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震怒不已，司马迁为何要为他求情辩护？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游学天下，后回朝为官，受父遗命著《史记》。

他一生命运坎坷，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后仍坚持史记的撰写，让我们看到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上千年的风云变幻，感受尊至君王贱至细民的历史印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而又灿烂无极的文字。

“李陵之祸”可说是司马迁命运的转折，是他遭受宫刑的原因，也是苦难的开始。

面对李陵“浚稽山之战”的节节败退，司马迁究竟为何要为他辩护呢？

小编将从《报任安书》出发，与大家一同探究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原因。

一、李陵之祸

西汉名将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他善骑射，礼遇下属将士，接人待物极富仁爱之心。

当时汉武帝也十分喜爱李陵，认为他有大将军李广的名将风范，于是令他率领八百骑兵，以祖勋被任命为侍中、建章宫监，后又迁骑都尉。

公元前104年，汉军将领赵破奴攻击匈奴右部，匈奴北退。随后汉军西征，王恢杀楼兰王，北攻车师，由此拉开汉与匈奴长达30余年西域争夺战的序幕。

战争早期，双方围绕天山一线展开激烈角逐。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二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沿祁连山北麓向西北天山方向进军攻击匈奴右贤王。

武帝召见李陵，欲让其为大军运送粮草。李陵不愿做运输军队，武帝认为他耻于做下属，不愿拨给马匹，李陵称可以五千步兵破之，武帝感其勇气，令路博德迎候李陵部队。

李陵率其步兵在浚稽山遭单于主力，著名的“浚稽山之战”便由此展开了。

面对匈奴的猛烈攻击，加上李陵军中名为管敢的军侯投降匈奴，李陵的军队节节败退。

兵士箭矢所剩无几，出逃失败，李陵长叹无颜面对陛下后便投降匈奴，武帝得知后大怒，责杀陈布乐。是时文武百官无不痛骂李陵，唯司马迁为其辩护，终被武帝施以腐刑。

后来公孙敖诬李陵为匈奴练兵，武帝听信，将李陵兄母妻子皆诛杀。

自古以来，投降都是为人所耻的，为何在李陵被所有人指责的情况下司马迁还要为他辩护呢？

《报任安书》中，他说出几点原因：

第一，司马迁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面对国家危难奋不顾身，将才难得；

第二，李陵所率步兵仅五千，匈奴军却有八万，以寡敌多的情况下能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功大于过；

第三，李陵投降是不得已，司马迁观李陵平时为人，认为他此举是为报汉。下面我们结合《史记》，详细分析。

二、国士之风

司马迁自述少负“不羁之才”，所谓“不羁”，指不受束缚，潇洒自如之人。《史记》中塑造最成功的人都具有这种自由意志。

如飞将李广，一生中几乎没有打过胜仗，但他仍是家喻户晓的英雄，这取决于李广与众不同的“志”与“气”。他治军，人人自便，自己还有高超的剑法。

他可以把石头当作老虎练习箭术；在矢落如雨的情况下意气自如；在数千匈奴面前谢鞍纵马，奔杀胡骑；

在重伤被俘时难驰数里，射杀追兵。他的结局是“引刀自刭”。

项羽之勇，千古无二。千军万马中，穷途末路时，他的英雄气概也丝毫未减，始终保持心灵自由，直到最后自刎乌江，他仍流露出对乌骓马的关怀，对长亭父老的友爱，带着对生命的反思结束此生。

荆轲悲歌慷慨赴秦刺杀秦王，面对威仪肃穆的秦宫，不略秋毫的百官，他谈笑自若，“图穷而匕首见”，后“倚柱而笑”，坦然就死。

齐人王蠋面对燕军的威逼利诱，自缢而死。赵人贯高身处于中，鞭笞数千终不复言，可谓铁骨铮铮。

李广、项羽或是荆轲、王蠋、贯高，他们对自我意志之坚持和面对生死之坦然，都体现着司马迁的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反复强调“志”，即掌握生命的主动权。在司马迁心中，李陵也是这样的人，具有独立的人格，英勇的气概，非是贪生怕死之徒。

他率五千步兵便与匈奴大战，即使败退仍步步坚持，不顾部下劝阻，尽斩旌旗，拼死一战。

这与司马迁描写的英雄好汉具有相同的英雄气概。最终李陵矢尽援绝，感无颜面对陛下而投降。

后霍光曾派使者想接回李陵，李陵以可杀不可辱回绝。

与《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一样，李陵的信念是造成他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也是司马迁为他辩护的第一条理由。

