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之远有隐沦——中国“隐士”解密

隐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往往是：具有出尘拔俗之姿、鹤发童颜之貌，他们通达天地人间的玄机，知晓宇宙阴阳的变化。林泉听鹤，抚琴煮茶，明月清风，吟啸徐行。或通养生道术，或藏济世雄才……例如《三国演义》里的水镜先生司马徽，《大汉天子》里的东方朔。

隐士，是中国古代文化里一个非常稀罕独特的群体。到底什么是隐士？隐士为何要隐遁江湖而不积极入世？本文将揭开隐士神秘的面纱，解析隐士们的心态。

一、何为“隐士”？

先说什么是“士”。

士，在中国古代属于“四民”（士、农、工、商四种阶层/群体）之一。士，通常指有一定才能、技艺者，即能以专业知识、技能谋生的人。

士可以分为三种：

文士（或说儒士），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他们能以知识、思想、言辩方面的能力作为职业。古代以笔墨文章教书育人者，从事政治策略等智力劳动者，依靠辩论话术纵横捭阖者……都可以归为文士。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一千个人对权威说“yes”，不如一个文弱的士人对权威提出质疑和批评。士和士精神，在现代中国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

武士，指具有武力、武勇的人。《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即武士。武士不同于正式编制的职业军人，而是一种自由职业者。他们以个人具备的格斗搏杀技能，勇敢无畏的精神，替雇主或朋友解决问题，如战国时代的聂政、荆轲等。“士为知己者死”，武士当然也算“士”。战国墨家门人，有很多“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侠士。

技士，掌握一定手工、机械等方面技艺的人，也可以称为“士”。墨家成员很多手工业者，实际上也就是古代的“科技人才”。“士”普遍具有专业技能，且几乎都是“自由民”。少数“士”可能会有固定雇主，但精神上普遍比较自由超拔，普遍都能积极入世——即在主流社会中积极生活。

隐士，是指区别于主流社会，隐藏于市井、陋巷、山野、僻地（统称为“江湖”）的“士”。隐士大多是知识阶层，也就是说隐士主要是文士。

隐士既然具有知识和智慧，为什么甘愿出世而不积极入世呢？

二、为何要当隐士？

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居于主流，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一个人应该通过积极、精进、系统的学习，获得才干和技艺，成为一个在品德和才能圆满的人，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当然，在封建社会，才智之士要能人尽其才，必须找到一个“明主”——好的老板。

儒家又讲：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德行不错，懂得亲爱百姓，尊重贤能有才的人，那这样的国家就是值得自己辅助的；如果领导人品行不佳（不仁），对贤明的才士不敬（无礼），则不值得费心辅佐，不如寄情山水当个隐者。

隐士隐居的动机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1.蓄力待时，择机而动的。

这类隐士，将“隐”当成一个不断深入学习并等待时机的过程，他们隐居的时候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经典、自我省察、研判形势——所谓仰观俯察，法于天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他们“隐”，主要是充电积累，同时等待合适的入世时机。

这类隐士，历史上最著名的是身为渭水钓叟时的姜子牙和躬耕隆中的诸葛亮，他们心怀安民济世的雄才大略，希望风云际会之时辅助德行良好且能尊重自己的“明主”成就一番大业，自己能尽情施展才学、有所作为。他们一定要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才放弃隐士生活，即要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老板”（主公）和有广阔前景的平台。这种“隐”是积极的“隐”，这种隐士胸怀大志、腹有良策，即使在不遇的时候，也绝不会无所事事消极抑郁，而是坚持学习、思考、实践。

2.看破人世浮华，阅尽人世沧桑，转而追求生命的内在质量。

这种隐士，入世时往往已有成就，但最终发现生命中有更重要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转而追求生命的内在价值。北宋的张伯端博学多才，当过数十年官吏，一日突然醒悟到刀笔生涯的虚妄，看破了人世的利禄功名，一把火烧掉了自己任上的各种公文案卷，结果以“火烧文书”罪被发配岭南。之后张伯端浪迹江湖，求仙学道，最后著成丹道经典《悟真篇》。“不求大道出迷途，纵负贤才岂丈夫……只求利禄荣名显，不觉形容暗悴枯”……张伯端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了悟到生命本身的可贵，即使满腹经纶也算不上大丈夫。世人为了功名利禄尔虞我诈，把自己形容憔悴心灵煎熬，是一件可悲的事。为什么不能超脱名利物欲，转向对内在生命的关注呢？

张伯端这类隐士，实际上是生命科学和生命审美的探索者。这种隐士，在西方也有写《瓦尔登湖》的梭罗。

如果说第一种隐士是以隐为进的“儒隐”，那么第二种隐士可以说是“道隐”。中国的隐士的确大多崇尚道家思想，或者有深厚的道学根底，包括一生积极进取的诸葛亮，其学识智慧当中，也有很多道家思想给予的营养。

