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琴：《大学衍义补》的思想史价值

摘要： 原始儒学本具体用兼备、明体达用之实学风范 ‚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后儒的流弊从汉代开始便把儒学引向 了 空疏 ‚此风在儒学应对佛道冲击重建形上依据的宋代达至极端。丘浚在直面儒学全面“内倾 ”的时代力矫空谈性理 心性之风 ‚重申儒学“明体达用 ”的风格 ‚创造性地全面首释儒家外王学理的丰富内涵 ‚初触启蒙经济自由之基 ‚这 在儒学的历史上实属开创先河之举。

关键词 ：丘浚；大学衍义补；思想史价值

原始的儒学本具体用兼备、明体达用的实学风 范 ‚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后儒的流弊从汉代开始便 把儒学引向了空疏 ‚此风在儒学应对佛道冲击重建 形上依据的宋代达至极端。丘浚在直面儒学全面 “内倾”的时代力矫空谈性理心性之风 ‚重申儒学 “明体达用”的风格 ‚并以其洋洋洒洒上百万字创造 性地全面展示了儒家外王之学的丰富性 ‚这在儒学 的历史上实属开创先河之举。

一 丘浚与《大学衍义补 》

丘浚 (1421－1495) ‚字仲深 ‚号琼台 ‚广东琼州 府琼山县人 (今海南省琼山市 )。据《明史 ·丘浚 传 》记载 ‚丘浚幼年丧父 ‚家境贫寒 ‚但却勤奋好学 ‚ 聪慧过人。为求一书“尝走数百里 ”‚“必得乃已 ”。 历仕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景泰五年进士 ‚此 后长期任职于翰林院 ‚从事典籍编撰并曾担任国子 监祭酒 ‚晚年于弘治朝官至户部尚书兼任武英殿大 学士 (关于丘浚之生平 ‚详见《明史 》卷一百八十一。 另可参见周伟民、唐玲玲所著之《邱浚年谱 》‚《海南 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年第 1、2、3期。作 者注 )。正如丘浚的自述：“六转官阶 ‚皆司文墨 ‚莫 试莅政临民之具 ‚徒怀爱君忧国之心。”[1]在涉足时 政无机的情况之下 ‚丘浚把自己的一腔抱负和治国 之道全部倾注在了倾其毕生精力的力作《大学衍义补 》中。《大学衍义补 》全书共 164卷 ‚约 140余万 字 ‚ 其中包括目录三卷、补真氏前书一卷、正 文 160 卷 。在正文 160卷中 ‚ 以 “治国平天下 ”为纲 ‚ 下分 12目 ‚ 目下再分为 119个子目 ‚ 专门就如何治国平 天下 引 经据典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详细论述 ‚ 并针对 明 代中叶的社会现实予以按语方式的评述。书中所 论 涉及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 祭 祀 、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 化 12 个 领域 ‚ 每个领域下又细分为多个方面。如： 正朝廷一 目下就有总论朝廷之政、正纲纪之常、定 名 分之等、公 赏罚之施、谨号令之颁、广陈言之路六个 子目。 《 大学衍义补 》一书完全可以说是一部国家 治 理的大百科全书 ‚ 不仅如此 ‚ 在思想史上该书也有 重要的价值。

