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史鉴今 | 贾小兵：尹隆河之战的背后：淮军崛起，湘军谢幕

历史拐点的尹隆河之战

作者：贾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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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7月，由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嫡系部队“吉字营”攻克天京，太平天国宣告灭亡。随着金陵既克，清廷已经消灭了最为强大的反对力量，在战略上也不再像之前一样吃力，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中枢以为天下太平，甚至力主在短时间内解散敉平大乱的主力湘军和淮军，恢复到往日文恬武嬉的生活中。

就在此时，长江以北突然崛起了一股新的势力，这股新崛起的势力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捻军”，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太平天国的残部和淮北鲁南捻军起义的失败者。

由于以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为首的残余势力加入捻军，为捻军带来了较为正规的军事制度和先进战法，并大力推动新捻军“易步为骑”，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和流动作战灵活主动的打击清军，很快就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新捻军的兴起，将清廷岁月静好的美梦砸了个粉碎。在这种情况下，捻军分为东捻和西捻两部，打算突破清军的包围圈，前往陕甘地区或者四川逐步建立新的根据地以继续与清廷对抗。就连清廷依赖为“北方长城”的京师八旗统帅僧格林沁都在高楼寨一战中被捻军所杀死。

手中无可用之人的清廷中枢被迫选择重新启用汉人将帅来对付这支难以对付的叛军。

02

首先被派去督剿捻军的是曾国藩，但曾国藩已经将他的湘军裁撤大半，当他北上山东进攻捻军的时候，率领的大多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部属。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曾国藩在指挥淮军时并不如以往那样如臂指使，反应灵活。他为捻军精心准备的“以静制动、重点防河”策略，也被捻军的大范围机动作战所击破，捻军向南突破贾鲁河防线，进入湖北地区。

由于曾国藩围堵战略失败，清廷被迫以淮军总帅李鸿章代替曾为钦差大臣，统一指挥各条战线上的湘军和淮军，继续和捻军作战。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的思路更加灵活，上任伊始，便制定了“重整沙、贾两河之防，困之西路山多之处”的战略计划，并调集十多万部队，兵分五路以围堵义军，试图将东捻军围歼。

李鸿章亲临前线督战，淮军不可能不三军用命。为了围困正在湖北境内休整的捻军，清廷调动了超过10万人的大军，以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等天险为依托，以多路大军齐头并进，从不同的方向向捻军包抄。除李鸿章弟李昭庆率领的淮军亲兵在河南负责防堵捻军北上之外，淮军主力刘铭传、周盛波、郭松林、张树珊等纷纷进入湖北，对捻军展开合围，又有湘军名将鲍超在襄阳镇守，防备捻军西入四川。

李鸿章将自己的战略称之为“扼地兜剿”，即故意让出一块山重水复的地方让捻军钻进去，然后各省清军一齐进军，形成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在三百多年前，明朝军队也曾经尝试使用这个战略对付刚刚兴起的清廷老祖宗努尔哈赤，结果各路明军因为配合不周，被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之下，面对强势的清军，东捻军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加以应对，不与清军作直接对抗，而是采取游击策略，边战边退，清军则依仗武器先进，声势浩大，不断追击东捻军，意图将其完全消灭。利用清军的这一冒进，东捻军在清军追击的过程中，设下埋伏以伏击清军，并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将郭松林、张树珊分别击败。

捻军自进入湖北以来，充分发挥了其骑兵军团的战略机动优势，在荆楚这一块小天地里纵横驰骋。捻军先南下进向武汉，将湖北西部清军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武汉三镇的防守上，接着顺江突入孝感，抵达云梦泽，然后回师向湖北西部的德安前进，挑衅驻扎湖北的淮军悍将郭松林。郭松林在李鸿章麾下素来以军纪不严但临阵凶悍著称，一经接触，马上率领部下8营淮军穷追捻军不舍。

捻军作战素以“抢钱、抢粮、抢娘们”的三抢为目标，即以抢夺敌方辎重、粮食为主要作战目标。捻军不设粮台、不办粮饷，亦无后方基地，一切后勤保障物资皆因粮于敌，因此抢夺敌军辎重、粮饷和其他战利品成了作战的主要目标，故李鸿章戏称捻军为“捻乃贼中偷儿也，人中怪物也”。

