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背水一战的政权
自甲申之乱以来,北天倾覆,中华大地陷入了深重的兵灾之中。从那时起,明朝,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的时代结束了,只余下南方的明朝地方政府还在苟延残喘。但由于崇祯帝在煤山自杀殉国,导致此后南明局势无人领导,政局混乱。从1644年到1651年,短短七年间,南方的残明势力就经过了弘光、隆武、鲁王监国、绍武、永历数个政权。更不用说在乱世中,这些文官小朝廷的指令能有几人听从?数年间,南明政权的领地一再南缩,清军攻城掠地,江南之地大片沦丧。清军兵峰直指南明,南明却无人敢与之争锋。1645年五月,清军顺利渡过长江,弘光帝仓皇出逃,明朝国都南京沦陷。随后扛起反清大旗的隆武帝和鲁王监国本想中兴大明,重振国威,但被清军重兵围剿。隆武帝在福建延平被清军擒杀;而鲁监国也被清军追杀,漂泊海上,惶惶不可终日。等到永历皇帝继位后,局势进一步恶化,清军已深入两广,而朝廷却只知一味避祸,一退再退,湖广、四川等地相继沦陷。
永历四年(1651年),南明最后的永历政权败退至云贵之地,但此时的朝廷已经失去了对西南各省的控制权。南明政权及其军队实际上已经形成以原大西军为主的抗清实体。在这以后,永历皇帝只是作为用以号召远近的一面抗清旗帜,复明恢汉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孙可望等原大西军领导人手中。明宗室的另一位领袖监国鲁王更是漂泊海外,无立足之地。放眼天下,此时的清廷占据江山已十之八九,唯有西南、东南两地还未掌握,各地反清势力也被其一一攻灭,清廷大有一统天下之势。
此外,南明军队成分也十分复杂,作为南明实际上的领导人,孙可望等人率领的原大西军才是这只部队的主力。同时,部分原鲁王系的军队也加入其中,再加上各地抗清的地方武装,这导致实际上南明军队的构成十分复杂。而且就连大西军本身也分为多个派系,兵权分别掌控在张献忠的各位义子手中,这使得南明军混同作战,令行禁止,更是难上加难。
而更让永历朝廷雪上加霜还有无休止的内斗和分裂。自弘光政权以来,南明就仿佛与“内斗”划上了等于号。即便在政权面临倾覆危机时,南明政权里的官员依然在争权夺利。而此刻的永历政权中,最突出,最尖锐的矛盾来自于掌控政权的大西军内部:国主秦王孙可望同主帅(后来的晋王)李定国二人失和。孙可望试图完全掌控永历政权,视李定国为绊脚石;而李定国也对孙可望不断削弱自己在南明军中的势力颇为不满,这也为日后两人彻底决裂埋下伏笔。除此以外,永历政权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集团也是貌合神离。虽然郑成功尊明朝正朔,也采用永历国号,但不会听从孙可望的命令,对于永历朝廷的旨意,也是选择性奉命。总而言之,退守云贵的永历政权不过是多个实力派、军阀组成的联合反清阵线,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但对于退居西南一隅之地的南明政权来说,云贵之地虽然确实难以维系连年的战事后勤,但这同时是一次反击清军的绝好时机。清军周师劳顿,已经在湖南、两广长期作战,军队已无法长期保持战力。此外,开战后,战场地处西南,气候炎热,便可保障清军八旗不会深入战场,南明联军便有更大的把握战胜汉军绿营兵。过去清军所取得的胜利,在这时反而成为了对自身最大的约束:清军战线过长,兵力捉襟见肘,在局部战场上并不占据优势;因入关后八旗军战斗力退化严重,前线的清军以八旗汉军和绿营兵为主,这让西南战局出现战机。过去对南明不断的胜利,让清军将南明军视作砧板之肉,自视甚高,却丝毫不知这次南明军将改变南方战局。
二、反攻伊始
1651年春,清军南下,清廷令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西征贵州,令吴三桂由嘉定进攻川南。清军兵出两路,试图围歼永历政权。面对危局,李定国与秦王孙可望暂时放下成见,共同商议,决定主动出击,兵出湖广。孙可望下令将南明军兵分两路,部署李定国与自己两部人马兵合一处,挺进湖南;又令刘文秀等将领进兵四川。