二 力矫理学末流之弊 ‚开启明清经世实学之风

丘浚之所以“竭平生之精力 ‚始克成编 ”《大 学衍义补 》‚与宋儒真德秀所撰之《大学衍义 》密切相关。在《大学衍义补 》序中 ‚丘浚述及该书萌动之契机 ‚乃“先皇帝在御之日 ‚开经筵即缀班行之末 ‚ 亲睹儒臣以真氏之书进讲。陛下毓德青宫 ‚又见宫臣之执经者 ‚日以是书进焉。臣于是时 ‚盖已有志于 是。既而出教《大学 》‚暇日因采六经诸史 ‚百氏之 言 ‚汇辑十年 ‚仅成此书 ‚用以补真氏之缺也 ”。 然真氏之书又有何缺？这与对儒家经典《大学 》一 文中 “ 八条目 ”之关系的理解深有关联。对于《大 学 》之 “八条目 ” ‚ 真氏做出了这样的分判： “《大学 》 一书由体 而用 ‚ 本末先后 ‚ 尤明且备。 ……盖其所谓 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 ‚ 体也 ‚ 其所谓齐家、 治国、 平 天下者 ‚ 用也。人主之学 ‚ 必以此为据依 ‚ 然 后 体用之全可以默识矣。 ” 在《大学衍义 》中 ‚ 真氏 广征 古 代经典、史籍详细衍义了《大学 》中的前六 目 ‚ 并把此六目归之为 “四要 ”：格物致知之要、诚意 正心之 要 、修身之要、齐家之要。对于治国平天下则 付 之阙如 ‚ 此缺并非真氏之疏漏 ‚ 乃缘自于真氏认为 “ 四 者之道得 ‚ 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 ” 简而言 之 ‚ 真氏认为《大学 》所提供的致治条目间虽有体用 之 分 ‚ 本末之别 ‚ 但体用、本末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由 此 达彼的因果关联 ‚ 即内圣必然外王 ‚ 以此关联揆诸 天下 国家之治理 ‚ 便出现了如下的真氏断言： “人君 能 正其心 ‚ 湛然清明 ‚ 物莫能惑 ‚ 则发号施令罔有不 藏 ‚ 而 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 ‚ 君子小人不 相 易 位 ‚ 而 百 官 正 矣。 自 此 而 下 ‚ 特 举 而 措 之 耳。 ” 看来真氏认为 ‚ 天下国家之治理本乎人君之 一 家一身一心便可大功告成 ‚ 故而真氏并不以为所 著 之《大学衍义 》有何要目上之缺失。

然而丘浚却直言《大学衍义补 》乃肇始于真氏 《大学衍义 》之缺‚对此补缺之理由‚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之序和进《大学衍义补》之表、奏中有明确的阐释。他说：

儒者之学 ‚有体有用。体虽本乎一理 ‚用则散于万事。要以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 是以《大学 》之教‚既举其纲领之大 ‚复列其条目之详。 而其条目之中‚又各有条理、节 目者焉。其序不可乱 ‚ 其功不可缺。缺其一功则少其一事 ‚欠其一 节 而不足 以成其用之大。而体之为体 ‚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 所以为大者 ‚非合众小又岂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 ‚ 小之积也。譬则网焉 ‚网 固不止乎一 目 ‚然一 目或解 ‚ 则网有不张。譬则室焉 ‚室固不止乎一榱 ‚然一榱或 亏 ‚则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窃仿真氏所衍之 义‚而于齐家之下‚又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也。

在“儒者之学‚有体有用 ”上 ‚丘浚和真德秀是达成共识的‚然而在体用之关系上二者各有其识。 在丘浚看来‚明体并非自然达用‚相反若用有亏欠则 体将不全。体可本乎一理 ‚用则须散于万事。用之万事尤不可缺‚因缺其一功 ‚则少其一事 ‚欠其一节 ‚ 则不可成其大用‚从而体也将不全。为形象此论‚丘 浚举网、室为例‚网有多目‚室有多榱‚比喻体须用成 ‚而用又有万事；一 目或解‚一榱或亏‚则网失其 功 ‚室陷于危‚比喻用有所亏则体将不全。在书就上呈之表中‚丘浚也力申己见‚指出：“欲全其功者‚亦 须补其阙略。窃观《衍义 》之四要‚尚遗治平之二 条 。虽曰举而措之为无难 ‚ 不若成而全之为尽善。 况有 其体 ‚ 则有其用。既成乎己 ‚ 当成乎人。理固无 一之 可遗 ‚ 功岂有一之可阙？善法不能以徒举 ‚ 本末 则贵乎 兼 该。 ” 故而 ‚ 丘浚认为明体固然重要 ‚ 但 达 用也不可亏欠 ‚ 只有明体达用 ‚ 本末兼该 ‚ 方能达 至 儒 家 “全体大用之极功 ” 。正因如此 ‚ 丘浚并未 否定真氏《大学衍义 》之功 ‚ 而认为自己是补其所缺 (丘 浚 对其书名之解释便可印证此点 ‚ 在《大学衍义 补 》原序中丘浚说： “真氏前书 ‚ 本之身家以达之天 下。 臣为此编 ‚ 则又将以致夫治平之效 ‚ 以收夫格致 诚 正修齐之功。因其所余而推广之 ‚ 补其略以成其 全 ‚ 故题其书曰《大学衍义补 》云 ”。作者注 ) ‚ 只 是 这 一 缺在丘浚看来并非无关紧要 ‚ 而是非补不可。

在与《大学衍义 》的比较中‚丘浚对二书的定位有明确的分判。他说：

前书主于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义大而简。臣之此书主于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 ‚故所衍之义细而详。其详其简 ‚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 书其体‚此书其用也。