三、李陵的无奈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理由与他的价值观密切相关。无论如何，投降都是叛变国家的行为。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在以国家利益作为判断原则的情况下，也将人性伦理系统考虑在内，认为李陵投降是无可奈何，体现了李陵这一类人的软弱性格。

司马迁对李陵的同情，不是针对投降行为，而是就李陵本身的心情而言。他理解的时李陵因一时软弱未能如自己所言殉国之后，面对世人的唾弃和侮辱，内心所受的煎熬。

《汉书·苏武传》中，李陵面对苏武，声泪俱下地剖心诉说，尤其是对比苏武之坚定，更觉折磨。

从苏武与李陵的多次开怀畅谈中可以看出实际上苏武是理解李陵的，正是苏武这种真正的英雄才能够理解李陵的“不够英雄”。

《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反复诉说自身受辱，并举历史上王侯将相同受耻辱而不愿自裁的先例，说明人想要在风云变幻的社会上生存，就免不了受辱、被折磨。

李陵之祸后的司马迁，“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随世俗浮沉上下，来表现自我的狂放和迷惑。

此时的司马迁似乎已失落主体意识，隐现出对生活生命的苟且态度。只有如司马迁这样经历过生活苦难折磨的人，才能明白生活中会面临的恐惧，会出现的诱惑，才能了解人性弱点之所在。

修订史书的司马迁想必是在翻阅各种资料，游学无数地方之时，学习感受到历史上无数如李陵之人的辛酸苦楚，他们非是为己。

在时局逼迫下，不得已做出一些不被世人认同的选择，因而受到唾骂、侮辱，对他们的遭遇命运表现出无限同情。

因此，当李陵祸起，他才会冒着激怒汉武帝的风险为其辩护，终落腐刑之悲剧结局。

四、司马迁的价值观

从《史记》中我们还能够看出，司马迁价值观的另一面。

他认为人的价值不只是为他人、为民族、为社会实现利益，因为人自身有许多需求需要满足，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人的价值所在，是人的自身价值。

因此他对笔下许多人物的同情不是建立在国家社会之上，而是从这个人本身出发，建立在对人自身的高度热情上。

《史记》中许多传记，人都是独立存在的，有他们自身的价值实现。

如李斯，古往今来多数人都认为他是十恶不赦的存在，是万恶罪魁，徐枋《居易堂集》卷十《书李斯传后》，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三《李斯列传》，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一皆如此说。

然而，翻阅史记，我们品读李斯列传时，分明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以及司马迁对他的无限同情。

尤其是传中写李斯的五次喟叹，“盛衰贵贱，俱于叹中关合照应，以为文情，令人为之低回”。

司马迁写李斯时，写他与赵高的对立，写他在善与恶之间的犹豫动摇，在犯罪与不犯罪间的分裂，由此造成他内心的折磨、不安、痛苦与忏悔。

写李斯的恶，太史公又将他放在无限恶劣的环境中，写他痛苦忍耐，显示“恶”的同时也隐现李斯的“善”。

同时，司马迁又将李斯的痛苦和选择融入自己的人格中，尽现史记的笔墨间，让我们能感受到各种人性的弱点。又如万石君父子，他们谨小慎微到如同行尸走肉，令人产生一种揶揄的同情，一种含泪的讥笑。

但万石君父子却浑然不觉，全然不知自己正在丧失人格的“悲惨世界”里。但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没有丧失内心的忠诚，他们有自己坚守的忠贞不渝，他们认为自己在献身一种高尚的事业。

撰写《史记》时，司马迁将自己融入每个人物的内心，进入他们的生活，甚至成为那些人自己。他有史学家的清醒，能从更高的层次关照人类整体，他对李陵的同情也缘之于此。

结语：

《汉书·苏武传》中，卫律和李陵同为降将，在作者笔下完全不同。卫律投敌死心塌地，为荣华富贵不惜不择手段迫害苏武，一副丑恶嘴脸，面目可憎；

李陵则斤斤计较个人恩怨，一失足成千古恨，当劝说苏武无效时，对比苏武的民族正气，他内心有愧，痛苦而泣。李陵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久经不衰的悲剧形象，其源盖出于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