曾国荃在上奏的《分途扼剿获胜疏》中专门讲到了捻军的这一特点，他说：“查此次捻匪入境，剽疾异常，赖汶洸（赖文光）、任柱率李、何、吴、牛等酋，列为四股，分为前、后队，遇迎头之师则以前队冲阵，而以后队掳粮；遇蹑尾之兵则以前队蔓延，而以后队抗拒。无兵之地，掳掠甚惨；有兵之地，奔窜如飞”。可知，捻军作战往往抄袭敌军后路，除包抄的意图外，亦有抢夺辎重、粮饷等战利品之意。

同治六年初，遵王赖文光率东捻军在湖北连占云梦、应城、天门后，进入京山、钟祥一带，企图渡过汉水，进军川、陕。为摆脱清军围追，东捻军盘旋打圈，先后在钟祥罗家集、安陆杨家河击败提督郭松林部湘军和总兵张树珊部淮军。在钟祥臼口附近数次抢渡汉水未成，便在京山西南的杨家洚、拖船埠、尹隆河（今永隆河镇）筑墙修垒，转攻为守，以待时机。

这时郭松林部湘军紧随其后，提督刘铭传部淮军正由河南向鄂中疾进，提督鲍超部湘军由襄樊南下，企图把东捻军消灭在臼口地区。

清人绘尹隆河战役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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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隆河位于汉水东岸，臼囗镇一段江面较窄，水流较慢适于渡江。且土地肥沃物产丰盈，粮食供应容易解决，遵王赖文光决计在此稍做修整，待机消灭追兵后渡过汉水，和西捻军会合。湖北巡抚曾国荃根据当时态势，釆取以静制动，待湘淮各部俱到齐湖北后，遵照上諭将捻歼于唐白河与襄阳之间。以淮军主力刘铭传部二十营和湘地区，四面夹击聚而歼之。

尹隆河进行决战，双方都精锐尽出，悍将云集。根据《淮军平捻记》及李鸿章的《铭军尹隆河挫败片》来推算，铭军参加此战当有十四或十五营，总计约7500人左右。加上霆军的1.6万人，铭、霆两军总兵力在2.4万人左右。

“捻军”集团则是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魏王李蕴泰、首王范汝增，基本全是精锐骑兵，其中任化邦最猛，被李鸿章誉为“项羽再世”，天下使用骑兵第一人。

虽然人数与捻军相较仍处劣势，但“由于两军皆曾屡当强敌，其战斗力甚强，翦此巨寇，当无问题”。可惜两军未能统一行动，铭军先期与敌接战，以少击众，这是导致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的刘铭传，此时为淮军一大悍将

2 月 18 日，刘铭传率所部淮军万余人进入京山下洋港，鲍超亦率湘军 “霆字营” 1.6 万人到达臼口镇。 两军商定次日辰刻（上午七点），淮军从下洋港由北而南，湘军从臼口，在巳时（上午九点 ）会师， 夹击捻军。

但是，刘铭传欲占全功，弗晓卯时（上午五时），提前两个小时，淮军即朝战场开拔。大军军至尹隆河，以5营守护后路辎重，15营渡河进攻捻军，唐殿魁率先进攻，身先士卒杀入阵中，“捻军”佯装败退，吸引清军追击。

淮军乘胜追击，却在途中遭遇捻军猛烈攻击，捻军马队抄袭其后路。情急之下，刘铭传下令，急抽马步3营回救，仅率12营分兵三路进攻。东捻军抓住战机，亦分三路迎击。任化邦率军首先将左路清军击溃，并歼灭刘铭传从中路派出的3营援兵。旋又与中路赖文光、魏王李允一起击败中路清军。

捻军这边，已经是有备而来，分三路迎战——荆王牛宏升在西、鲁王任化邦在东，遵王赖文光和魏王李蕴泰居中策应。任化邦马队战斗力最强，本人又骁勇无敌。所以，刚一接战，刘盛藻部便一溃千里，副将（从二品）李锡增中枪阵亡，刘铭传中军侧翼暴露，处境不妙。任化邦击败刘盛藻后，率马队汇合赖文光、李蕴泰等猛攻刘铭传中军，将其分割成两段，彼此不能呼应。

激战之下，刘铭传所部几乎陷入了绝境。刘铭传部下猛将总兵唐殿魁、记名田履安先后中弹阵亡，副将胡衡章、吴维章、刘朝珣等也力战阵亡。刘铭传本人也被迫离马，以马车为掩体躲于后，“衣冠失落，坐以待毙”，刘铭传身陷重围，易服待毙，苦战后几乎被俘虏。