四月,孙可望部将冯双礼率马步军五万余人,十余只战象大局由黔入湘:一路由铜仁、麻阳,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罗,三路合攻沅州。十五日,攻克沅州城,南明军活捉清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冯双礼部攻克沅州后,移师辰州。但因清军总兵徐勇防守严密,未能取胜。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领兵二万,在湘西南竭力支撑,双方在一段时间里相持不下。直到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四月,李定国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会合冯双礼部于五月中旬进攻靖州。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领兵八千名前往援救,但却在靖州陷入明军重围。经过短暂的交战,清军大败,损失官兵5163名(其中满洲兵103名)、战马809匹,几乎全军覆没。南明军趁胜追击,一连攻克靖州、武冈州,兵势大振。
沈永忠在南明军两部攻势之下苦苦支撑,从湘西南一路北上退守。又派使者前往广西请孔有德率军来援。但孔有德部兵马分驻广西各地,又与沈永忠素来不睦,因此接到求援信后说:“我三镇分驻各府,如何借发?设警逼我境,自有区处”拒绝出兵相救。沈永忠求援不成,只得于六月初二撤至长沙,却仍觉得不安全。在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之后,于八月初六日放弃长沙,一直逃到岳州。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府、州、县官也随军狼狈北窜。南明军反攻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湖南大部光复。
三、两蹶名王
“蹶”本意有挫败,失败的意思,所谓两蹶名王,指的是南明(大西)名将李定国在桂川湘大反攻期间先后大败清廷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并逼死一位,阵斩一位的一系列战役。
(一)桂林之战 逼死孔有德
李定国,冯双礼两部挥军入湘,收复大批州县的时候,清廷湖南文武官员已在续顺公沈永忠率领下逃往岳州。此时,定南王孔有德部与湖广清军相距甚远,南明军已对广西形成严重的威胁。然而,孔有德自视甚高,除了在五月二十七日派部将孙龙、李养性防守全州以外,并没有把分镇南宁、柳州、梧州等地的驻军抽回,而是继续分兵把口,一心割据广西,妄图做他的广西王。时人称孔有德“具言其生平及粤西用兵曲折”,“王顾盼叱咤自豪,言出皆诺,无能后”,骄横之状,跃然纸上。
六月二十六日,冯双礼进占宝庆,广西通往湖广的北大门已被南明军切断。此刻孔有德才意识到形势严峻,命令孙龙、李养性两人加强警戒。但他仍然心存侥幸,祈祷李定国等人会畏惧他这个“东江三藩”之首,从而继续北上,进攻长沙。应该说,在割据广西一省做土皇帝的巨大诱惑前,孔有德完全丧失了一位将领应有的判断力。
但局势的发展让孔有德还是失望了,就在冯双礼攻占宝庆的一天后,李定国率领精锐兵马由武冈、新宁直攻全州而来,二十八日就歼灭全州清军,守将孙龙、李养性被击毙。李定国一改稳扎稳打的计划,全军急行军,直扑桂林。孔有德闻报大惊,第二天亲自带领桂林留守军队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扼险拒守,但在途中遭遇迂回包抄的张胜、郭有明部,孔有德部正激斗时,李定国的主力赶到,双方包夹之下,清军大败。南明军趁势掩杀,清军阵亡者不计其数,“浮尸蔽江下”。当日傍晚孔有德率残部狼狈奔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
六月三十日午后,南明军进抵桂林城郊。孔有德见定国军威甚壮,知道仅凭身边有限兵力难以守住桂林,于七月初二日飞檄镇守南宁的提督线国安、镇守梧州一带的左翼总兵马雄、镇守柳州一带的右翼总兵全节放弃地方,领兵回援省会。但就在同一天,李定国大军已将桂林包围得水泄不通。孔有德麾下部将王允成原是明朝降将,在过去同南明军中的马进忠关系良好。马进忠随李定国参加桂林战役,在城下喊话要王允成反正。王允成不敢答应,报告了孔有德。孔有德自知城中兵力单薄,必破无疑,心中已有降意。但部下将领均手握南明血债,不愿投降。考虑再三,秘密对王允成说:“汝姑出应之,观彼何所云以报我。”于是王允成登上城头,同马进忠接洽归顺事宜。在内线的指引下,李定国部开始不间断攻城。此时孔有德对投降仍抱有幻想,但他被部下挟制不能不战而降,只得亲自上阵督战,暂时抵御住了南明数日攻势。
李定国见率优势兵力也未能迅速攻克桂林城,便改变进攻策略,将南明军各部分在各个城门,昼夜不停袭扰;同时又派出多股斥候侦查周围地形。很快,好消息传来,北营报告城北有水路可通城内,且无人防守。于是李定国令小股部队潜入城内作为内应。七月初四,李定国派出郭有明为前锋,就地组建死士,拼死肉搏登城。双方激战之时,先前潜入的部队在城内山丘上举起明军旗号。清军士气大挫,孔有德只得再次亲自前往城楼督战,但却被南明军弓矢所伤。顿时,城内清军抵抗意志瓦解,孔有德也已绝望,匆忙逃回王府料理后事。随后,王允成打开城门投降,马进忠部抓住战机,率先攻入桂林武胜门,城内剩余清军在副总兵郑元勋等人的带领下投降。
