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交正常化精神与新时代中日安全关系

作者：张云（Zhang Yun）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管控中日安全关系风险成为当前最紧要的问题。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我们需认真思考应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来构建契合新世代的中日安全关系。

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同时也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经济依存不断深化，然而两国建立政治互信依然任重道远。

其中最突出的体现是中日安全关系。日本将中国定义为安全保障方面的威胁，在海洋安全、台海、核武器等问题上频频针对中国发声，提出从根本上提高防卫能力，强化日美同盟以增强一体化军事威慑力。日本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倾向（例如列装千枚远距离导弹，军事开支达标GDP的2%，存在介入台海的可能性等），让中国高度怀疑日本意图重新走向军事大国。

▲2022年9月26日，美国海军“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DDG-1000）驶入日本横须贺港，这里是驻日美军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50年前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安全问题并不是双边关系的核心课题。如今，管控中日安全关系风险却成为最紧要的问题。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我们需认真思考应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来构建契合新世代的中日安全关系。

首先，新世代中日安全关系必须发扬邦交正常化核心精神，即实事求是，而中日关系中最大的事实就是两国“互为最重要邻国”。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仅千余字，但通篇都能感受到当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和民众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坚定信念。包括安全关系在内，中日两国各领域的关系都不能忘记“互为最重要邻国”这一基本事实，不能用竞争更不能用对抗去定义中日安全关系。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邻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如果用竞争甚至对抗的视角看待，很多问题往往就会人为地、无必要地“被安全化”。例如近期在所谓“台湾有事”的舆论下，冲绳被看成是安全保障甚至是战事最前线，军事逻辑开始覆盖其他逻辑。但实际上，冲绳地处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中间位置，无论作为地区物流中心还是旅游胜地都可在地区一体化中扮演远远超出军事基地的作用。成为地区枢纽的冲绳不仅可以发展自己，也会为日本带来更大的安全。

第二，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之所以新，就是要超越以军事威慑力为逻辑起点的旧安全观。近年来，在日本政要关于安全保障的发言和媒体话语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就是“威慑力”，而这个威慑的对象毫无疑问是中国，主要理由是中国过去30年军事力量急速扩大，中日围绕领土的争端给日本周边安全造成了恶化影响。这种以威慑为基础的对华安保观认为，为了避免中日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需要有强大的威慑力，因为威慑力弱小会成为对方使用武力的诱因。

在安全保障中，威慑力一直是一个重要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冷战的历史已经证明，过度依赖威慑力的安保认知是以设定“假想敌”为前提的，它不仅不会获得国家安全，还会导致错误认知轮番升级，让国际关系恶化，最后引发集体不安全的悖论结果。

▲2022年5月18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日本外相林芳正举行视频会晤。（图源：中国外交部）

50年前中日宣布结束两国关系不正常的状态，50年后绝不应以军事威慑力为主要逻辑来寻求中日安全关系的“不正常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即使面对日本日益使用威慑力的话语体系，也要保持战略耐心，抵制以威慑力对威慑力的冲动，牢牢把握中日安全关系需要新安全观的正确方向。

第三，新世代中日安全关系应建立在双方社会更广泛深入互动和理解的基础上。尽管日本安全政策近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也要看到，日本社会对于这种变化的反应是复杂和多面的。例如，2015年日本安保关联立法期间就出现过10多万民众示威游行反对的局面，而对于日本讨论发展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也是反对声音居多。

经济界对政府推行过于严格的经济安全保障立法也一直有反对声音。只要社会层面不单纯相信军事威慑力的话，旧安全观全面复位就不容易。中日作为互邻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和社会联系非常紧密，两国越是相互开放，就越是有助于构筑中日新型安全关系的良性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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