04

幸亏在这个时候，准时出发的鲍超率军赶到。

身为湘军第一主力的鲍超，他所率领的“霆字营”打仗不讲战术，只靠士气，作战最喜正面冲锋，将官在前，士兵在后，有进无退，以命相博，亡命徒式的打法对付以冷兵器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太平军、捻军都极为管用。

“霆字营”的冲锋仿佛大海潮生，初看不过一线，等听出人喊马嘶，已如怒潮澎湃，而捻军的队形已乱，勇者在追亡逐北，贪者已搜刮财物，正如秋风扫落叶一般，“霆字营”将捻军迅速击垮，救出了刘铭传。

鲍超的援军及时出现拯救了淮军，清军反败为胜。鏖战由晨至昏，尹隆河畔，尸骸遍野，血肉横飞，最终捻军死伤惨重，渐渐不敌，赖文光、任化邦只得被迫率余部撤离战场。此役清军歼灭捻军部众近万人，共约八千人，军马五千匹被俘，尹隆河江水染成血红一片。

由于捻军对鲍超部的到场毫无准备，其主力和预备队都已经在和刘铭传部的搏斗中耗光了力气，而且刘铭传是以身为饵，捻军相信清军已经投入全部主力，所以才认为胜局以定，纵兵大掠，没有留任何后备力量。鲍超部队从后方的掩杀从一场原本激烈的对抗变成了一面倒的屠杀，正在兴致勃勃的围攻淮军残部的捻军被后方的敌人袭击，纷纷溃败，死伤涂地。赖文光以及任柱脱逃，北走河南。

这场尹隆河战役，捻军筹划不周，指挥失误，先胜后败，伤亡、被俘达1.8万余人，捻军企图于湖北构筑据点的计划失败，军力严重受损，西进川、陕计划也因此落空。此后捻军转攻为守，直至败亡。三月间，湘军将领彭毓橘领兵欲乘胜追击，却反遭捻军回击，于蕲水（今湖北浠水）神港大败，彭战殁。是年年底十一月，任柱中弹战殁，次年一月，赖文光被俘，东捻平。

05

尹隆河之战，淮军独掌大局的关键之战，也是后来北洋集团兴起的源头之战，此战奠定了李鸿章和后来北洋势力的崛起。

不过最耐人寻味的是决定最终决定晚清军事格局的还不是尹隆河一战的直接成败，而是胜利后清廷对湘淮将领的态度。

原本违约抢先出击的刘铭传，在李鸿章的力保之下，竟然有功无过。而鲍超救淮军于危难之中，反而被朝廷责以违约失期，一怒之下称病辞职。李鸿章则趁机将鲍超手里的湘军骨干一万五千多人遣散。

1864年7月，攻入天京后，湘军大肆劫掠一番，六朝古都化为灰烬。考虑到功高震主，朝廷猜忌，曾国藩为表明“忠臣”之心境，决定裁撤湘军，将绝对嫡系部队“吉字营”六万余人全部遣散回籍。“吉字营”主帅曾国荃，号称剿灭太平军第一猛将，也辞职回家，躲避舆论风波。湘军大量裁撤，但曾国藩却将最能打的鲍超所部“霆字营”2万余人留下，作为湘军集团之支柱。

“霆字营”由湖北巡抚胡林翼授命鲍超组建，以招募地痞、流氓、天地会、无产者、散兵游勇为主，野战能力在湘军中排名第一，但纪律也是最糟糕。1867年，尹隆河之战：“霆字营”居功第一，结果所部被遣散，湘军最精锐部队从此消失，曾国藩集团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李鸿章淮军集团唱主角。

肥西淮军将领们部分合影

尹隆河之战，功成以淮军为主，湘军为辅的构想早已制订，甚至提前向政务中枢的军机大臣们做了沟通，等到战报一到，扬淮抑湘，甚至可以借机裁撤湘军。 刘铭传 素以 以儒将自诩 ，在 尹隆河之战 中却 昧下良心，冒功诿过，在上报战况的奏折中，将约定时间由明确的辰正改为模糊的黎明，并隐指湘军失期，将己败之过推到霆军身上。 战前准备，一丝一毫不能含混，约定攻击时间，怎么可能约定搞不清准确时间的黎明？ 岂不是将战争当做儿戏，且大战前后，各军之间来往文书，文示函商，更有无数参战观战之人信件日记，记录此时。 政府如果想了解清楚，三五天就可详细了解到任何细节。

