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快闪丨西方史学理论的源与流：史学思潮、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

本篇纪要为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学术快闪”系列活动第9期内容。
杨长云（主持人，上海大学）：
近些年在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学生不太会使用恰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尤其是相当多的跨学科研究生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运用方面十分薄弱。我们知道，无论是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还是后来的各种新字号史学理论和方法——从法国年鉴学派到美国新文化史，从跨学科方法到后现代主义等等——都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鉴于当前史学研究学生群体普遍现状和史学理论及方法之于历史学写作的重要性考虑，我们今天邀请到五位学者就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展开讨论。
梁民愫（上海师范大学）：
我主要谈谈“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及其学术路径：英国范式”。史学理论在史学研究中是一块非常重要的领域，有过研究热潮，也沉寂过一段时间。最近来看又重获新生，有很多学者或者是学生现在对这个领域抱有极大的热情。前天刚好听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一个题为“历史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学术讲座，讲座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他就特别谈到，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经历过几次热潮：第一次是晚清西学的传入、进化论等思想的传播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第二次是马克思史学的传入，产生了一批有关史学理论体系的著作，引发了社会史大讨论。第三次就是80年代以来的学术变革，并影响到现在。我认为这种针对中国史学理论体系源起的学术史概括比较合理。今天我主要来讲下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一种理论方法与思想体系，更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理论范式与实践形态。国际史学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认为西方史学演进主要存在古典史学、近代史学、年鉴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重要史学范式。美国新文化史家林恩·亨特在论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理论”兴衰及其历史批判精神时，事实上也充分肯定了二战以来全球时代史学写作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年鉴学派以及特别流行于美国的身份认同政治等四大史学研究范式及其影响问题。接下来，我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讲授，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或源起；二是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球境遇；三是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为例，涉及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传播与学术路向问题。

梁启超

第一部分我先介绍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或源起，欧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现象。就历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而言，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结合，创造了20世纪国际历史学的新局面，呈现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贡献。19世纪40年代以来，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对历史学的发展和影响巨大。特别是20世纪以来，促进了国际历史学新局面的产生，开创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范式，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诸多流派，与西方新史学派之间有很多的交叉和交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因为其本身的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国内史学界在运用唯物史观时还有很多的不足。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它的历史观、史学理念、史学观以及它的核心的概念，成为我们史学理论最悠久的源头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范式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发展及其演进的形态，主要是表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诸多著作者思想谱系形态的一种转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马恩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史学理论的创造、思想体系和实践成就；第二个是欧洲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代表人物有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弗兰茨·梅林、奥格斯特·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卡尔·考茨基、保尔·拉法格、罗莎·卢森堡、爱德华·伯恩施坦等。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家以及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他们的很多著作包含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当然有的是修正的，有的是扭曲的，但是我们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暂时还停留在国际运动史的领域里面，还没有从历史观和史学的这么一个角度去考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部分是关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全球分布问题。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关注。表现有三个主要特征：研究群体的多样性、应对立场反差性、学术影响广泛性。这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经历了全球性的兴起和区域国别性的传播，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西方世界深刻的社会危机，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空前活跃，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成为一种强大的史学思潮或者研究范式，影响着国际史学的发展方向。第二个时代是上世纪五六十到八十年代，英、美、德、意大利、法国和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共同彰显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形态、观念变革及规模水平。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及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力量则因受到更多限制而显得相对弱小。第三个时代是20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史学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政治理论力量。西方史学潮流中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的融合倾向，形成了历史性的思想文化思潮。