真书主于理‚丘书主于事；真书推衍体‚丘书推衍用。正因二书所主之意旨不同‚故而衍 义之内容 和 涉猎之范围以及表现之形式各异。主于体与理 者 ‚ 衍义之内容和范围不出乎身家之外 ‚ 故表现之形 式大而简 ；主于事与用者 ‚ 衍义之内容和范围则包乎 天地 之 大 ‚ 故而表现之形式细而详。

同时‚丘浚还认为‚二书相比较：“一主于知‚一 主于行。盖必知于前‚而后能行于后。后之行者‚即 所以实其前之知者也。理与事、知与行‚其实互相资 焉。”为达到对事与用的细而详的衍义‚丘浚特别指出自己在《大学衍义补》中力求做到知行并举、术 要结合‚即力图通过帝王阅读此书‚便使之知治理天 下达至太平的必理之事与实施之术‚以至“宫阙高深 ‚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边鄙之情状；草泽幽 遐 ‚不履城堙‚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务。”

在《大学衍义补 》序中‚丘浚如此解释知行、术要何须并举结合。他说：

古昔圣贤为学之道 ‚帝王为治之序 ‚皆必先知而后 行。知之必明其义‚行之必举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 ‚ 必先知其义。苟不知其义之所在 ‚安能得其要而行之 哉？故臣之此编‚始而学之 ‚则为格物至知之方；终而行之‚则为治国平天下之要。

非独举其要 ‚资出治者以御世抚民之具 ‚亦所以明其义‚广正君者以辅世泽民之术。譬之医书 ‚其前编则 黄帝之《素问 》‚越人之《难经 》；后编则张仲景《金匮 》 之论‚孙思邈《千金 》之方。一方可以疗一证‚随其方以 已其疾 ‚唯所用之何如也。

由此可知‚丘浚补真书之缺‚非为探讨抽象之性 命 义理 ‚ 意在告诉帝王治理天下具体事务之 “要 ”之 “ 方 ” ‚ 犹如医生一般 ‚ 不仅要知道病理、病因 ‚ 还要 能 够 对症下药开出病方。丘浚认为《大学衍义补 》 一 书的功能就是在人君为治之时提供治理天下万事 之方。在论及自己妄意 著书之本旨时 ‚ 丘浚剖白：

臣所纂辑者 ‚非臣之私意杜撰 ‚诚无一而非古先圣 贤 经书史传之前言往事也。参 以本朝之制 ‚ 附以一得 之愚 ‚ 虽曰掇拾古人之绪余 ‚ 亦或有 以裨助圣政 之万 一。伏望皇上宽其妄作之诛 ‚ 察其愿忠之意 ‚ 以清闲之 燕时 ‚ 赐省览。遇用人则检正百 官之类 ‚ 遇理财则检制 国 用 之类。与凡臣庶有所建请 ‚ 朝廷有所区处 ‚ 各随其 事而检其本类 ‚ 则一 类之中 ‚ 条件之众 ‚ 必有古人之 事 合于今时之 宜 者矣 ‚ 于是审而择之 ‚ 酌古准今 ‚ 因时制 宜 ‚ 以应天下之变 ‚ 以成天下之务 ‚ 而其大要则尤在于 审 察 其 机微之先焉。《易 》曰： ‘惟几也 ‚ 故能成天下之 务 ’ ‚ 此臣妄意著书之本指也。

无怪乎丘浚在此书之序中说自己“意盖主于众 人 易晓 ‚ 而今日可行 ”之事 ‚ 在表中又提及自己 “附 以管中 之 见 ‚ 觊于日下之可行 ” ‚ 在奏中则明确希望 自己在书中所提之治国之要之方 ‚ 皇帝能 “采于 千 百 之中用其一二 ‚ 见于施行以成治效 ”。丘浚明体 适用 ‚ 博学为治的经世实践实学风范浸透于其字里 行间 ‚ 仅从《大学衍义补 》之纲目中便可窥其一斑 。

