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也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

文|肖复兴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初听这个名字，觉得很陌生。看到对她的介绍，里面有她写的《位置》和《一个女人》，才忽然想起原来早就读过她的这两部作品。

二十年前，那时儿子刚去美国读博，在他的大学图书馆里读到这两部作品，觉得写得不错，特意拷贝了一份，用整齐的钉书器钉好，回家探亲时带给我，让我好好学习。两部作品都不长，合成一本书，当时翻译她的名字是安妮·艾诺。这是两部散文作品，《位置》写父亲，《一个女人》写母亲，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很写实，质朴而平民化地叙述了底层人平凡的一生。

不知别人如何读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一本关于忏悔的书。

一对生活在诺曼底乡下的父母，父亲当兵服役后又当工人，母亲做女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开了一家小酒馆；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读书、听音乐，向往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日子。两代人的矛盾，不可避免。彼此的抵牾、隔膜和亲情的碰撞，更多的是女儿对父母的看不起以及父母的自卑。

读时感到很亲切，看到我父母的影子，看到一个逝去时代的影子和我记忆中雪泥鸿爪的痕迹。即便“绝无消息传青鸟”，却也“衬出春心草有痕”，很亲切，并不隔膜。很少看到我们的作家这样写自己的父母。当时，我抄了好多。

在这本书中，安妮·埃尔诺写道：“回忆里，诗意阙如，也没有快乐，没有让人会心的一抹微笑。平铺直叙的文笔自然地流露纸页，这种写法，就像以前我写信给我的爸妈，报告生活近况一样。”可以说，这是这本书的风格，让文学剔除一切技巧和文字的拐弯抹角，还原生活琐碎和心深处的地方，那是生活和文学的原点与本质。这也是她放弃虚构的理由，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散文写作而言，尤具意义。

她特别指出她反对构思的编排和主题的别具意义，她说：“我觉得反而会逐渐丢失我爸爸的特殊面貌。构图会占去所有的位置，意念自行其道。相反的，要是我任由记忆中的影像浮掠而过，倒是那个如其自然的看见他本来的样子。”这是作者写作方法的追求，也是对《位置》的题解。

作家在回忆中就这样任由影像片断浮掠而过，将她对父母的渴求、对他们的理解以及父母给予她的点点滴滴，砸姜磨蒜一般，写得非常琐碎，很细腻，又很节制，决不泛滥，没有我们这里一般回忆父母时惯常见到的煽情和涂饰，是一种真诚到心灵深处的写作。

但她确实很会写，分寸有度，语言有味，朴素中见绚丽。家境的贫穷，作者这样写道：“用一个景象来衡量：一天，天已经黑了，一扇小窗的窗台上，是街上唯一明亮的地方，糖果，粉红色、椭圆形的，粘着一层白粉，闪闪发亮，装在一袋袋玻璃纸里。我们没有权利买，必须要有票。”而叙述家的拥挤，她这样说：“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厕所设在院子里，我们始终生活在清新的空气中。”

我特别喜欢写父亲的《位置》，至今难忘。比如叙述父亲说话带有乡下的土话口音，拼写字母常常出错，拿着二等车票却误上了头等车厢，被查票员要求补足票价时伤自尊；从来没有去过博物馆，却爱看丰满的女人和宏伟的建筑；爱和女客人闲扯时说些粗俗不堪的性笑话。她请同学来家里做客，父亲讨好女儿，款待他们如同过节一样，泄露出身的卑微；和自己的亲戚在一起，喝酒从中午直到下午三四点，他们边喝边聊战争、聊亲人，“几张相片在空杯周围递过来递过去。”星期天父亲收拾旧物，手里拿着一本黄色刊物，正好被她看到的那种尴尬……一直到父亲临死的前一天夜里，摸摸索索地探过来搂母亲，那时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写得真的是细致入微。

父亲下葬那天，“绳子吊着棺木摇摇晃晃往下沉，这时候，我妈妈突然啜泣起来，就像我婚礼那天。”写得更是别开生面，令人感动。

作者确实写得非常动人，是那种朴素中的动人，就像亚麻布给人的肌肤感觉，并非丝绸华丽的触摸。她的感情不是用感叹的词汇，不是用惊天动地的事件，甚至也不是用我们常常说的细节，都是这些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日常生活，就如同流水账。只不过，她将父母一生的流水账在自己的心底里翻开，一遍遍读出的时候，不像读课文时那么做作，更不像讲演时那么虚张声势，她采取的方式是喃喃自语，是对父母和对自己的喃喃自语。她在这样的喃喃自语中，努力唤醒回忆，直面回忆，在和真实甚至难堪的回忆相会的时刻，让自己的心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悔恨和丝丝疼痛的声响。

这是写作的一种姿态。我们一般愿意正襟危坐，或自觉不自觉地在写作时感觉良好而姿态写作化，没有躬身和被书写的对象平等相待，回忆便容易变形，而忏悔更容易稀释，乃至蒙上蕾丝花边。

我没有读过安妮·埃尔诺的其他作品，这两部作品让我深深检点自己：我还不会处理真实的生活，愿意在真实生活里添加或去掉一些东西。也许，不仅我，我们很多人习惯为贤者讳、为长者讳，也习惯把自己打扮一新再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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