如果我们要继续去思考二战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就必须深入以及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它的文献的整理，它的思想的谱系，研究范式分支的转换和具体各个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特别是其中某些流派的学术地位，从这些多角度去切入。最后更重要的是要把它放在一个全球关联和时空区隔转换的视域上，去分别探讨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成就，包括它的理论文献是哪些？它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哪些？学术思想和发展的状态有些什么新的变化？
我们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或政治理论方面，而应该深入到学术史的梳理和专题论述的形式，去重点探索和系统阐述。从研究者的视角和研究的对象，我们应该注重两个史学实践的路径。第一，就是要注重在全球史学史和思想史的学术脉络以及研究路径，从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史的角度，去梳理、探索和叙述每个学派、每个史家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的学术人生，他们的著述成就，最后总结归纳出学科内史和学科外史的内涵及特征。第二，我们要注重全球思想史理论的反思和历史书写的方式或者说途径，具体分析各学派史家兴起的原因，史家的谱系、思想渊源、观念之间的交锋。
我们研究史家主要是研究史家的著作，当然其它的相关性材料也需要收集，包括史家的个人传记、活动的具体记录、有联系的档案材料。这些是分析史学理论范式转换和史学思想谱系的重要基础材料。纵观中外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可以说已经非常丰富，成绩斐然。现今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已蔚为壮观，只是我们对史学家个体角度的研究关注度还不够，所以我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去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
接下来，第三部分，我主要来介绍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观逻辑和学术研究路向。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形成的背景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和学术语境所引发的研究热情，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时期。第二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小组的成立（1938年9月）。比如，英国共产党（新左派）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史学职业化与史学大众化的演变，分成前期与后期两个发展阶段。最后一点则是从社会思想与学术谱系的关系上，存在着一个英国社会政治变革与学术文化传统问题。他们的代表人物有莫里斯·多布、爱德华·汤普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维多克·基尔南等。
第二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与第一代相比，既有延续性也有自己的时代特点，第二代跟第一代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把阶级分析与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相结合，推进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与兴盛。代表人物有斯图亚特·霍尔、佩里·安德森、希拉·罗博瑟姆、罗宾·布莱克本等。
我认为无论是研究英国的马克思史学，还是全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及其学术影响，应该以历史学派、史家群体和史家个体为研究对象，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史学理论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然后采用时间的维度为线索，着眼于他们的史学实践，同时又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思想谱系的源流之中进行探讨。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重视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全球思想史的视域下，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分析范式的创新，其次就是细致梳理马克思主义史学代际转换的动力和过程，最后还有就是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谱系和影响传播的研究。我们做史学理论研究有三个学术前提。首先就是要根植于史料，大力挖掘原始文献资料与整理研究性史料，包括史家群体的个人传记与著述文献。第二点是要关注理论方法，从历史内在逻辑与史学认识论的角度，充分运用理论和构建分析模式。第三是要学会同情共感，全面收集与考订史家群体的相关档案、活动记录和交往文件。
从全球史学史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史学思潮，我们还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国别差异、国族立场、区域分布和著作流传影响。从史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具象角度，集中关注一些重要国家和重点地区的代表性史学家或史学著作。不能仅仅停留在欧美学者身上，还应关注亚非拉广大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传与发展。特别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百年历史格局，特别是当前我们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局下，我们做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如果把这种背景贯穿进来或者说结合起来将可以发现许多非常好的研究主题。
徐良（江西师范大学）：
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题目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百年流变及其影响。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并不占主流，但它也是这个国家史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一般来说，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以1919年9月美国共产党成立为标志。
我首先来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美国的建立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的传播为前提。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以1848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1848年以前，美国社会中影响更广的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类思想早期的时候主要是依托于欧洲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美国所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正如我们所熟知的罗伯特·欧文、傅立叶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者，很多都去美国建立了相关的共产主义实验场。19世纪上半叶美国各类共产主义的实验公社达到了几百个，先后参加实验的人数达到了几十万。从某种程度上讲，此时的美国可以说已经成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故乡。在这些共产主义实验场的建立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在美国得到了传播和发展。