王府中,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已矣!”随即与妻妾在后堂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以及掠得的珍宝付之一炬。其妻白氏自缢前把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令其隐姓埋名逃出桂林城,嘱咐道:“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但其子孔庭训还是被南明军查获,数年后被李定国处斩。就此,孔有德这位在明末清初称雄一方,手上沾满无数同胞鲜血的清朝定南王最终死在了他的王府内,为他罪恶的一生画下了句号。
孔有德败亡之后,李定国亲自坐镇桂林,派出南明军各部收复广西各府县。清定南王藩下提督线国安、总兵马雄、全节带领府、州、县官先后窜往同广东接境的梧州。其中以右翼总兵全节最为狼狈,他本人于七月十六日逃到梧州,“其兵马尽行哗散”,线国安、马雄、全节不敢迎战,逃入广东乞怜于平南王尚可喜。同月十五日,明军收复梧州,广西全省均告平定。
(二)衡阳之战 阵斩尼堪
虽然广西一役李定国战果辉煌,但对于明军来说依然只能微微提振士气,自萨尔浒之战而来惧怕清军的习惯不是简单一场战役就能扭转的。所谓:“逆贼畏满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云,何如满旗一旅也”。只有在正面战场上击败主力八旗军,才能重拾军队的信心,向天下人证明,南明仍未放弃恢复江山。不过幸运的是,南明此刻正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战力严重下滑的满洲八旗军。
从1648年到1652年间,豪格,多铎,多尔衮,阿济格几位入关的满洲亲王先后或病逝,或赐死,或是被迫害身亡。曾经名将如云的清廷,如今能征善战的王爷之中,就只剩下敬谨亲王尼堪了。而随着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大力清算多尔衮派系,大量满洲贵族被牵连落马,原先战功赫赫的战将一夜之间便成了阶下囚,许多镇守一方的将领被杀,其中不乏谭泰等数位征讨南明的大将。到李定国兵发湘桂,明军连续攻克大批州县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清廷一时竟然无将可用。顺治皇帝无奈下只得启用尼堪为帅。七月十八日,顺治封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八旗精兵南下,二十日大军离开北京。尼堪原定计划是经湖南进入贵州,同吴三桂、李国翰所统四川清军合攻贵阳。但当孔有德兵败身死的战报传来,清廷于八月初五日急令尼堪改变进军方向,计划先占湖南宝庆府(府治在今湖南邵阳市),然后再图广西。
清定南、平南、靖南三藩中孔有德兵力最强,桂林失守后,定南王所部兵马逃入广东,顺治帝惟恐广东有失,特发专敕告诫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切毋愤恨,轻赴广西;倘贼犯广东,尔等宜图万全为上计”,等候定远大将军尼堪军至广西后,两藩兵力听从尼堪指挥。
听闻清军主力南下,坐镇贵阳的孙可望紧张起来,此时南明军主力尽在广西,湖南兵力空虚。担心湖南有失的孙可望急调李定国部由桂入湘。十月三十日,李定国进驻衡阳,派冯双礼,马进忠为前锋向北攻取长沙,又令张胜部攻湘阴、张光萃攻取益阳,常德。又命高文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李定国“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 。取得了史称湘桂大捷的胜利。 十一月,湖南大部光复。南明的前锋甚一度越过岳州,到达湖北一带。
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尼堪主力抵达岳州,准备进取湖南。李定国知道清军势大,他主动示敌以弱,将前锋各部回撤,主动放弃长沙,诱敌深入。十九日,尼堪军至湘潭县,明将马进忠再次引部众退往宝庆,引诱清军渡过湘江。随后下令后撤的冯双礼,马进忠部不与主力会师,而是埋伏到衡山县西北,准备包抄清军后路。二十一日,尼堪自湘潭起程,次日进至距离衡州府(今衡阳市)三十余里处。李定国派出部将领兵一千八百名佯抵一阵,随即后撤。尼堪骄心自用,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即于二十二日夜“兼程前进”,次日天色未明到达衡州府城下,与李定国大军相遇。
