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有6400年的大溪文化，八成是一支有文字的上古中华文明！

一、大溪遗址位于长江瞿塘峡东口，大宁河宽谷岸旁的重庆巫山大溪镇，该镇以镇西有一条名为“大溪”的河而得名。大溪遗址距今约5300~6400年，总发掘面积较大，达上千平米。其中，共发掘墓葬208座及许多房址，出土有1200多件珍贵的文化遗存，其中有许多代表性的红陶器物。

二、大溪遗址墓葬中，死者均埋在公共墓地，头向一般为正南，且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同时伴有少量的俯身葬和侧身葬。而且绝大多数墓，都有随葬品。不过，女性墓的随葬品，一般比男性墓丰富。至于随葬品，一般为龟甲、石镯、镶牙镯、驯养的狗等等。甚至，还出现了比较少见的整条鱼骨。

（1）针对大溪文化的墓葬特色，生活、生产器物的特征，郭沫若将这种文化遗存，称之为“大溪文化”。

（2）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依据考古专家的定义，大溪文化这一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以巫山的大溪遗址为代表，囊括湖南、湖北等地的10多处遗址。

（3）也就是说，大溪文化遗址类型分布范围很广，对重庆、湖南、湖北影响比较大。

三、通过考古发掘可知，大溪文化的房屋多为红烧土联合竹材，混合制作而成。显然，这种建筑结构的形成，必定需要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作为依托。同时，红烧土这种建筑材料的出现，表明了彼时的大溪文化，已经明确知晓通过强化土壤结构，来加强房屋的耐久性。

（1）显然，拥有这种建筑意识，至少可以表明，彼时的大溪文化，已经脱离了较为原始的社会意识，继而具备了较高的文明构筑意识。

（2）不用多说，这种文明之构筑意识，绝对算得上是文明意识的觉醒。显然，大溪文化，明显在向着文明的方向，努力前行着。

四、大溪文化遗址之中，出土有大量稻壳标本。显然，这表明大溪文化遗址，是一处稻作文明。彼时，生产工具类型的文化遗存，主要有石凿、石斧、石锛、石杵、石镰、纺轮、骨针、蚌镰、网坠等。

而骨针、蚌镰、网坠等器物的出现，则表明大溪文化这种稻作文明，还兼具渔猎行为。不用多说，无论是稻壳标本，还是众多的生产工具，都足以证明，曾经的那个大溪文化，已经具备了，以农业文明为主，渔猎为辅的，上古文明之基本特征。

五、大溪文化遗址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另外掺杂一些黑陶、灰陶，以及极少的三足器物。其中，红陶器物普遍涂上红衣，大多呈现出圆形、长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纹，且纹饰多为红陶黑彩，颇具特色，且个性鲜明。其中，主要的红陶器物有豆、曲腹杯、碗、罐、盘、瓶、盆、钵等。当然了，在众多的器物之中，属筒形瓶、高圈足深腹豆、曲腹杯最具代表性。

（1）众多的精美陶器的出现，证明了大溪文化，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具备了较高的审美及艺术水平。

（2）而这些，也恰恰反映出了，曾经的那个大溪文化，其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较为高阶的上古文明社会之阶段。

（3）而且，这一系列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基本可以证明了，彼时的上古大溪文化，已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着父系氏族社会转变了。且大概率已经处在了，父系氏族社会之萌芽状态。

六、如果说精美的红陶器物的出现，代表的是大溪文化，一种朴素的生活审美之需求的话。那么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诸多装饰品，则证明了大溪文化中的上古先民，已经从大众共性的生活审美需要，发展出了个体之个性审美需求，乃至美学艺术追求。

（1）这显然足以证明，大溪文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审美和艺术水平。如果有人不信，我们可以从较多的，大溪文化的装饰品中，找到证据。

（2）这些装饰品，主要有玉、石镯、骨镯、象牙饰品、兽牙饰品等几种。当然了，这些饰品，主要用于耳饰、项饰和臂饰。

七、另外，在大溪文化遗址中，还出土有一些陶球。一般来说，专家多认为这些陶球，也属于装饰品。不过，也有人持反对意见。特别是针对那件空心陶响球，有人认为当是一种特殊的乐器。当然，笔者也赞同这件陶响球，属于某种特殊乐器。也许，这件特殊的古老器物，真的是一种特殊的乐器，代表着大溪文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音乐追求及素养。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溪文化遗址的许多陶片上，还出现了很多神秘的刻划符号。根据考古发掘及学者统计，这些刻符总计约有300多个。在一段时间内，因为甲骨文破译工作进度相对缓慢。人们一度认为，这些原始刻划符号，与华夏文字之甲骨文毫无关系，而仅仅是装饰性符号而已。

（1）可是，随着甲骨文破译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这些刻划符号，可不仅仅、不单单是符号而已。而是确确实实地与甲骨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故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大溪文化刻符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视野，为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字的研究，乃至甲骨文的研究，揭开了新的序幕和篇章！

（3）很显然，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众多的大溪文化刻符，应该被当作一种早期的华夏文字，属于汉字的原始阶段。故而，大溪文化刻符应当被视为，是汉字的源头之一。

（4）当然了，大溪文化刻符还存有不少争议，诸如，都是单字无法成句成文等等。但上述这些争议，其实都深受考古的局限性以及专家视野的局限性之影响。

（5）也就是说，上述争议都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佐证，不能全听专家的一面之词。而且，不管大家如何争论、讨论，始终都无法否认大溪文化刻符，确实和甲骨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6）不用多说，笔者是支持大溪文化刻符，是原始华夏文字的观点的，即笔者认为大溪文化刻符和甲骨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大溪文化刻符属于华夏文字、汉字的源头之一。毕竟，这些刻划符号都是很有规律性的，显然具备了早期文字的特征。对此，笔者做了一番整理，做了部分对比图，供大家参考。

九、从特殊墓葬形式、较为成熟的房屋建制、大量的稻壳标本，到数量众多的石凿、石斧、石锛、红陶器物等生产及生活器物的出现，到玉器、石镯、骨镯等较为精美的装饰品的形成，再到300多个很有规律性的刻划符号的出现。

显然，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溪文化绝对不只是，一种普通的上古中华文化而已，而应该是一种已经发展出了，早期朴素华夏文字的上古中华文明。

而且，这种华夏文字明显还和甲骨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正所谓：“距今有6400年的大溪文化，绝对不简单，八成是一支有文字的上古中华文明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