罗伯特·欧文

那么1848年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分界点呢？一个标志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它代表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还有一个是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我们知道，欧洲革命很快就失败了，之后大量的革命者流亡美国。在学术界，很多人把当年革命失败后从欧洲逃到美国的流亡者群体称为“1848年人”。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了美国，通过创办的报纸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随后到了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就是美国内战前后，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开始亲自在美国的一些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特别是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去分析当时美国的社会运动和重大的事件，包括禁酒运动、西部开发、林肯政府的反奴隶制政策等等，并对林肯总统产生了一定影响。19世纪晚期，工人运动在美国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工人运动的浪潮一方面催生了一批有关社会主义史和劳工史的作品，例如理查德·伊利的《美国劳工运动》、艾德文·麦克尼尔的《今日之主要问题——劳工运动》、马提斯的《美国社会主义》、希尔奎特的《美国社会主义史》等，为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术基础。另一方面，在工人运动的伟大斗争背景下建立了一批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或政党，如“美国劳工联合会”“社会主义职工同盟”和“美国社会民主主义党”等，它们从社会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不断扩展。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初期发展。1919年美国共产党出现，标志着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著书立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对美国历史问题的考察中，从而推动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产生和30、40年代的快速发展。这个时期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劳工史、美国革命史、内战史、黑人史以及国际工运史等等。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重视探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些规律性的内容。其中代表人物有威廉·泽布朗·福斯特、赫伯特·阿普特克、菲力普·方纳等。这些人共同构成了美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家共同体，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身兼政治家和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其历史研究的最大优点就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工人、群众、妇女、黑人以及其他受到排斥的底层民众身上，为这些底层民众的现实政治斗争服务。这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几乎都对马克思主义抱有虔敬之情。因此，往往被后世史学家们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的“老左派”。
第三个问题我讲一下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和繁荣，主要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当然也有学者把它自然延伸到了80年代，但是我认为主要是在六七十年代。这段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与繁荣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那就是伴随着二战的结束，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殖民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由于苏联国力上升，开始对全球进行革命输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盛极一时。在这一时期，美国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等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兴与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特点是“新、老左派”史家并存。“新左派”史家的崛起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界的影响力，代表人物有威廉·阿·威廉斯、沃尔特·拉菲伯、尤金·吉诺维斯、霍华德·津恩等。与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美国史坛单打独斗相比，60、70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显现出—种高亢激昂的气势。此时，既有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发展，又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庚续传承，标榜信奉马克思主义或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历史研究一时成为学术时尚。尽管他们有时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都认可马克思主义既是解释这个世界的一般理论，又是改变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他们秉承“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坚持为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普通人”“沉默者”代言，书写了大量的“草根历史”。尽管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属手当时美国史学界的少数派，但不可置疑的是，新、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历史书写还是奏响了60、70年代美国史学的最强音，他们共同缔造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个英雄主义的年代。对他们来说，这一时期无疑是一段让人回味悠长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最后我来讲下后冷战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发展。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和“冷战”的最终结束，马克思主义面临空前严重的打击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失败论”和鼓吹西方民主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60、70年代在美国史坛兴盛一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热潮戛然而止，与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起陷入空前衰落。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挑战，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有了新的面相。