当我们把丘浚明体达用的经世实学风范 ‚放在 整个 儒学发展历史上来观照时 ‚ 更能彰显出丘浚思 想 的 价值。儒学从其创始之初便是一门 “入世 ”的 经 世 学 问 ‚ 孔 子 心 中 的 圣 贤 乃 是 “修 己 以 安 百 姓 ” 之人 ‚ “修己 ”的最终目的是“安百姓 ” ‚ 而不 是 纯粹的不问世事的自我德性增进。对于那种学富 五 车 却不能践之行事之人 ‚ 孔子大加贬抑。子曰： “ 诵 诗三百 ‚ 授之以政 ‚ 不达；使于四方 ‚ 不能专对； 虽 多 ‚ 亦奚以为？ ” 可见原初的儒家 ‚ 既讲德性的 修 养 ‚ 认为这是为人、为政的前提 ‚ 又讲现实的践履 ‚ 德 性 的外化 ‚ 并以此作为德性修为圆满的判准。在 《 大学 》一文中 ‚ 对儒家的这一致思理路进行了明确 而 简练的概述 ‚ “大学之道 ‚ 在明德 ‚ 在亲民 ‚ 在止于 至善 ” ‚ “明德 ”与“亲民 ”共存 ‚ “至善 ”则是二者 的 结合 ‚ 《大学 》的作者还把这一纲领具体化 ‚ 以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 条 目 ‚ 展示出儒家达至天下太平的具体路径 ‚ 在这一路 径中前五者属于“内圣 ”之体 ‚后三者属于“外王 ”之 用 ‚ 反映出儒家体用兼备、内圣与外王兼该的价值取 向 。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 ‚ 宋代以前的儒学 ‚ 是 “ 留意于修齐治平之道 ‚ 疲精于礼乐刑政之术；虽间 有 仁义中和之谈 ‚ 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 ” ‚ 其 “特色 为 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伦理的 ” ‚ 而不是 “玄想 的、 理 智的、个人的、哲学的 ” 。但随着社会进程 的发展， 儒学在其演进的历史中却逐渐地走向了重 视 “ 内圣 ” 过分 忽视 “ 外王 ” 事业的倾向， 使儒家体 用兼备之实学呈现出流于空疏无用的弊端 。 此等风 气从儒学独占意识形态地位的汉代实已发其端， 至 宋代 则泛 滥 成灾 达 其 极， 严 重 扭 曲 了 儒 学 的 本 色 。

儒学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使儒学开始俯首于现实的政治统治，此所谓 “权力宰制理性 ” 。在汉代这种服务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于是大量的儒者不惜借用谶纬神学，糅合阴阳五行为现实统治提供理论依据，这种在官方控驭之下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儒学与先秦儒学相较已开始呈现经院繁琐、谶纬荒诞的弊病。 “若秦延君之注 《尧典 》，篇目二字之解说竟达十万余言，但说‘若曰稽古’四个字就有三万言。” 如此繁琐之学风在汉代几至蔚然，“光武时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达四十万言，朱普之解三十万言。浮词繁长，多过其实。及桓荣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桓荣之子桓郁复删定为十二万言。可见其浮词繁多。再如立于学官的 《齐诗 》，伏黯为章句繁多，经其子伏恭为之减浮辞，仍有二十万言，伏恭又作 《齐诗解说 》九篇。《书 》学大师张堪的弟子牟卿作 《牟氏章句 》竟达四十五万言。如此繁琐的学风，除了造成自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能言的结果外，又能使学者从中获得多少真知呢？”参见庞朴 《中国儒学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作者注 ）如此浮辞连篇，难涉要事之学风已经远离了重视践履、体用兼备的儒学精神。紧接着儒学又面临着魏晋至唐以来的佛、道思想的冲击，加之宋代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儒家 “外王 ”之路遭受重创，儒学发展全面走向内倾，大谈义理心性，构筑儒家形上之学成为主流，虽然宋儒也认同 “大学之道 ”有体有用，但他们认为，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宋代，当务之急应该关注的是内圣之体的阐扬，尤其是君主和高官们内在心性品格的修养，至于外王之用则无需过分担心，有了内圣之体外王之用自然便会得到解决，典型者如上文论及的宋儒真德秀之辈。正如当今学者刘泽华的分析，“宋代以后理学家谈论的最多是‘正君心’，这不但形成了社会的共识，也进入了朝堂，君主们也常常娓娓道来，十分中听……到理学兴起，大讲心性，把君主之心进一步提升为社会之本，天地之寄，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正君心。

