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钟倩：寻找人类生存的共性位置

　　“我有两个心愿,事件变成写作,写作成为事件。”荣获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曾在书的扉页上引用米歇尔·莱里斯的话说道。比起她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我更喜欢她的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人》,后者的个体记忆更深刻、更饱满。

　　20多岁开始写作,82岁获得诺奖。她出生于法国平民家庭,一路求学进入中产阶级,却过得惊心动魄,离异、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晚年罹患癌症。安妮·埃尔诺的成长过程和创作心路双线并进,错综交织,都很好地融进了自传体作品中。所谓自传体,介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之间,或称“社会学的自我虚构”。她借助于照片、明信片、乐谱、电影、日记等混杂文体形成一种独特流派,再现真实,找回消逝的些许记忆,如埃尔诺所说,“我是想把那些画面当材料来剖析,当一次我自己的人种学家。”既然是剖析,自然会有内窥式的审视和艺术性的加工,这种审视和加工,自带女性特征,又超越语言界限,最关键的是把“我”变成了“我们”,寻找到人类生存的共性情感或位置,她在《外部日记》中进行阐述,“是别人,是那些在地铁、候车室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以他们的兴趣、愤懑或羞惭穿透我们,唤醒了我们的记忆,使我们看清自己。”

　　这个晚秋的晚上,我第一次捧读《一个女人》,共包括三篇小说《位置》《一个女人》《耻辱》。首篇《位置》也可作《一个男人》,围绕父亲去世后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开篇她写到自己通过中学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当上教师整两个月的那天,父亲去世了。举行完葬礼,她以倒叙手法回顾父亲的一生,并时不时穿插着她的自语,“我只是以平淡自然而单调的笔调,即我曾经给父母写信报平安时用过的笔调来描写的。”如果说回忆是一根细细的红线,那么安妮的那根红线没有任何渲染与矫饰,完全是“显微镜”下的透视。从祖父母到父亲辍学、服兵役、干农活、当工人,再到婚后跻身小店主,通过打拼经营咖啡馆杂货店,还房债、谋生计、搬到Y市、摔成脑震荡、重病后卧床,在法国“二战”后时期底层生活一地鸡毛的笼罩中,“希望我生活得比他好”的理想取代了父亲自己的理想。一些细节褶皱在她的脑海里舒展:比如,暑假同学来家做客,父亲像过盛大节日那样隆重招待,生怕给女儿丢脸,后来接待未来女婿时更是西装革履——这一点与我父亲当年把我送到校门口避开同学何等相似。再比如,12岁那年做完弥撒后,父亲带她去公共图书馆借书的场景——这一幕又使我想到父亲周末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书、引导我走上阅读之路的事情,想到他转眼去世两年多,我的泪水不禁在眼眶里打转。多年后,埃尔诺在随笔中回忆说,当年把一本小说手稿寄给编辑被拒绝,母亲很失望,父亲却松了口气。父亲没有看到埃尔诺的新书,更没有等到她荣获诺奖的那一天,但是,她的作品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了家族记忆,连接上精神的脐带,同时也为当下的活着荣耀或正名——她执笔不辍的那只手,重叠着父辈的手泽,就像她的独白,“在我的脑海中,我可以看到我祖先的手在我父母的婚纱照中。我突然想到,几代人之间,最遥远的过去和我们今天的世界之间的共同点是工作。”

　　另一篇《一个女人》,埃尔诺以同样的手法记录母亲的一生。如果说父亲是从外部托举女儿的形象,那么母亲则是从内在给予女儿支持的启蒙者和引导者,教她爱上读书、提供好的环境、给予精心照顾,最关心的是给女儿她没有的一切。依然是从母亲的去世和葬礼写起,祖父母、母亲的童年与兄弟姐妹,以及她为了改变命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婚后的变化,读书、染发、穿时髦裙装,不停地武装大脑,她和母亲之间的默契没有父亲的位子。然而,出于性方面的耻辱感,她又与母亲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或冲突,在《耻辱》里也有体现。后来,母亲过来帮忙看两个外孙,发生车祸、患上阿尔茨海默病、送到巴黎郊区养老院,去世前一天她带着一束连翘去看母亲,以及母亲去世后她做梦遇到她,这些具体而关联的细节复活了一个真实又伟大的母亲。“在我的脑海里,这种她依然活着的幻觉比她已经不在人世的真实的感觉更加强烈,可能这是我用来忘却悲痛的最初的形式吧。”同样的话她还说过,“现在我写这本书,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足见书写的过程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孤独,却是她唯一抵抗平庸的武器。

　　埃尔诺的书写看似简洁平淡,却很好地把握住女性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那支自由的笔勇敢开拓,掘出了人性的复杂,展现了隐秘的内心,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把真实的里子翻过来给人们看。这不啻一种精神的冒险——追忆过去与书写现实,她既不同于普鲁斯特式坦率和执着寻找逝去时光,也有别于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挖掘零星的可被追述的人和事以唤起对人类命运的记忆,而是以最大化接近真实的自传写法,呈现历史给个人留下的伤口,字里行间观照的是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下的沉浮与挣扎、脆弱与坚守、伤痛与觉醒。《耻辱》里,以12岁那年父亲要杀自己的母亲开篇,着实令人震撼。在世俗眼中,这种家丑不能说,或者说出来也没用,她却独独擅长捕捉这些。这一点与她在小说《事件》中记录的少女堕胎的遭遇异曲同工——耻辱不局限于两性之间,指向的是一切不平等所导致的心灵创伤。即便她通过读书进入知识分子行列,也依然无法摆脱阶层根深蒂固的影响。比如,旅行时遇到一位少女吃着用玻璃罐盛着的浓浓的奶,孤陋寡闻,事后才知道是酸奶；第一次去看龋齿被医生问喝苹果酒牙痛不痛,工人家庭才有的饮料她压根儿没喝过；与同学做值日被嫌弃用脏抹布,她沮丧地停止唱歌……“一切不愉快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永无止境,在已经耻辱的情况下更加耻辱。”耻辱,好比时间之箭刻在一个人身上的某种特征,灼痛,持久。埃尔诺的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时告诉她一个秘密,她曾有过一个姐姐,六岁时死于白喉。本来父母只想要一个孩子,姐姐死后才生下了她。这样的创伤比比皆是,如果不说出,不被记录,或许就会沦为黑暗中的阴影。她自称是“内心的流亡”。是流亡,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人人概莫能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此勇敢直面的记录,在《悠悠岁月》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集中体现,她甚至对进入新世纪予以未雨绸缪的思考。

　　记忆如原始森林,是取之不尽的,循环往复的,我们所能摄取或留存的往往只是一小部分。作者深谙这个道理,“我宁愿现在死也不愿失去我所见所闻的一切”,她只是担心被时代这台大功率的机器所粉碎殆尽。所以她在性别、语言、阶层方面的审视,她不惜一切创造出来的“无人称自传体”,其审美价值、创新意识不言而喻,具有超强的穿透力和辐射力。

　　很喜欢艾米丽·迪金森的诗句,“昨日是历史∕它离我们如此遥远∕昨日是诗∕昨日是哲学∕∕昨日是那样神秘∕今日它在何处∕在我们苦苦思索时∕二者都已飞走。”记忆转瞬即逝,如同生与死,又似晨昏与雨露,安妮·埃尔诺以人类学的视野打破传统叙事,超越女性主义,以个人记忆发现集体记忆,恢复真实的历史。她用一个女人的位置完成了文学的精神革新和现实关照,使我重新认识到记忆缺失的社会困境,看到自身所站立的位置和挽留记忆的无限可能,也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