这一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是受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马克思义史学与整个美国史学一样出现了以社会科学化为核心特征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跨文化研究形态，但重申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剖析后冷战时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新问题依然是其核心关切。斯坦福大学的纳坦·罗森堡指出，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为美国准备了实现社会主义原则最理想的条件。（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并不证明马克思错了，相反却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苏联未能使科技进步和研究成果适应本国工农业发展的需要，相比之下，美国所处的地位要有利得多，更加适宜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罗耀拉大学的大卫·施威卡特和布法罗大学的詹姆斯·劳勒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论证了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方案。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俄勒冈大学的约翰·福斯特等人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系统的、生态的世界观，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是以劳动为中心的自然与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从总体上看，后冷战时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主导下，强化反思意识，注重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命运，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能，具有浓厚的思辨性。同时，又非常注重分析、解决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知识经济、全球化、生态危机及市场社会主义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美国的诞生与发展，造就了—大批杰出的激进主义史学家，打破了美国保守主义史学一统天下的沉闷气氛，开拓了美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丰富了美国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史学的变革与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历史书写，不断深化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知，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语境之下，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自己的学术基因，以建立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为崇高目标。正因为此，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美国国家历史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问题把脉、开方的医者角色。
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西方史学理论的源与流，所以结合研究和教学中的心得体会，我来谈一下从西方史学史看史家认识主体的隐与显。从史学家作为一个认识主体的角度出发，我将西方历史划分为了四个阶段：（1）古典时期，现实经历者与“第三者不在场”。（2）文艺复兴至19世纪，“自我监视”的史家主体。（3）19世纪后半期至1970年代，相对的“我”和任意的“我”。（4）1970年代以后，拆分、异质的“我”。
因为在史学认识论里，一直有一个关于认识主体的讨论，就是到底是谁在进行史学认识？所以人们在进行史学认识的时候，会牵扯出一连串疑问：历史认识中，是否允许史家保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史家在当下生活的现实体验，如何影响了史家的历史认识？生活于“当下”的史家“自我”，还能“真实”“客观”地认识历史么？
古典时代的史学家，他们写作的基本上都是当代史，他写作的历史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现实生活，而且事件的亲历者就在他的身边。所以这些学者们写历史的时候，他没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专家意识，精英意识和知识霸权思想。史家把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描述出来，这就成了他们写作的历史。希罗多德写作时还会提到“我”的存在，但从修昔底德开始，第一人称的“我”就开始隐身了，包括后来的凯撒写高卢战记，更是娴熟的运用这一技巧。正是通过这种“第三者不在场”的修辞，实现了作者无处不在的作用，并达到了（客观）说服读者的目的。在这个时期，史学家作为一个认识主体，他亲历历史和现实，他们的写作基本都是属于当代史。

希罗多德

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博物学派的诞生，史学家开始不再局限于只写当代史。而是通过二重证据法，史家开始在写作内容上，跃出自己生命的界限，可以研究遥远的过去。从二重证据法开始，史学家越来越多地采取了一种所谓科学观念的写作：即作为写作对象的历史，要跟史学家自身的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作者在历史叙事中是隐身的、缺席的；在写作过程中要尽量采取一种非个人化的叙述方式。目的是要表明史学家研究是中立的，或者说叙事是跟史学家个人的现实立场没有关系的。
过去的古典时代，史学家依靠个人作为认识主体的现实体验来写作历史，但是到文艺复兴之后，史学家主要依靠的是档案，并且逐步发展出一种约定俗称的习惯，叫做30年距离。就是说史学家写作历史，一般会与史家的当下生活间隔30年的时间距离（海登·怀特称其为史学家的30年自我封闭）。在这个阶段，史学家越来越多的对他自己进行控制，通过这种控制来实现历史写作的客观性。但这种理想的客观性很难达到，在十九世纪发展成为了孔德难题：即实证主义可以用于研究一切，唯独不能用于研究史家的心灵；因为研究心灵，就需要动用主观去移情，就无法客观，那就不是实证主义。
伴随着狄尔泰对孔德难题的回应，来到了第三阶段。从19世纪后半期到上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在史学认识论上达成了一种共识——史学家从档案史料整理到叙述编辑成书的过程中，并非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史家将档案史料转化成史学叙事的过程中，存在着史家自己的建构。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战争中，不同国家的史学家，基于自身的民族或国家立场，会产生完全矛盾的历史认知。从普法战争到一战中，各国史家间的公开辩论，充斥着史学家的主观认识。二战结束之后，原子弹的爆炸冲击，使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也开始产生了一定怀疑。
1960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和越战，人们发现很多历史学家都带有较强的种族和政治偏见，人们不再相信史学家能做到客观。克罗齐通过重建历史认识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确立起史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克罗齐批评了兰克学派、博物学派或语文学家使用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下+地上”“文字+非文字”的考证方法，认为这只是解决了历史知识是否“正确”的问题。但如果不能与现实生活产生共鸣，这种方法就无法解决历史是否“真实”的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历史学就进入到后现代主题。后现代主义认为所有的史学认识，所有的档案其实都是语言。基于这样的观点，史学家的自我主体性就开始受到质疑。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作者的作品写完，作者就已经消失，甚至喊出作者已死的说法。后真相时代，当作品离开作者的案头时，就会被社会化解读，（作品意义）已经变了模样。而且研究者应该承认他们已经被建构在特定的学术话语中，这些话语构成了他们观察世界和行动的过滤器。话语体系构建了作者的主体，以及作者言说的世界。由此话语反客为主，过去是史家再现的工具，现在则用于生产史家。（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上，）人们越来越重视接受者或读者，认为作者的作品一旦写完，作者就已消失，开始交由社会解读。