朱熹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陆九渊也说：‘君之心，政之本。”当然从理学开创者和大师们的真正意图来说，并非刻意忽视或不重视 “外王 ”之学，但由于每个时代对理论的诉求是有所侧重的，当面临“拥有颇为精致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冲击，儒学因此而处于生死存亡攸关之际，其理论取向就只能是内倾性的心性之学。虽然大师们的内倾不能与儒学末流者的空疏并论，但客观而言确为儒学走向空疏定了一个方向性的基调 （据学者们的分析，程朱理学的主旨是：“追求道德性命之学，重实体而略达用，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具有‘虚’的一面，同时，在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含着‘实’的一面。……与理学末流不尽相同，在批判佛老的出世之说时，主张经国济民，提倡明经致用和史学经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留意于‘格物游艺之学’，注意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参见葛荣晋 《中国实学文化导论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作者注 ）。

自宋理宗以后，随着理学占据官学统治地位，其后学的虚诞之病便日渐暴露。时人欧阳守道指称理学末流 “生语录之世，一出言则本语录 ”，而不 “实知、实行、实得、实用 ”，完全是一种 “托于人与为人所托 ”的 “巫觋之学 ” 。黄震亦曰，理学末流者“乃掇拾绪余、增衍浮说，徒有终身之议论，竟无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转以欺世，风俗大坏，甚不忍言。” 王应麟也甚为忧虑地指出：“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性理，以自文其寡陋，高谈阔视，渐成虚诞之风 ”。时至明代前期，此等虚诞之风在思想专制的社会背景下达至登峰造极之地步。朱元璋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明王朝，除了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以强化君主专制统治以外，对思想文化专制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视，程朱理学家的《四书 》、《五经 》注译被限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必考书目，且规定具有严格体例的 “八股文 ”为科举考试的文体，加之其后的朱棣为了使新政权有统一的理论经典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模板，急命儒臣仓促编订 《四书大全 》、《五经大全 》《性理大全 》，至此程朱理学犹如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样取得了独尊的正统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一地位的获得对士人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思想专制下自由思考的障碍，更在于对士人品性的腐蚀和对学风虚妄的鼓励。士子读经取士，不是为了弘扬人间正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继往开来，而是为了跻身官场，追逐功名利禄，“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來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 ”，理学沦丧为博取功名之 “敲门砖 ”，故而 “明朝前期的青年士子们，为了猎取‘功名’，埋首于官方规定标准解释的 《四书 》《五经 》的‘大全’之中，将‘一生有用之精神，仅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一切有用的知识，兵、刑、钱、谷之事，概不关心。”

丘浚则是在儒学末流逞能，空疏成风之时，力纠时弊拨正儒学航向，倡导真儒精神，且又有所新发明之人。与理学末流者仅习钦定《大全 》相较 ‚丘浚所 涉猎的书籍十分广泛 ‚《明名臣录 》中称：“丘文庄公 颖悟绝伦 ‚无书不读 ”。丘浚在明朝宰辅中以博 学著称 ‚何乔新所撰丘浚墓志铭记载 ‚丘浚“六经诸 史 ‚九流箋疏之书 ‚古今词人之诗文 ‚下至医 卜老释 之说 ‚靡不探究。”丘浚《藏书石室记 》亦谓：“予 生七岁而孤 ‚家有藏书数百卷 ‚多为人取去 ‚其存者 盖无几。稍长 ‚知所好 ‚取而阅之 ‚率多断烂不全 ‚随 所有用力焉。往往编残字缺 ‚顾无从得他本以考补 ‚ 时或于市肆借观焉。然市书类多俚俗驳杂之说 ‚所 得亦无几 ‚乃遍于内外姻戚交往之家 ‚访求质问。苟 有所蓄 ‚不问其为何书 ‚辄假以归。”好学博观自 小可见一斑。待景泰五年中进士 ‚选为翰林院庶吉 士后 ‚“益读未见书 ‚究心本朝 ‚文日名四方。”时吴伯与称其为“当代通儒 ”。丘浚《槐阴书屋 记 》中也说：“予日居其间 ‚翻阅书史 ‚口诵心惟。凡 古圣贤所以用心而著于书 ‚古帝王所以为治而具于 经史者 ‚与夫古今儒生骚客 ‚所以论理道 ‚写清景 ‚而 寓于编简者 ‚皆得于此乎神交梦接之 ‚而肆吾力 焉 ”。观丘浚竭毕生精力之力作《大学衍义补 》 所涉猎之广阔 ‚论述之深博 ‚考据之精详 ‚便知时人 之评价不妄。

