后见之明——甚至是一种欲望消费。文学可以是病症，也可以是解药，甚至可以是毒药。文学之所以复杂，正在于未必只是真善美的代言。其实，那样处处真善美的文学，不也是一种“病”？

GQLab

您刚才所强调的，似乎是文学作品的效用；但我想请教的，其实是文学行为本身，即：文学作为一种行为，有没有可能本身就是坏的？我举两个极端例子。

我有一个耽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他整日非常痛苦，但他其实并未遭遇任何事。有一次我问他究竟这是何必呢，他回答我说：“痛苦不美吗？”另有一个写诗的朋友，同样也是整日整日无端痛苦，其对象劝他去做心理咨询，他说：“你侮辱了我的绝望。”二人遂分手。

在我看来，我这两位朋友的痛苦，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学行为。但与其说他们是在以文学的方式美化痛苦，不如说他们的痛苦就是一种被美化为“痛苦”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房思琪和《二舅》的作者是否美化苦难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即便他们无意去美化苦难，苦难也会被文学本身美化。如此一来，就算那被美化的不是苦难，而是与之相反的事物，比如美好，这一美好同样也只不过是一种被美化为“美好”的文学而已——但，美好还需要被美化吗？这岂不成了说美好本身还不够美吗？这似乎是说不通的。

所以，我的问题大致就像林奕含所表述的那样：文学如此一来岂不就是“巧言令色本身”吗？如果文学行为就是巧言令色本身，那岂不是勿论操作文学的人是好是坏，它本身就是坏的，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所批评的那样？

王德威

将林奕含跟柏拉图联系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太大胆的方式啊……苏格拉底跟柏拉图所提出的是一个亘古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问都不为过的，我不否认林奕含所经历的痛苦，但文学是否只能是“巧言令色”的书写工具，大概还需要更多思考。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因为诗人软化了城邦公民的理性。有关理想国中的文学这则寓言千古以来有太多太多含义，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想提出的一点是，当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在表达出对文学的焦虑与抗拒的时候，也可能恰恰承认了文学无远弗届的力量。

我们太多时候将文学只当做“诚中形外”的表达，忽略文字修辞的媒介性。这媒介性可能是流动的，在彰显与遮蔽、写真与投射种种维度间摆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不仅仅局限于善和恶的所谓伦理学分析。

其实在中国以儒家为主的文学传统中，那种趋善避恶的诉求，那种文以载道的主张，都是在这个意义下进行的。那么你刚才的问题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文学之恶是怎么来的呢？明明是刻意地去教化、劝善、启蒙，却总有一些不合适的、不合理的、难以预料的现象不请自来。这里面的悬疑我没有办法回答，这是文学不可测的那一面，我们必须正视。梁启超1902年提倡新小说，着眼点其实是传统说部里的那种“诲淫诲盗”的力量，他恰恰希望将这种力量挪为己用，传播正能量。结果呢？对文学可以载道或毁道的这种辩证一直持续到今天。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文学不可能只是“巧言令色”而已。文学可投射到生命种种不可测的地方。所谓善恶这样的二元划分，未免失之简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林奕含和她的粉丝可能低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GQLab

您刚才提到文学不仅仅局限于善与恶的伦理学分析。但事实上，文学似乎总是在孜孜不倦地处理人的伦理问题——或倡导某种伦理，或批判某种伦理。然而这项工程其实跟伦理学、哲学是差不多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此刻我要思考某个问题，我亟需理解我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某个伦理困境——譬如性别议题之“矫枉必须过正吗？”、饭圈议题之“科学家与易烊千玺平等吗？”等等——那我为什么不去研读伦理学家、哲学家的著作，却要绕着弯儿地去读文学家或者文学批评家的作品呢？

王德威

确实，同样的一个伦理问题，我相信文学的处理不会比伦理学更精准；但我认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文学展示出了它最大的能量。

人类理性的空间何其有限？文学无远弗届的能量正是投射在人类理性之外的最广袤、最不可测、最不可知的那一个面向上。我觉得这种能量不是简单的一个善与恶的二分法所能够局限的。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或者一个有能量的读者，他会在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一个不断辩证的过程，但并不是每一次都一定要在其中得到一个一清二楚的答案。

这样的一种能量，我用最天真的方式说，那是文学所谓的、我自己定义的“幽暗意识”。幽暗并不是黑暗，它指的是文学除了呈现现实人生中的各种喜怒哀乐之外，它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中，在这颗星球上，在这段所谓的生命的过程里，在可以掌握的知识与象征体系之外，人类原来还有无尽幽暗的闳域……

采访后记

前些日子，社交媒体上关于“二舅文学”是否美化苦难的百般争论，让我想起了西蒙娜·薇依的一个观点。在《文学与道德》中，薇依写道：

“既然文学首先是一种虚构的产物，那么就似乎与不道德脱不开干系。因此，指责作家变得不道德是不对的，还不如17世纪的那些勇士似的直接指责他们成为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对全部文学作品一概加以谴责。……然而，虚构不仅会滋生文学中的不道德，还会滋生生活中的不道德。因为我们生活的实质几乎全部由虚构构成。我们给自己讲述关于我们自身的未来的故事。如若对真实没有一种英雄般的爱，我们便会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讲述我们的过去。我们从未切近地观察过他人，而只是（不停地）给自己讲述着关于他们在干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的故事。”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个人完全同意薇依对文学的这种描述。并且在我看来，薇依的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文学的伦理困境，在这个“小作文”漫天飞舞的年头，它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我眼中的社交媒体景观——我们谁胆敢说自己“对真实有一种英雄般的爱”？

然则我们该当如何面对这种现象呢？薇依有她自己的观点，我也听到过不少别的观点，但都不能完全解决我的困惑。因此，这次的采访，看起来聊了很多不同的事，其实只是我就这一个问题向王德威教授请教。

采访很短暂，王德威教授的大义微言发人深省。但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我想，有心的读者不妨也可以扪心自问。

策划：GQ实验室 编辑：河马

采访：越南螺 撰文：寻张怀民

助攻：Arry 插画：Finn 视觉：a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