史学认识在后现代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出现了史家历史认识与史家现实体验之间的断裂。史学家捕捉现实生活经验能力的弱化，或者说能够运用历史经验，对现实进行历史解释或指导的能力在弱化。由此导致，当现实的人们需要利用历史叙事来构建自己的合法身份认同的时候，现代西方学界却无力提供这种历史叙事。由此造成了历史的科学分析也罢，叙事理解也罢，都出现了历史再现上的危机。这是后真相在历史学科出现的根本原因，人们甚至开始质疑集体客观、共识是否真的能够达成。
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在西方史学史上，是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某个阶段凸显，某个阶段隐藏。而在当代史学的复杂认识过程中，史家主体性既有显现出来，让我们看见的地方（如考订证据、学术交流、社会影响），也有隐藏起来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如史家基于碎片证据建构叙事的过程、如史家受到何种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左右或影响）。
史家的主体看似个性或“主观”，但也有其客观因果性。史家主体的自主叙事，其实受到了现实的制约。一是史家要意识到“自我”主体本身所从事的现实生活的存在，二是史家要意识到历史认识中总会存在“当代性”“现实性”。因此存在叙事“语境”的现实性与史家主体“能动性”的相互交织。事件亲历者群体、历史学家群体、读者群体（主体间性保障）都在亲身参与“现实”，并能动讲述当下自己经历的事件，这是一种已经预设主题的历史现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
唯物史观认为，史家作为“认识主体”的观念和思想，并不等于就完全是“主观的”。因为“主体”的意识，正是来自于他/她对客观的现实生产生活的体验，并是由后者决定和塑造的。因此，史家的所谓“主观”，本身亦是有其客观性因果关系的。史家看似“自主”的历史叙事，其实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等情况制约下产生。例如当代西方学界目前关注的阶级、性别和性态的历史编纂，民族、种族与帝国等的研究，正可以通过全球化背景下，族群-民族主义的复兴、欧洲殖民帝国的混乱结局、欧洲战后移民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美国的种族及族群政治和“美利坚帝国”的崛起等现实问题，来予以解释。
吴浩（上海大学）：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思考历程。刚才梁老师和徐老师也都讲到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显学。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西方的社会科学、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很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吉登斯、格尔申克隆、沃勒斯坦和年鉴学派史家们等等。
中国的唯物史观为什么在1949年之后从显学经历了几次起伏之后渐渐归于沉寂，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阶段，建国到“文革”时期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及史学界认知。在中国革命和建国初期，苏联作为老大哥，对我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时期对中国唯物史观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此时人们的唯物史观认知呈教条主义倾向，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问题而言，阶级斗争被视为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真正动力。第二，从社会形态演进背后的人为因素而言，人民群众被视为历史的唯一创造者。第三，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路径问题而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严格依次演进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点反映在历史学研究中，就是从50年代到“文革”前夕的“五朵金花”研究。“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在古代史分期讨论中，当时依据的理论都是社会形态严格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此演进的规律，由此认为中国和西方社会一样，必须要经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当时的研究强调中国在封建社会晚期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来的侵略，肯定会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外来侵略打断了这个进程。虽然此时也有个别学者对这些教条观点进行质疑，如南开大学的雷海宗先生，但这些人都因此受到了批判。
时间过渡到“文革”时期，“左”倾错误发展到极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指导的唯物史观，受到极“左”思潮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深刻影响，出现严重扭曲。第一，从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问题而言，阶级斗争被视为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第二，从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背后人的作用而言，从“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被进一步解释为“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第三，从社会形态演进路径而言，“五种社会形态”严格依次演进，被视为“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则被视为原始社会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根本动力。
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对唯物史观的反思讨论也进入了第一次高潮。人们重新反思历史发展动力学说。首先，阶级斗争不再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而是与科学义化、思想斗争等一样作为动力对历史发展起作用。其次，史学界加深了对历史发展动力复杂性的认知，逐渐由过去的动力“一元论”延伸至动力“多元论”，进而提出“合力”说。最后，史学界提出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新的思考论题——历史发展动力背后人的作用，以及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推动下社会形态演进路径。在反思历史创造者问题上，一方面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另一方面杰出人物，甚至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得到客观认识。关于历史发展社会形态问题的反思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1）关于“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如何形成的问题；（2）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能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3）关于马克思的“三种社会形态理论”。两种解释框架都进一步实现了对历史发展普遍性与多样性的包容，实际上分别从不同侧面加深了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思考。既有“回到马克思”对基本概念的重新考察，也能够把“三形态”与马克思提及的几种具体生产方式充分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证。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在延续了80年代的思考路径的同时，思考的层次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对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中出现渐进与跨越两种形式及原因的分析，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与解释力。90年代伴随苏东巨变，这次反思的热潮陷入平静。