然丘浚之博览群书 ‚非如理学末流者仅为功名 利禄之高就。时人黄瑜的评价甚为全面而恰如其 分。黄瑜称：“丘公生平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 释卷 ‚其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 ‚决不为中官作 ‚其介 慎二也；历官四十载 ‚俸禄所入惟得指挥张淮一园而 已 ‚京师城东私第始终不易 ‚其廉静三也。”好学、 介慎、廉静可谓丘浚一生的真实写照。好学一点前已论及 ‚介慎、廉静的人品在史志和传记中亦多有记 载。《国朝列卿纪 》中说：丘浚“文章雄浑壮丽 ‚四方求者沓至。碑铭志序记词赋之作 ‚流布远迩。然非 其人 ‚虽以厚币请之 ‚不与。”足见丘浚不为财富、 权势所移的品性 ‚面对高官厚禄仍以平常心待之 ‚并 “效古人揭箴铭以自儆。左箴曰‘安分 ’‚右铭曰‘息 心 ’。”其弟子蒋冕对此深有感叹曰：“ 嗟乎！世 之希求 ‚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以俯仰权贵 ‚逶逶势利 ‚ 以窥阚为精神 ‚以向背为得失 ‚见先生此言 ‚其不嗤 且笑者 ‚寡矣 ‚岂知先生之心乎？诚使世人皆安于当 然之分 ‚息其求足之心 ‚而以先生此心为心 ‚吾知奔 竞之风自此而息 ‚廉耻之节于是乎崇 ‚以培国家元气 于无穷 ‚将必有赖于斯矣。”可见丘浚对待权势财 富之平常心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也证明丘浚 此心并非自我安慰或标榜之论 ‚当弘治四年 ‚命兼文 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之时 ‚丘浚三次言辞恳切辞任 ‚ 未得许可。弘治五年 ‚再上《壬子再乞休致奏 》‚未 准。 弘治七年 ‚复三疏 ‚固辞 ‚不允。 一而再 ‚再而三 地固辞高官 ‚足见丘浚并非争权夺势阴谋营为敛财 聚富之人。 至其去世之时 ‚所遗资产唯“图书数万 卷而已 ”。 位居高官而如此清廉在历朝历代也不 多见。 以如此之品性 ‚与夫当时之官僚相交接中 ‚难 免会出现“与大臣言官诤论是非 ‚虽未必一一中适 ‚ 然不肯媕阿取悦 ‚至其商榷往事 ‚时出意见 ‚自高奇 矫众论 ‚能以辩博济其说 ‚人莫能加 ”的局面。 这 就难怪有人称其“性偏隘 ”“不足重 ” ‚然又不 得不承认其廉洁、持正之人品。 《明史 ·丘浚传 》中 写道： “浚廉介 ‚所居邸第极湫隘 ‚四十年不易 ‚… … 议论好矫激 ‚闻者骇愕。 至修英宗实录 ‚有言于谦之 死 ‚当以不轨书者 ‚浚曰 ‚‘已巳之变 ‚微于公 ‚社稷 危矣 ‚事久论定 ‚诬不可不白。 ’其持正又如此。 ” 敢于坚持正义公论 ‚不为趋炎附势之举 ‚更不为高官 厚禄低头 ‚足显其人品之高洁。