可是，湘退淮进的剧本已经写好，无论主演是不是演砸，戏还是要按剧本走。中枢认为“刘铭传于尹隆河之败，进退失机，咎有应得，惟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把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进攻的责任认定给湘军。紧接着，在事件已经真相大白的情况下，以有病为由，将鲍超撵回家，其部队被编遣裁撤，纳入淮军体系。

清廷中枢偏袒李鸿章，借此机会打击湘系势力，扶植淮系集团，解散“霆字营”。

鲍超平时就与刘铭传有矛盾，此时仗着胜利之余威，拿着“铭军”丢弃之辎重物资炫耀，公然挑衅淮系集团。对此，李鸿章自然不满，为了给淮系遮羞，更为了打压鲍超之嚣张气焰，李直接上奏朝廷：“霆字营”纪律败坏，经常扰民，还故意延误军机，导致淮军损失惨重，此大罪也。此时，一向对淮系有好感的军机大臣汪方元也参劾鲍超：“鲍超虚张战功，言尽不雠，彼既衍期贻误，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若科以失机与掩饰之罪，鲍超可斩也”，大有将鲍超斩首之意，将“霆字营”推到了风头浪尖。

军机处参劾鲍超，并扬言杀之，这在曾国藩了看来就是不分是非，故意找茬。出于维护湘系集团之利益，曾国藩申辩：“啸庵在枢府，未闻有謇然当官之声，独于鲍春霆事，龂龂露锋颖，彼于将之贤否，事之曲直，不能体察，以致颠倒黑白，得非将死而耄及之性。”不服中枢之议，为鲍超鸣冤，也为湘系集团争取舆论支持。不过，鲍超太冲动，直接辞职不干，回老家养病，明摆着对朝廷不满，自认为功劳大，不能受此屈辱。

湘系、淮系两位悍将开撕，对满清朝廷而言是好事，毕竟他们所属之湘淮两系均非满蒙系统，而是汉族地方势力，是朝廷重点防范之对象。既然鲍超主动辞职不干，军机处、李鸿章等又对“霆字营”颇有意见，此时正好是削弱湘系势力之大好时机，岂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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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削弱湘系集团，满清只能扶植淮系，让两者相互制衡，最大限度的维持朝廷利益。当时，湘系势力非常强大，“霆字营”又彪悍无敌，若是“剿捻”重任由其完成，湘系势力之触角岂不是伸到全国各地，清朝还会有好日子过吗？如此，朝廷便“扶淮抑湘”，相继将“霆字营”骑兵12营，步兵6营解散，除部分加入淮军外，其余全部遣返回籍。如此，鲍超 “霆军” 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复存在。

清廷自太平天国以来，对前线战况的把握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大有改善，按常理不可能出现如此重大的事实误判，显然朝廷正是借此不公事实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未来属于习惯洋枪洋炮、使用西式战法的淮军，而立了功的湘军沉浸在旧式战争的套路里，早已不在未来的军事格局之中。

临阵最忌讳冒功诿过，刘铭传的行为放在康乾年间，杀头都不为过。可是形势比人强，西瓜偎大边，此时的淮军兴起已经势不可挡了。

从此，湘系第一主力霆军不复存在，淮军势力一枝秀，这也是后来北洋势力最早的来源，其影响所及，波漾将及半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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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要维护淮系利益，自然要整治鲍超。如其所言：“铭军之挫，由省三性急气骄。其十一日来书，谓霆军不中用，贼数无多，十五日即吃此大亏。淮军第一次丢脸，真大耻辱。”当然，这也不能怪李、刘两位淮系大咖对鲍超有意见，鲍超在战后也是公然羞辱刘铭传。

《苌楚斋三笔》载：“刘某必是业己殉难阵亡，余在军中得 其平日所服之衣冠，其顶珠为玛瑙所制，未见他人服用，确为刘某之物，今顶珠在而人未见非阵亡而何云云。文忠公为之不悦。”

尹隆河大战获胜，鲍超志得意满，将“铭军”所丢弃之辎重悉数归还，却语气傲慢，难怪刘铭传会恼火。

同年冬天，十一月初，李鸿章指挥淮军刘铭传、郭松林等部，在山东寿光歼捻，东捻遂平。剿捻的成功，是李鸿章在政坛崛起的最重要原因，剿捻时期，李鸿章最倚赖的就是刘铭传，这是刘铭传日后获得李鸿章重用，当然是派来台湾负责东南海防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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