进入21世纪，史学界再次掀起了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高潮。这次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唯物史观科学属性的探讨。有人认为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向是社会环境，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中介条件，因此，其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缺陷；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理论缺陷来自苏联的教条主义唯物史观，不能以此否定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第二，是关于唯物史观基本概念与原理的探讨，如社会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等。第三，是关于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延续。很多学者研究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并非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创，而是由斯大林创造的。他们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及的几种社会形态演进，只是对西欧历史的一般描述，马克思明确反对将这一描述作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实际历史来看，除了西欧以外，“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但仍有少数学者继续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这一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就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而言，社会形态演进可以存在“越次”更替的特殊性，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这场世纪初的大讨论结束之后，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再次陷入沉寂。直到2010年前后，相继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新思考，主要有关于“单线论”与“多线论”讨论的深化；关于东西方社会发展观的重新解析；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概念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再没有引起学术界大的波澜。
为什么唯物史观会在中国当代面临着被质疑和边缘化的严重挑战？这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诸多内在原理依然没有讲透彻，诸多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中间阶级、农业资本主义、作为第六种生产方式的家庭农场生产方式）依然没有根据这一理论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第二，不断涌入的史学新思潮与历史观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误解与尖锐批评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应。第三，除了传统的问题以外，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课题与研究层次依然有待进一步开拓与深化。
吕和应（四川大学）：
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德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德国现代史学是指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至1945年二战结束这段时期的德国主流史学，其特点包括：以历史主义为理论基础；属于专业化和职业化史学；促进各国历史学的现代转型。德国现代史学总共存续了一百多年，按其发展状况又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760-1860年为其现代转型阶段，亦即其起源和形成阶段；1860-1914年为其体制化和对外传播阶段；1914-1945年为其衰落阶段。
我为什么会关注德国史学现代转型主要是基于三个问题：第一，19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现代史学皆受德国现代史学影响而形成，与之相比，德国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一直扑朔迷离，既有研究已否定了德国现代史学直接起源于哥廷根史学的说法，那么它是西方博学好古研究或18世纪启蒙史学的直接产物吗？对此问题，最近数十年的研究倾向于持肯定的回答，然而事实上却仍值得商榷；第二，在德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其现代转型阶段最值得单独研究。在那个新旧交替、多学科交互作用的阶段，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维也纳体系、新教神学、新人文主义、浪漫主义、古典语文学、德国古典哲学、哥廷根史学都是促成德国史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而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德国现代史学巩固其学科地位，这些因素的影响逐步褪去，相应地，德国现代史学的理论基础、政治蕴涵和体制化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诸如兰克早期史学是否具有突破性等史学史议题在近些年被广泛讨论，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贬低兰克早期史学的学术贡献，如果要重新评价兰克早期史学，研究德国史学的现代转型阶段就尤为必要。
在西方学术史上，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彼得·赖的《德国启蒙运动与历史主义的兴起》、莫米利亚诺的《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历史学的起源》、安东尼·格拉夫敦的《脚注趣史》和唐纳德·凯利的《历史的机运：从赫尔德到赫伊津哈的历史探究》都涉及了德国现代史学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其中较早的研究受19、20世纪之交德国史学的影响，认为德国现代史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考证方面；而赖、莫米利亚诺、格拉夫敦、凯利的研究强调了德国现代史学与欧洲近代史学之间的连续性，认为兰克开创的德国现代史学与西方博学好古研究、启蒙史学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与上述非德国学者不同，德国或德裔学者更强调德国现代史学自身的传承和创新，这个角度的代表作有德裔美籍学者伊格尔斯的《1760-1800年的哥廷根大学与历史学的转型》和乌尔里希·穆拉克的《在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中的历史科学：论历史主义的前史》。

莫米利亚诺

从近些年的研究趋势来看，国外学术界尝试从后现代叙事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德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其中丹尼尔·福尔达的《科学出于艺术：德国现代历史书写的兴起（1760-1860）》和布劳的《作为重现之视：兰克与现代史学的开端》最具有代表性。除了一部分西方史学史教科书涉及德国现代史学与欧洲近代史学的关系问题，国内仅有刘耀春的《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和王晴佳的《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两位学者专门撰文探讨过此问题。
