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最喜欢两种花：百合和向日葵

文｜孙宜学

王尔德最喜欢两种花：百合和向日葵。1882年7月，在接受美国《信使报》的采访时王尔德这样说：“我们选择百合花和向日葵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们是唯美主义的标志。”

百合是“童贞之花”的象征，向日葵是爱与忠诚的代言。

王尔德同时钟爱百合和向日葵。他曾说：“这两种迷人的花儿是全英格兰完美的设计模型。”他爱前者的“秀丽无双”，后者的“华丽庄严”。因此他对两者都极端爱恋。这两种“审美植物”也成为其标志的一部分。

王尔德爱百合与向日葵的极致，实际上绝不仅限于在作品中以百合和向日葵作喻，而是将自己变成这种比喻的本体：生前，他绚烂时如同硕大的金黄花盘，获得了样样繁华；落魄时则被讽刺为枯萎的向日葵，一无所有；而死后，他就像“凋谢的百合花”，清香随风远逝。

或许生命本如此，即使生时如向日葵般激情澎湃，到达生命终点时也只能如百合般平静。

王尔德的一生，就是百合与向日葵同时开放、同时凋零的一生。他想吃到生活中所有美的果子，他想只走在有阳光的路上。他把生活看成是享乐主义和感官主义的欢宴，他把世间所能享受到的快乐，差不多都享受到了，把地球上所有快乐的果子，也都吃到了。他拥有太多的知识，但却过于粗鲁、自私地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感官快乐方面。

“我成了自己天才的浪费者。”王尔德清醒时这样说。

美和道德哪个更不朽？

王尔德才不会对此做什么价值判断，因为这本身就是非审美的。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了告诉世人，什么是美。“书无所谓道德的或者不道德的，只有写得好或者写得糟的。仅此而已。”对王尔德来说，他的书写绝不负载道德的拘囿，他的艺术只跟随“美丽的事物、不朽的事物和不断变化的事物”行走。王尔德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贯穿着这样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他的书写就是自己爱美的见证。

王尔德是将生活与艺术等同的，他主张让艺术成为生活的镜子，但他所说的生活非世俗的生活，而是艺术家的美的生活，这样艺术反映出来的生活，也就是艺术家的美的生活了。

“就像一切宣判是死亡的宣判一样，所有的审判也就是对生命的审判。我已经被审判过三次了，第一次是我在离开包厢时被捕，第二次是被关在拘留所里，第三次是在监狱里度过两年。社会上没有我的位置，也没有给我留下位置，但自然的甘霖既降到正当的地方也降到不正当的地方，总可以给我一个隐藏的洞穴吧！总有我可以在她的静谧中哭泣而不被打扰的幽谷吧！她会在夜里挂满星星，使我在暗夜里行走而不会跌跤；她会把风吹到我的脚印上，使得没有人能追踪而至伤害我；她会在洪流中把我洗净，用苦药使我健全。”王尔德从春风得意到跌入地狱、从奢侈豪华到穷困潦倒、从仗义疏财到斤斤计较、从宽容厚道到褊狭暴躁的精神裂变过程中，都体现在这些信里了。这些信还真实记录了王尔德在完成这个转变过程中的痛苦和灵魂的战栗。当然，这些信也真实地记录了王尔德对艺术、生活和社会的不乏偏激，但都是出于正义感的看法。

王尔德的命运，很难让人产生悲剧感，而很易产生喜剧感：他把自己所处时代的干瘪与无味，以有意味的文学形式和生活方式留存了下来，以严肃的调侃和嘲弄，让一个时代的一本正经和装腔作势，成为文学经典。他以自己喜剧化的人生，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化画像。

读这本书，需忘掉自己；不过读者不需自我加压，因为王尔德会让你不知不觉忘掉自己。

（本文为《美之陨落》译者序言）

[英]奥斯卡·王尔德 著

孙宜学 译

商务印书馆

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灿烂与痛苦交织，备受争议，本书收录了近百封王尔德从二十一岁春风得意到凄凉去世这半生写给亲人、朋友、期刊编辑、监狱长的书信，并全文收录在狱中写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长信。王尔德在这些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美和痛苦的思考、对友谊的反思、对自己人生的审视，同时不乏对于社会的思考，既是一本书信集，也是一本王尔德的思想录。读者可以一窥这位天之骄子、美之使徒在人生最具争议阶段的生活状态与思想，文字优美华丽，极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