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爷爷
廖伟
近些年宫廷剧看多了,满耳朵娘娘来娘娘去的,我却总感到格外亲切——这常常让我想起濑川河边的河包场,半个世纪前,满街娘娘过上过下。当然,这些娘娘非皇宫娘娘,都是最最草根的婆婆客。从上街子到下街子,一路数来:有卖盐巴煤油的傅娘娘,有帮人打毛线衣裳的彭娘娘,有哑巴他妈熊娘娘,有腿脚不方便的余娘娘,有做小百货生意的郭娘娘……不知道是啥讲究,当地人喊中年妇女为“娘娘”,相应的称她们的丈夫为“爷爷”。所有娘娘里我和邻居郭娘娘最亲,由于我父母是双职工,我两三岁就生活在她家,直到八九岁才离开。
有郭娘娘,自然就有郭爷爷。郭娘娘说,郭爷爷小时候很“迁翻儿”(方言:调皮捣蛋),启蒙读私塾和我的父亲是同学。我父亲坐得住,功课好,每天得先生夸讲。郭爷爷读书磨皮擦痒,学堂的板凳就像长了钉子,有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住了,把书包往风车车斗里一抛,偷偷跑去重庆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打屁胡豆”(方言:炒胡豆)。几年后,长大了的郭爷爷衣锦还乡,娶了郭娘娘,还在河包场街上买了两间小房子,就此安营扎寨。
年轻那会儿,郭爷爷脾气大,肝火也旺得出奇。据说,他曾一巴掌打了郭娘娘个扑趴(方言:摔倒在地)。我懂事时,他已经是个50多岁的老头儿,可雄风不减当年,走起路来噔噔咚咚,小镇场头场尾都感觉得到震动,只是再也没见过他打人。
起先他是走南闯北到外地“建房子”。所谓“建房子”并非新修房屋,而是把那些歪斜的木架房子校正而已。一年大半时间在江津、泸州一带农村揽活。我就是吃了郭爷爷带回来的龙眼,记住了泸州,吃了米花糖记住了江津。“建房子”很辛苦,也找不到多少钱,自然无法改善一家6ロ的居住条件,他的女儿(我喊姐姐)在我家住了四五年时间,他家做的腊肉、香肠、红豆腐都放在我家楼上,要吃的时候再开门去取。
到了1976年,郭爷爷回家过了春节就再也没出去。 本来,郭娘娘在场子中间酒类专卖所门边摆了个一扇门板搭成的百货摊,卖些针啦线啦,松紧布、缩筋带、扣子、镜子什么的。大针分钱一颗,小针分钱两颗,最贵的也不过是几顶8角钱一顶的黄布帽子,生意一向清淡。郭爷爷接手经营小摊后,竟大着胆子在信用社贷了500块钱,跑到永川、大足、双桥那些地方,大包小包背回各种小商品。于是,人们发现,摊子上有了大人娃儿喜欢的鱼线、鱼钩;妇道人家眼红的有机玻璃扣、尼龙袜子;干活人爱不释手的解放鞋、箩篼索……而这些东西在小镇供销社门市部和另外几个摊摊是很难买到的。于是,赶场的农民和街上的居民喜欢围到郭爷爷的摊前挑挑拣拣,左一声“郭爷爷”,又一声“郭爷爷”,直喊得他眼睛笑成一条缝。
一年多时间,郭爷爷的摊子由一扇门板扩大成两扇门板,还从人家手里买了台半旧的收音机。只要是“寒天”(方言:非赶场天),声音开得全场人都听得见,遇到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萝ト园》之类的川剧预告,他更是早早泡好茶,裹好叶子烟,把一群老伙计邀来,抽两根长凳围着摊子坐起来,一边喝茶一边抽烟,冷不防还从嘴时吐出一句两句“梁兄啊……”其他的我就听不懂了。我常常守着郭爷爷的收音机,最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空了的时候,郭爷爷就会来句开场白:“说日白就日白,日起白来了不得,三天下湖广,四天上川北……”天南海北吹誇誇,很多时候还出题考我。“大伟,你说一个井字里面多一点读啥子?”他沾着茶水,在门板上写了个“丼”。“动哈脑筋嘛,往井里头丢块石头就是dong噻,咚的一声!”见我答不出来,他哈哈笑起来。很多年后我知道了,“丼”是个多音字,可读jǐng,意思就是“井”。另外也读dǎn,一为投物井中发出的声音;二作姓。虽然字典上没有dong的注音,但很多地方确实也有这种说法,而且一些贵州人读bong,据说还有个地名叫格丼。