通过研究与梳理，下面我将澄清德国现代史学与博学好古研究、启蒙史学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首先，我认为德国现代史学不同于博学好古研究。既有研究通过分析欧洲近代史学以及博学好古研究，以此强调兰克早期史学并未产生根本性突破。考证是德国现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并非其灵魂，德国现代史学对政治的介入及其民族主义特征是博学好古研究完全不具备的。其次，我认为德国现代史学不同于启蒙史学。尽管德国现代史学与启蒙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自兰克出版其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开始，德国史学就具有了明显的反启蒙的历史主义特征，只有反对抽象的启蒙理性，历史主义才能成立。再次，德国现代史学并非脱胎于哥廷根史学。哥廷根史学并非德国现代史学的直接源头。处于现代转型阶段的德国史学旨在追求“阐释”而非“考证”，这使其与在方法论层面只强调“考证”的哥廷根史学截然不同。
德国现代史学起源和形成具有其内在性。首先，德国现代史学的起源和形成与多重社会历史因素密不可分。德国现代史学的兴起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其后的保守社会氛围都存在密切的关联。德国的新人文主义和新教氛围对历史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如兰克和德罗伊森这样的德国现代史学奠基人都是受时事感召才转行从事历史研究的。其次，德国现代史学的形成是多学科交互作用的产物。现有证据显示，德国现代史学与哥廷根史学存在较大差异，专业背景和培养方式上的差异尤其明显。兰克和德罗伊森等德国现代史学奠基人是古典语文学出身且深受新教神学、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尽管学科之争导致当时历史学家对借鉴其他学科的思想和方法讳莫如深，但从其他学科截取自身所需资源来建构德国现代史学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多学科交互作用使得德国现代史学与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的现代史学存在明显差别。再次，德国现代史学是专业化史学。19世纪的德国建立和完善了历史学培养体制，阐发了系统的史学方法论，创办了专业的史学期刊和学会。这方面的举措对西方其他国家的现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昭示了德国现代史学与欧洲近代史学大相径庭。
所以德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不是单线而是复线推进的。德国现代史学不是从博学好古研究、启蒙史学和哥廷根史学直接演变而来的，兰克和德罗伊森等德国现代史学奠基人都不是它们的嫡系传人，他们在欧洲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古典语文学、德国古典哲学、新人文主义、新教神学为理论资源创造了一种新史学，一种深刻影响各国现代史学的专业史学。在这一转型进程中，新旧史学存在一个并行交替的过程。在兰克时代，继承哥廷根史学的“旧史学”在德国依然大行其道但却逐渐呈现衰颓之势；在其他西方国家，不同于现代史学的传统史学虽然在19世纪遭遇了新史学的挑战，但仍然存续了较长时间。以上就是我关于德国史学现代转型的一些简单理解，谢谢各位！
杨长云（主持人）：
谢谢各位老师精彩的发言，内容可谓琳琅满目。五位老师分别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家认识主体论、唯物史观和德国史学的现代转型，言简意赅地讲述了它们的主要特征、最新进展等。梁老师在思想史和史学史的视域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球化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变。其中梁老师具体展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两代研究群体史学范式的演变和他们的史观逻辑，我认为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开拓空间。梁老师在讲到英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时，我非常有感触，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就非常喜欢他的著作，他的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学者，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想象”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更是一个值得关切的学术问题。通过梁老师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们原本的想象有很大差别，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旨趣，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然还有很大探究空间。
徐良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问题。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到1848年的分水岭，内战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美国迅速传播，这段时期也是美国快速成长的重要时期，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推动了后来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的反抗斗争。美国马克思史家群体的形成与美国共产党的建立息息相关，关于这一块国内也有一些相关讨论，诸如王加丰老师的文章。徐老师也提到，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外界有很高的评价，但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一部分是自己所认同的，还有一部分是人们根据他的著述将他归类进去的，这就非常有意思。
李友东老师报告的主题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知识补充。我在做学生的时候，老师讲到史学理论和史学概论会提到主体和客体，又诸如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还有主体性认识，我们都会感到非常头疼，学到最后犹感云里雾里。李老师为我们细致地梳理了历史学家认识主体的观念演变，从古典时代到后现代，对历史学家认识主体的看法不断变化，这其中充斥着历史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观点交锋，成为历史学讨论的一个永恒主题，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唯物史观在源头上也属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吴浩老师从国内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角度，带我们梳理了中国史学界自1949年以后到现在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变化。通过他的讲述，我了解到国内唯物史观研究经历了从高潮到沉寂起伏式的演变过程。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发出这样一连串的质疑：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不是过时了？唯物史观是不是过时了？吴老师告诉我们面对这些质疑，我们历史学者应该将唯物史观的研究带回到文本，回到原始文献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唯物史观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书写。
吕和应老师讲得非常有条理，很清晰讲述了自己对德国史学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些思考，介绍了德国现代史学的历史传承和自身特征，我听完之后深受启发。我在做美国城市史研究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现象：美国史学受到德国史学的深刻影响。例如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的社会史理论和方法在美国广受关注，同样也影响到我对美国城市社会历史的认知。甚至在美国史学尚未专业化之前，德国史学思想就开始在美国传播，如浪漫主义史家赫尔德和客观主义史家兰克等。德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影响到了其它国家，19世纪大量的美国人前往德国留学，将德国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带到美国高校，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史学的专业化及其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