3.因为无奈和被迫归隐。

这类隐士，有的是为了“政治避难”，有的是难容于职场（官场）。前两种隐士是主动的选择，而这两种隐士往往是被动的选择。“隐士”于他们往往是一个临时身份，风险解除、问题解决后，他们往往还会回归主流社会，也有的被边缘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归隐看起来超脱，恐怕也有很多无奈。

4.功成名就之后的隐退。

这种“隐士”其实是“退休”享受余生，范蠡助越灭吴，功成后将治国智慧移植于经商，三次成为巨富，又散尽家财布施穷人，最终和西施执手余生泛舟西湖。这种人生，可谓完美。

而诸葛亮却最终没有重新做归“隐士”，诸葛亮为刘备三顾茅庐的至诚感动，决意出山辅助刘备，同时也存着功成身退的意愿。“归去来兮我夙愿，余年还做垅亩民”，诸葛亮最终将余生献给了刘备父子的事业，披肝沥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一生的终极身份是有些悲剧的儒士，而范蠡的晚年则是真正的逍遥隐士。

三、真隐士和假隐士的区别

隐士，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好像有几分消极，但隐士通常象征着一种清高的人格，不俗的素养，对生命和自然的超脱……过去的人向往山水田园，今天的人向往诗与远方，都是一种渴望远离尘嚣的隐逸情怀。

古往今来，从来不乏假隐士。比如“买山隐居”的大吏富豪，买一座山，建栋精舍，自以为是隐士，但这种“隐士”就跟现代社会住在半山豪宅里的富豪名流一样，只能说是“低调的超级有钱人”。

真正的隐士，是应该能超脱物欲的（但他们绝不缺乏用正当手段获取财富名望的智慧，不是不能，而是不屑为），是能回归本真的（返回到追求内心的丰沛、坦荡），他们有品位，有格局，有才干，有技艺，最关键的是有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而假隐士是“以退为进”，他们渴望上司给他们更好的待遇（爵禄、地位），在达到目的前，“隐”实际上是他们的一种“要挟”，如果他们具有核心竞争力，是“主公”不可缺少的人才，“主公”最终也会心领神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在升职得偿之后，他们也会告别暂时的隐士生活。

近代史上的蒋先生多次“下野”和“隐退”，复出后往往具有更多权力，这说明其“隐”实质上只是一种姿态和策略。

古代社会还有一种“山中宰相”，他们虽然隐居江湖，但因为具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力，经常能收获很多粉丝和人气。这种“山中宰相”实际上是民间的“异见者”和“政治家”，他们容易受到庙堂之人的“关注”和提防，“山中宰相”通常难有好结局。

四、结语

中国古代社会，按照“区块”可以划分为：庙堂、江湖、市井、山林。

庙堂，指主流社会的行政系统；江湖，指边缘化的“隐秘社会”；市井，指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镇；山林，指乡土社会。庙堂又可以说是“官方”，而江湖、市井、山林，又可以统称为“民间”。

一个完善的人，应该同时具备庙堂气、江湖气、市井气、山林气。庙堂气让人进取有为、建功立业，江湖气让人清奇脱俗、侠义磊然，山林气让人多一些格调、趣味、审美和淡泊，而市井气能让一个人“接地气”。这几种气质如能在不同的场合灵活合理配比，就能混合成一个圆融的受欢迎的人，在各个领域都能无往不利。这种人，非常稀有。

庙堂气太多，可能让一个人变得官僚、威权、刻板、过份正经；江湖气太多，一个人会变得太野性，太锐利，成为脱缰的野马；市井气太多，一个人会显得庸俗、猥琐、油滑、苟且、面目可憎；山林气太多，则显得太消极避世，脱离主流不着边际，于国于社会无所作为。

如果给中国古代隐士设计一个LOGO，理想的选择应该是“蓝莲花”。隐士们心中“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那些归于田园探索生命奥秘和自然审美的隐士是值得尊敬也让人向往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化学、医药……很多都是道士/隐士们的贡献），但如果是因为没有良好的人才选拔机制和上升通道而无奈成为隐士，则应该探索和创造更好的机会让隐士们出山有为，毕竟我们当下的社会还处于发展进步当中，远远没有达到人人富足、理智和能够自治的地步，仍然需要更多的人贡献自己的才智。

因此，我们更应该期待真正有才干的现代隐士入世、用世。有真才实学的人被埋没，或者成为“隐士”，是社会的不幸和损失。

注：本文对“士”的定义和归类，参考了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 原儒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