再者 ‚丘浚之博览群书 ‚也非如理学末流者仅为 文章辞藻之华丽。 在《愿丰轩记 》中 ‚丘浚道己之志 向曰： “予少有志用世 ‚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 盐铁之事 ‚无不究诸心意 ‚谓一旦出而见售于时 ‚随 所任使 ‚庶几有以藉手致用。 ”足见丘浚“博极群 书 ‚而欲为适用之学。 ”不仅于此 ‚丘浚还力图改 变明中叶的学风、文风 ‚据焦映汉《丘文庄公传 》记 载： “十六年 ‚加礼部侍郎 ‚掌国子监事。 时士习文 风 ‚多以奇谲相高 ‚炽不可遏。 浚考试两都士 ‚凡怪 词险语 ‚悉痛斥之。 及为祭酒 ‚辄谆谆垂训 ‚自是文 体复归浑厚。 ”当时的江南狂生桑悦等曾因此而 落第 (“国朝以文取士 ‚大概以词达为本。 天顺间 ‚ 晚宋文字盛行于时 ‚如论范论学绳尺之类 ‚士子翕然 宗之。 文遂一变。 侍讲学士丘浚每考试 ‚凡怪词险 语皆痛斥之 ‚……及为祭酒 ‚尤谆谆为学者言之 ‚文 体乃复浑厚。 成化己未会试 ‚学以至乎圣人之道论 举子 ‚桑悦卷有我去而夫子来也等句 ‚浚黜之。 他日 会试悦策有曰： ‘腹中有长剑 ‚一 日几回磨 ’。 检讨 吴汝贤 ‚复黜之 ‚前辈取士不苟如此。 ”参见纪昀《文 渊阁四库全书 》452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 作者注 )。 明代部分学者对丘浚学问的评价也力证 此论 ‚廖道南认为明代著名文人 ‚如刘基、宋濂、王 祎、方孝孺、谢缙、胡广、杨士奇、李时勉、刘定之等虽 为世所称 ‚“然皆丽藻丰腴 ‚未有若丘文庄之明体达 用 ‚酌古准今 ‚裒然为一代文宗也 ”。 叶向高则认 为： “三代以后 ‚以经国之业为文者寥寥罕见 ‚而以 相臣以文经国者尤不可多得 ‚至昭代而有丘文庄 ”‚ 甚至认为 ‚一举当时“博古综今 ‚明体适用 ‚亦未能 逾胜公也 ”。 此论未免有夸大其词之嫌 ‚但丘浚 “ 明体适用”之学风灼然无疑。 故而 ‚学者李焯然认 为 ： “ 宋末真德秀的 《 大学衍义 》 与明中叶丘浚的 《 大 学衍义补 》， 虽然同属于封建社会儒家的经世之 作， 但是前者是 ‘ 内圣型 ’， 而后者则是 ‘ 外王型 ’ ”。 葛荣晋也曾作出类似的评价， 指出 ： “ 从真德秀的 《 大学衍义 》 到丘浚的 《 大学衍义补 》， 标志着从内圣 性的经世之学向外王型的经世之学的转化 。 …… 但 是 真 德秀成书于宋理宗时的 《 大学衍义 》 是一部偏 重 于 ‘ 体 ’ （ 内圣 ） 而忽视 ‘ 用 ’ （ 外王 ）、 重于 ‘ 治道 ’ 而轻于 ‘ 治 法 ’ 的 经 世之 作 。 … … 丘 浚 ‘ 仿 真 氏所 衍 之义， 而于齐 家 之 下， 又 补 以 治 国 平 天 下 之 要 也 ’。 即由重 ‘ 体 ’ 而 转 向 重 用 。 … … 这 一 由重 实 体 向 重 达用的转化， 实 际 上 是 由 空 谈 心 性 向经 世 致 用的 转 化， 从 而 开 启 了 明 清 经 世致用的社会思潮的理论先 驱。 ” 此 为 甚 确 之 论 。

三 首释儒家外王学理内涵，初触启蒙经济自由之基

先秦儒家虽然从价值取向上既重内圣又重外王，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相对来说的社会简单性，使先秦儒家对于外王事业并未能够全方位的具体化。当然，因为时代的原因，从先秦儒家的理论倾向上来看，所注重的也并非具体社会领域的治理，而是着重于总体 “治道 ”的阐释，也即重视于国家治理中的价值层面的论证，即便是非常关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层面建构的荀子，也未具体论及社会治理中的各个相关领域，而是侧重于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对于更加广泛的社会治理如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教育的等等领域只是笼统地提及，未有详尽的论述。汉代肇始的儒学意识形态化，延及宋代的儒学全面内倾化，致使儒家的外王之学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直到丘浚以前虽有学者零星地论及社会治理中的个别领域，但未能详尽梳理出国家社会治理的具体的各个层面和相对独立的领域，更未有全面而详尽的专著产生。丘浚不仅把国家治理细分为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十二个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中引经据典阐明见解，并针对明代现实提出施政纲领和改革措施，因而说《大学衍义补》是中国思想史上以学理著作的方式阐释儒家外王之学的丰富内涵的开端之作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丘浚 《大学衍义补 》洋洋洒洒约 140万言，书中所论涉及帝王治国纲纪，百官职守与选拔任用考核，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币制、赋税，民生日用，礼乐、祭祀、教育、军事、边防，以及海运倭患，都城建筑，历法图籍，度量衡等等，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民俗、民族等等治国所涉及的所有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在《大学衍义补 》中‚丘浚不仅梳理开 具了治国平天下的 12个具体领域‚而且对每个领域又分门别类‚共分为 119个子目‚每一子目下都引经据典‚详述始末‚条列典型‚针对现实提出方案。该书俨然就是一部具体的治国施政纲领‚在清代时也确有地方官以此书作为施政参考 (清代漕抚大中臣 蔡士英出版卢陵聂子《大学衍义补》删节本‚置之案头 ‚作为施政参考。得到大儒钱牧的赞扬。作者注 )。今人吴辑华、黄仁宇也说：“《大学衍义补 》是 一本全面的公共行政指南。是书的价值不在于取材丰富‚而是作者发挥了儒家体用理论‚把儒家经典中的政治理论‚落实到明朝具体施政上 ”。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 》中‚不只是简单呈现了儒 家外王之学的丰富性、广泛性‚而且还展示出对与明 代中叶的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经济领域和职 业领域进行评价的取向。如丘浚对刑狱之事特别关 注 ‚并郑重地把慎刑宪作为治国平天下的 12目之 一‚凸现了法制在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典狱之官的作用也就随之彰显‚受到了重视。这与传统儒学在“重德轻刑 ”、“德主刑辅 ”之下造成的对刑狱之事的价值上的贬抑‚以及对典狱之官的轻贱‚甚至 人们都不愿意为、羞于为典狱之官的情形相比较‚应 该说从国家治理的层面而言‚从儒家外王事业的全 面推进来说‚丘浚对刑狱之事的重视是有积极意 义的。

