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大师杜威的中国之行

杜威是二十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泰斗；也是当时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还是功能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天，一件事对中国知识界尤为重要——当代最著名的美国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抵达上海。

对杜威来说，这本是一次心血来潮的旅行，主要目的是游山玩水，没想到却在中国待了两年多。

在中国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发表了两百多次演说，共有78个题目，涉及三个主题，即现代科学、民主与教育。

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杜威的到来，成了一种热潮、一种力量。

在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之际，他大谈科学、民主和教育；在中国遭受异族侵凌的时候，他为我们向国际呐喊……

100年后回望这段历史，杜威影响了中国，中国也影响了杜威。这段文化交流，已经成了中美之间的“共同记忆”。

杜威旅居中国两年多，起源竟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旅游

1919年，杜威应邀到日本讲学。这是一次难得的远东之行，但他并没有把中国列在计划之内。

杜威夫妇在日本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款待”，消息传到国内，他的中国学生们雀跃不已，并迅速串联起来，要把老师请来。

为了预热，陶行知等在《新教育》杂志出版“杜威专号”，胡适在北京做了四次讲演，系统地介绍了实用主义哲学，并重点介绍了杜威。

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胡适概括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流传至今的这句名言，在杜威尚未到中国时，就已经在教育界耳熟能详了。

4月30日下午，日本客轮“熊野丸”泊进了上海滩。甲板上的一对美国夫妇，男的唇上蓄一簇仁丹胡，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镜，头发已现斑白，女的头戴淡蓝色的遮阳帽，身着黛青色的长裙，沉静端庄，正是杜威夫妇。

在欢迎的人群中，杜威搜寻着熟悉的身影。蒋梦麟个子最高，杜威一眼就认出了他，在他旁边是身材微胖的陶行知，以及微笑致意的胡适。

这三位都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蒋梦麟和胡适还是杜威的博士生。他们早早就从各地赶到上海，来迎接自己的恩师。

简短的寒暄之后，三人把杜威夫妇送到沧州别墅。席间，胡适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请杜威到中国演讲的用意。

听过后，尽管表面不露声色，但杜威的心里激起阵阵波澜，他已隐隐感到，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发生着一场文化巨变，而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年轻人，就是旗手之一。

杜威一家在中国

杜威已隐隐感到，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发生着一场文化巨变，五四运动正在酝酿。

杜威到达上海这一天，刚好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最屈辱的日子，欧美列强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日本。

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但胡适等人并无预感。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向旧文化开火上，邀请杜威前来，就是要以老师在世界上的声望助自己一臂之力。

对于胡适等人赋予的使命，杜威并无准备，对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他也知之不多。不过，正因为知之不多，倒也不存在偏见。

到沪的第二天，杜威一家由胡适等陪同，先是参观了申报馆，之后又到了一家比较大的纺织厂。在杜威的坚持下，众人到车间里转了一遭。

杜威看到，工厂的工作条件非常差，10岁左右的女童竟占了大多数。他对此感慨万千，给女儿写道，你能想到吗，这些孩子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

也许是有感而发，两天后，杜威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会场作了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千余青年冒雨赶来，热闹的场面简直与今天追星无异。

杜威与学生胡适

杜威不只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和见证人，他还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

作为一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哲学家，杜威迫切地要到北京来，做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

当时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杜威说：“你无法想象这对中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可以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当中国能独立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

像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起初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国家。

“五四”改变了他的看法。在《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他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

杜威像是西方送往中国的特派记者，不断传回现场写就的评论，发表在美国知名杂志上。这些文章既评论中国的时局，又向外界报道“五四”。

总的看来，杜威在中国的公开讲演中，一直试图引导学生运动走上积极建设的方向。另一方面，面向美国公众时，杜威又隐藏了批评的锋芒，试图为中国营造一种正面的形象。

杜威夫妇本打算过了夏天就回美国，但是亲历“五四”，让他们决定在中国多留些时日。“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出的热烈奋斗，正在中国展开，这一奋斗，迷住了他们，使他们改变了计划。”杜威的女儿在《杜威夫妇书信集》的序里写道。

杜威在华演讲

杜威在华演讲二百多次，有时要一天辗转三个城市，听众动辄上千人

两年间，杜威在北大、教育部和南京高师做数个系列讲座，仅《教育哲学》就讲了足足四遍。

在江南一带的讲演行程安排得更是紧凑，以至于杜威一天之内需要辗转于三个城市。

在北京，一场公开讲演的听众至少在三百人之上；而在南方，一场公开讲演的听众动辄上千人，甚至超过三千人。

这些讲演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刊上，全文刊登的讲演词就有58篇。后来“五大系列讲演”被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可谓风靡一时。

杜威旅居中国两年多，归期将近。

杜威归期将近，6月30日，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仍在来今雨轩为他饯行。杜威在掌声中缓缓地站起来，说了一番饱含深情的话：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

杜威回国后，仍对中国念念不忘，接连不断地在《新共和》和《亚洲》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

对于中美关系，他说，“制裁在实践上不可行，任何朝着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只会恶化而不会改善国际关系。”

杜威与教育界人士合影

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和蔡元培等人已经成为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

192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法令》，遵循的就是杜威“发展儿童中心教育”的原则，其具体纲领也基本出自杜威的教育原理，如促进民主精神，推行生活教育，鼓励个性发展等。

1922年，中国施行的学制改革，所采用的美国模式，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及所提倡的设计教学、问题教学等教学方法，也体现了杜威教育思想。

不过，正如杜威所说，“理想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政府和教育，好政府的前提是好教育，但是好教育的前提是有好政治”。当时中国内外交困，杜威的理论可谓是不合时宜的先知，注定只能是“一时时尚”。

今天看来，杜威通过学生，或者学生通过他，都影响了中国美国的历史进程，这是中美之间一段非常独特的“共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