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更替过程,发展具有普遍性,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客观发展进程,其发展亦具有普遍性。
马克思根据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的差异,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又根据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人的发展情况的不同,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种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
无论是“五形态”还是“三形态”,都是立足于经济发展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形态进行考量和研判,都是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最高社会形态。
同时,虽然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注定要被“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一更高级别的社会形态所取代。但是,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自身的生存极限,当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矛盾尚未发展至生产力“能量”的最大限度时,这一社会形态是不会终结的。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调节性注定了这一社会形态的“能量”终究有被散尽的时刻,取代它的将会是更高级别的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的发展规律。
二是人类社会历史在不同时期各国的道路发展呈现出多样化,具有特殊性,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进程,其发展亦具有特殊性。
晚年的马克思将研究旨趣放在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之上,通过大量的研究历史文献,详细地了解到东方社会的特点与现状,并且以俄国为例,分析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发展方案。
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洞察到东方社会存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农村公社,加之东方社会的农民有集体耕作这一特点,很容易将农村公社中的私有制经济过渡为公有经济。
此外,马克思还看到了,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下,单个国家的封闭式发展是不存在的。各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一定源自于本国内部,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中与不发达国家产生竞争时,不发达国家在其国内就会出现类似的矛盾。
马克思正是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地域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道路方案,在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的同时,也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赋予了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科学性。
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马克思在著作成果中,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使用了大量“普遍的”“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具有经济全球化意蕴的概念,并且在这些概念出现的同时,经常伴有“氏族的”、“民族的”、“地域性的”等与之相对的、具有局限性意蕴的概念出现,都往往用黑体字加以强调。
由此可知,马克思用这种对比的方式将人类社会交往的程度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民族的、地域性的交往,另一种是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交往。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客观的、物质的,不是某种精神和自我的抽象行动。
人类社会发展要想实现世界历史这一历史结果,就要不断地扩大各地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打破原来自然形成的地域界限,实现世界的普遍交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到,在逐利的推动下,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寻求原材料资源和销售路径,世界市场的建立将各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赋予了世界性。在他看来,正是资产阶级的“全球式奔走”,人类才由民族的、地域性交往发展成为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交往。
由此马克思总结出,大工业的力量下,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且程度越来越深,生产方式、分工和交往彻底地打破了自给自足的状态,历史发展成为了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的开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实现了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与各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使全球范围内每一个人的生存都与整个世界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虽然是当代流行词,但是它作为一种现象和过程既不是世界历史的某一阶段,也不是世界历史的历史延续,而是与世界历史同时产生的现象和与世界历史共同发展的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的开创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也昭示着世界历史的开创。
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形成是有一种合力而推动的,构成这种合力的因素就是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在他看来,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本民族和国家自身的发展程度都是由这些因素的发展程度来决定的。
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完善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进步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对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使分工越来越细化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推动了交往的发展,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进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下产生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历史互为意蕴,与世界历史一样,是一种物质的、客观的历史进程,这种物质性和客观性体现在生产力发展推动下的社会发展,只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促进分工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进一步细化,进而使人的交往具有世界性。
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形成与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因。
此外,马克思还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对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虽然起到了根本的动力作用,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相互影响。在他看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商业、海陆交通均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而商业和海陆交通的变革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与世界历史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的意蕴和同步关系,也相应的与生产力发展成为了双向的影响关系,生产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经济全球化,两者形成的条件都是打破世界范围内各地区、民族与国家之间封闭的自然状态,都是以世界普遍交往为形成基础,而实现这些条件和基础的动力因素则是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世界历史与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意蕴上的相同,形成与发展过程的一致,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因也是相同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与世界历史是相互的影响关系,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并且与经济全球化呈双向作用关系。
综上所论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里,虽然“经济全球化”这一术语还没有衍生而来,马克思也没有在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证中以及其他著作和成果中自行创造“经济全球化”这一术语来直接使用。
却用“世界市场”“世界交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等具有经济全球化意蕴的术语阐发了以“世界历史”作为术语、现象和过程时的“经济全球化”意蕴化,并且站在历史纵向发展的高度和全球横向发展的广度上,俯瞰与环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通过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对资本主义扩张原因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分析,揭示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根源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规律;通过对世界历史理论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进行分析,阐发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和动因。
结语
总的来说,马克思用世界历史理论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为经济全球化思想构建的理论视界,既赋予了经济全球化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也赋予了经济全球化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后世之人正确地理解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世界历史的“眼光”,也为后世各民族和国家科学地看待与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提供了系统的思想理论、“普适”的方法路径和辩证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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