再如‚在经济领域市场交易中“听民自便 ”理论的提出‚其对于商贸活动的支持‚一改传统儒学“重农抑商 ”‚贬抑、轻视商业、商人的倾向‚抬高了工商 业在外王事业中的地位。在《大学衍义补 》中‚共有 23卷 (第 13－35卷 )是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在其他篇章中也有散见的论及。同时‚丘浚还主张开放海禁‚通过发展海运事业来加强海防‚并积极鼓励通过海上进行对外贸易‚以促进物资交流‚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传统中国自认为是物产丰富的泱泱大国‚不屑与他国贸易‚反而把航海事业当做 只是进行政治宣传的途径‚单纯对他国输出物质和 精神文明‚典型者莫过于明代郑和六次下西洋。而 丘浚力主海外贸易‚开辟国际市场‚在明代中叶可谓 十分先见的观点‚就是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先进的思想‚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极大地扩展和丰 富了儒家外王事业的领域。最为可贵的是在对经济自由予以支持和倡导的过程中‚丘浚不仅要求政府职能和角色的转化‚变与民争利为社会经济的管理者 ‚而且还局部地触及对皇权的限制。丘浚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国家有任意征收赋役徭役的权力‚尖锐地指出‚天下财物“非专用之以奉一人 ”‚百姓的财 物“非 君 所 得 而 私 有 ” 。 主 张 制 定“经 常 之 法 ”限制对民财、民力的搜刮。 同时‚丘浚还提出 了专门限制王室用度的“二府 ”办法‚皇室内府以收 存坑冶、脏罚为来源‚国库外府以经常性的赋税收入 为主‚外府不足‚“可取之于内 ”‚内府“虽有不足‚亦 不可取之于外 ”。

现代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赵靖先生对丘浚的上 述思想予以这样的评价：“丘浚的这些主张‚使我们 想起了近代英国资产阶级限制国王征税权的斗争。 但是‚封建专制所以是专制‚就在于君主的权力是至 高无上、绝对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英国资产阶级 限制国王征税权的要求遭到了蛮横的镇压‚爆发为 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推翻了王权‚才使征税和王室经 费成为从属于法律的事项。丘浚在明代封建专制淫 威正盛‚而市民阶级的力量则极其微弱的时代‚想使 以皇室为首的大地主统治势力在征税和用费方面服 从法律‚接受限制‚自然只能是纯粹的幻想。不过‚ 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当然‚和明 末清初的启蒙主义学者的思想相较而言‚丘浚所呈 现出来的思想启蒙性主要表现于经济的领域‚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持和肯定‚并为其得到 长足发展而予以理论论证和摇旗呐喊‚应该说丘浚 的经济思想在整个封建时代是达至了封建制度所能 允许的顶峰‚包括明末清初的启蒙主义学者‚在经济 领域的思想也并未超越丘浚的理论。但我们也必须 指出‚丘浚思想中的启蒙因素最凸显于经济的领域‚ 而在政治的领域中并未冲破封建专制制度的藩篱‚ 也未达至对君主家天下的批判‚虽然“民本 ”的思想 在丘浚的理论中得到反复的强调‚但还未能进至 “天下为主‚君为客 ”这种接近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程度‚而这方面的阐扬恰恰是明末清初启蒙主 义学者的主旨。

来源：《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