一次郭爷爷又来考我:“有个人吃刚起笼的糖包子,结果把背烫到了。大伟,你说是啷个回事?”我左想右想,抓烂了脑壳找不到南北。他不紧不慢吸了口叶子烟,说出了谜底——热包子一掰开,糖就流到手倒拐了,这人去舔手倒拐的糖,手中捏着半个包子,热糖正好滴到背上。他的答案总是那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再后来,政策越来越宽松时,郭爷爷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了。两扇门板不够,又在旁边加了一块,专门经销皮鞋。上世纪80年代初,皮鞋成了农村市场的宠儿。郭爷爷的皮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样式多品种齐,就是价格熬得老。若有人说:“郭爷爷,再相因(方言:便宜)点,20块钱一双嘛。”他便会一把将皮鞋夺过来,一边用帕子擦着一边“哼”地一声:“认不认得到货?25块,少一分都是你的钱!"最终还是买主屈服,一方面全场独此一家,另一方面只要稍稍有点面熟,就算钱不够,打个招呼说声:“郭爷爷,本本上头记一下。钱,下回赶场给你拿来。”提了鞋子也可走人。
郭爷爷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当郭老太爷,一个是修新房子。在河包场,当郭爷爷是自然属性,当郭老太爷就不那么容易了。河包场的“爷爷”只有儿子参军入伍才有资格被人尊称“老太爷”,郭爷爷左邻彭老太爷,前邻杨老太爷,他很是羡慕。郭爷爷本来有机会升级“老太爷”的,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郭莽,二儿子国娃儿,三儿子郭小儿。郭莽从小拜师学扁卦,小洪拳打得虎虎生风,是当个兵的料,可惜婚结得早,十九岁就抱了娃儿当了老汉;国娃儿脑壳精灵,赌点小马股懂得用概率,总是赢。那年把征兵的军官哄得团团转,体检时却因为肝大失去了机会;郭小儿运气好,舅舅单位招工,不到二十岁就到城里当工人了,这也让郭爷爷最终没有当上“老太爷”。也有叫郭爷爷长脸的事,他的女儿进了公社文工团,在一个讲述荣昌陶器的川剧里演女主角。上演时,公社剧场外人山人海,一票难求。我至今记得她的一小段唱词:坛坛儿真可爱,样子才叫乖,不高也不矮,照出人影来……
几年下来,郭爷爷真发了,打算修房子了。这时,他发现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短短一条街,忽然摆起了几十个摊子,而供销社也承包给个人经营了。郭爷爷过去一个赶场天卖百十双皮鞋,现在只销得掉几双了。他不服气,“货卖堆头”,很快,联系好的货一批又一批运了回来。郭娘娘看了心焦:“现今都卖不脱,你还进这么多干啥子嘛?”郭爷爷胸有成竹:“今年卖不脱,老子明年卖,货又放不蚀。”
第二年,货大部分未动。“狗日的,我肯信!”郭爷爷借了款呼啦啦又进了大堆大堆的货……年复一年,生意更难做了,郭爷爷的存货越堆越高,帐越欠越多,他也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消瘦了。有一天我接到他写的信,信中向我借钱,说国库券也可以。当时我刚参加工作,确实是两手空空。帮不上忙,我连信都不好意思回。这也是令我抱憾终身的一件事。
新房大约在1990年修好,一楼一底共6间。郭爷爷是死在楼上的,终年70岁。1992年初,郭爷爷忽中脑溢血,在床上躺了几十天,靠输液维持生命,弥留之际还喃喃自语:“我肯信,我肯信……”
郭爷爷死后,陆续有人上门讨债。他的几个儿子一算,差人家两万多块,而新楼房也正值两万多块,因此有人打起房子的主意。看着伤心欲绝的郭娘娘,儿子们终究没有敢说出那个“卖”字。
(作者单位:重报都市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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