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浮于野书店要开第二家店了,在更市中心的位置。
当初刘大风要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咨询过我的意见,我说,如果不考虑赚钱的话,开着玩是可以的。他说,自己有收入,养一个书店没问题。没过多久,他告诉我,已经装修好了,是一个诗歌主题书店。
这个书店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看朋友圈知道,它已经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的活动基地,经常有一些人在那里读诗,在室外,喝着酒,有时候还有人弹琴唱歌。
最近,成都开了不少有意思的小书店,我注意到有三家书店的名字,都有一个“野”字。
长野书局,就在玉林西路,外墙是绿色的,非常别致。开始我以为是一个日本主题书店,后来才知道“长”读zhang,是生长的意思,“长野”,有点像小时候父母骂我们的用词,“你长野了”,就是不听话,胡乱跑,开始有自己的主张了。
这个书店的老板我不认识,据说经常坐在书店门口发呆。关于他的传说有两个:他是一个富二代,或者“彩票中了500万”。
这一定是他瞎编的。我猜一定是有人问他,“开书店赚钱吗?”“如何通过书店盈利?”他只好说:“我不缺钱,我爸有的是钱。”这样的回答一定不错。
还有一个书店是野梨树。去年YOU成都和院子文化举办的图书市集上,见到一个叫朱彦的小伙子。有人告诉我,“他就是那个传说中正在装修书店的。”他的书店叫野梨树,除了书,也卖不错的精酿啤酒。
这个名字来源于土耳其的同名电影。《野梨树》讲述了一个文艺青年的故事:一个大学毕业生有一个文学梦,写了一部小说,为了出版筹款他回到家乡,却发现父亲因为沉迷赌博欠下巨额债务,这个年轻人开始思索自己的责任问题。
父亲是一个失败的赌鬼,但却又是唯一认真读他小说的人。这是一个父子和解的故事。长在贫瘠土地上的野梨树成为一种象征:寂静的,果实也是酸涩的,但又是有力量的。这是朱彦用电影名做店名的原因。
很明显,几位年轻人对“野”的定义是不同的,“浮与野”,有一种庄子式的自由,长野,是“野蛮生长”,而野梨树则要安静和寂寞得多。但是,这所有的“野”又是同一个字,它们也有一种近似的价值观:远离主流,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什么是主流?对开书店来说,主流的想法可能是和商场合作,承诺为商场带来客流量,换来商场的免租待遇,靠卖饮料和文创产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政府文化基金的支持——这是“实体书店的春天”所开的花朵。
我敢说这些年轻人没这么想过。他们也没有想过去考一个公务员或者教师,搞一个编制,度过超级稳定的一生——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开书店更不稳定的事了。
在成都,想“野”的年轻人有很多。几个月前我发了一条朋友圈,琢磨这几家书店的店名,有朋友当即提醒我,“还有野地诗歌精酿”,这是一家酒馆,经常有年轻人晚上在那里喝酒,见面不问对方是否做过核酸。
“野”是一种价值。书店之外,城市还有很多野生事物,本地媒体有时候会用“你不知道成都的咖啡馆有多野”这样的标题,来形容开咖啡馆的年轻人各种各样的尝试。据说,小咖啡馆普遍短命,很多只能活半年,这也是幸福的半年吧。
像这样的年轻人多吗?我没有把握。在成都,我也见过各式各样的年轻人,很少听到有人谈论考公务员,他们谈论的都是稀奇古怪的事情,是从柏拉图、孔子开始都没有解决的难题。
这可能和我的生活圈子比较狭窄有关,但是也让我相信,2005年我离开北京到成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城市始终有一些这样的人,生活就是可以忍受的。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昨天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在深圳的江苏女孩,从建筑设计院辞职,去一所学校的别墅区当保安。媒体报道,收入没有变化,一个月都是六七千,但是这份保安工作不用站岗,只需要巡逻,女孩还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复习——她想,将来还是要考公务员。
这不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一种主流选择。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都是复习考公务员,祝他们好运,因为光是考上就太难了。
但是我想说,还好城市挺大,有其他可能性。我更愿意和“其他可能性”待在一起。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我可不想听到有人问,“你是什么级别?有没有正科级的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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