李定国见尼堪轻进寡谋,决定以计取胜,事先埋伏重兵,命令前线将士对阵时稍一接触即装出兵力不敌的样子,主动后撤。清军战报记载:“贼兵大败,追杀二十余里,斩获甚多,得象四只,马823匹。”因李定国分兵西北,兵力有所不足,在两军初次接手之后损失较大,但李定国以出色的临阵指挥水平稳定了战阵,南明军保持着阵型,引诱着清军钻入提前布置好的战场。尼堪率精锐主力“乘胜”追击二十余里,陷入埋伏。李定国一声令下,南明军全军出击,杀声震天,势如潮涌;清军始料未及,仓皇失措,战阵迅速被明军冲散,主帅尼堪本想重新整合军阵,但却深陷重围,在混战中当场被明军斩杀。同时被明军击杀的还有一等伯程尼和尼堪随身护卫多人。南明军士割取尼堪首级献功,“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全军欢声雷动。此时,清军后续部队也已抵达战场,但士气大挫,不敢再战,在副将多罗贝勒屯齐的率领下连夜逃往长沙。
李定国不愿放过如此歼敌良机,立刻率部北上,试图一口吃掉清军残部。他下令各部收紧口袋,急行军追赶。但冯双礼,马进忠部却一直不回应,北部口袋未能缩紧,屯齐趁机收拢清军残部撤出李定国的包围圈。后续李定国探查得知围歼清军的计划提前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这才让清军得以抓住生机。南明未能全歼这只清军,成为此战遗憾。
四、战后影响
清军统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的相继败亡,对于明清双方都是震动朝野的大事。就其影响而言,桂林、衡阳大捷远远超过了战役本身。攻克桂林之后,李定国趁势收复广西全省,清朝官员“号天大恸,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尼堪贵为亲王,统率满洲八旗精锐出征,竟然兵败身死,更是出乎清廷意料,连顺治皇帝也悲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而跟随尼堪出征的贝勒屯齐、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佑,固山额真韩岱、伊尔德、阿喇善等高级将领后来都受到革爵、革职等严厉处分。
自从明朝末年以来,文官武将一提到清军无不谈虎色变,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僚每每遭遇军情紧急时往往请求朝廷派遣“真正满洲”参战,满洲贵族也自视为天之骄子,所向无敌。李定国挥军转战千里,连杀清朝二王,特别是击毙了贵为亲王的满洲劲旅主帅尼堪,打破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心理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方面,对于清朝来说,这场彻头彻尾的大败沉重打击了清军的士气。自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建国以来,清军还从未在明军手中经历如此惨败。如今,贵为亲王的尼堪居然被出身农民的明军阵斩,这对清廷上下都是一个重大打击。此后,清廷的八旗主力便很少南下,剿灭南明的主力成为了吴三桂等汉人藩王。一定程度上,此战也加速了八旗的衰弱。另一方面,忠于明室的官绅百姓却为之精神振奋,重新燃烧起复兴的希望。此战过后,湖广当地和附近具有复明情绪的绅民收到极大的鼓舞,纷纷投奔南明军。许多退入山区的明朝残兵败将和隐居乡间的官绅都闻风云集,共勷盛举。对于这场反击,时人黄宗羲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
但这次反击也是南明军所能发动的全部兵力,依靠西南数省的永历政权只能暂时和占据天下的清廷进行周旋,延缓自身败亡的时间。很快,因为兵力不足,先前收复的广西各府县被清军重新占领。数年后,随着吴三桂等人的合理围剿下,孙可望兵败投降,永历皇帝被俘杀,李定国于缅甸境内病逝。1662年,永历朝廷彻底败亡,从此成为了历史。个人的勇武终是无法挽救这个行将就木的国家。这次由孙李二人发动的桂川湘大反攻就仿佛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不过,这次战役虽未能拯救南明朝廷,但为后世传递了绝不在强权面前低头的反抗精神。日后,每当外敌入侵时,人们便会想起数百年前,那个在中华西南叱咤风云的李晋王。
(芝兰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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