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女性，买房怎么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买房子总是和成功、婚姻、投资甚至男性的价值联系在一起。 女性似乎只是居住与照看者。 但是 2022 年的数据告诉我们，有几近一半的购房者是女性，这个比例在过去几年还在持续增长。

其实，女性（特别是单身女性）争取自己的生活空间，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作者陆冉以最近出版的漫画《想在东京买个房子》为牵引，从简·奥斯丁与伍尔夫的时代讲起，简述 1970 年代著名的巴比松酒店作为“例外”的意义，再到对家的反思与女性购房潮的兴起，呈现了一小段不完全女性居住简史。

谁不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居所呢？在女性的视野里，房子的意义远在财富、地位与家庭之外。

从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房产

—— 一小段不完全女性居住简史

撰文：陆冉

2007 年，我刚到北京上大学。某个周末兴致勃勃地在首都街头闲逛时，我经过一家房产中介门店，见到一个衣着朴素的女孩坐在对面长椅上打电话。原话早已不记得，大约是“买了，150 万，50 平米，二手房，贷款”。这与当今房价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想必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难怪她语气茫然，不像是庆祝，倒像是在问“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时我的宿舍大约 20 平米，住 5 个人，凌乱不堪，却是一个梦想的起点。“等到工作了，跟男朋友一起拼一拼，怎么也能住进一套一百来平的现代公寓吧”，当时我想。“50 平米的二手房”击碎了我的梦想，这跟我为自己描绘的都市生活完全不同，过于现实，如同那女孩沉重的神色。

十五年过去，北京经历了奥运会，经济腾飞之后万籁俱寂。几波年轻人返回家乡，我还在北京，但早已踏踏实实地加入了租房党，习惯了在十几平米的独居空间工作、会友、自得其乐。此刻，在人生第四间出租屋的阳台上，我正翻着一套名为《想在东京买个房子》的漫画。作者池边葵以居酒屋打工女孩沼越幸的买房之路为线索，记录了东京内外各式各样的房源和形形色色的看房女性。她们有时在前往样板间的路上擦肩而过，各怀心事或梦想。翻书间，我猛然想起多年前的这一幕，不知道那个买到房的女孩今天怎么样了？还贷压力还大吗？当初她是怎么决定要买房的？那一刻她又是在给谁打电话呢？

《想在东京买个房子》漫画一套六册，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长篇故事，更接近一种“图鉴”类的群像剧，甚至像一部以漫画形式展开的非虚构报道。池边葵通过参与一个旨在消除“单身女性购房者”负面印象的计划，开始了这部漫画的创作。

她跟怀有购房计划的女性交谈，跟她们一起参观样板间，加入讨论会，逐渐发现“购房女性”这一标签背后千姿百态的人生。在今天，“房产”一词含有浓厚的金融意味，而“家”则是一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处，是“自我”的空间表现，在作品中，边池葵正是从后者的意义上展开了对房子与女性的关系的描绘。

故事中独自居住的女性漫画家。出自《想在东京买个房子》第一卷，漫编室出品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女性居住消费调查报告 2022》显示，全国 38 个样本城市中，女性购房者平均占比从 2017 年 45.54%上升到 2021 年 48.65%。

日本、美国的同类数据也显示出单身女性上涨的购房热情。变化的数据一方面反映了当下女性的购房观念，一方面自然也揭露出以往购房习惯上的性别差异问题。当代女性为何开始买房？漫画里，主人公沼越幸年幼时父母双亡，不得不寄住在亲戚家，对她来说，不顾一切也要住进自己的房子，因为那相当于“赎回”自己的人生。小沼的故事虽是个例，却与历史上女性群体争取住所的努力有所相似：重要的不只是房子，更是独立身份。作为女性写作者，我的耳边此刻又响起英国作家伍尔夫近百年前提出的“职业建议”：“女人若想写小说……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从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房产，女性在住房中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妨让我们以这套切入当下精神的漫画为契机，追溯女性居住历史上的几个片段。

嫁入庄园

李安根据简·奥斯汀的小说《理智与情感》改编的同名电影一开场，诺兰庄园达什伍德先生的遗孀和三个女儿就陷入了窘境，因为达什伍德先生过世，庄园由其前妻之子约翰继承，四个女人不得不另寻住处。面对小妹妹玛格丽特的不满，大女儿埃丽诺无奈地解释说：“房子传男不传女，这是法律。”

在简·奥斯汀生活的十九世纪英国，普通中产阶级女性的居住条件究竟如何呢？

简单来说，她们婚前住在父亲家里，婚后住在丈夫家里；若是发生变故，就得像达什伍德母女那样，四处租房，寄人篱下。拥有房产的权利是经济权利的一部分，而约从 12 世纪开始，英国普通法一直将夫妻双方视为一个经济实体，名为“couverture”，这个概念实际上单方面剥夺了女性几乎一切经济权利。女人一旦结婚，她的财产即刻归属于丈夫，她也不能做生意，不能签署合同，亦不能发起诉讼。虽然法律并未禁止女性继承不动产，但土地通常只传给男性继承人，少数能够幸运地继承房产的女性，在婚后也将丧失对房产的管理权。只有嫁妆例外，父亲若是为女儿的未来担忧，只能通过嫁妆支持她的婚后生活；但即便如此，女性的命运仍然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时期，女性追求的住房还是基本的生活保障，几乎只能通过婚姻来获取。《理智与情感》中，达什伍德姐妹最终找到了爱情，也住进了新的庄园，可我们不得不问，若是没有财产权的限制，她们的爱情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简·奥斯汀本人终身未婚，在家庭成员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了一辈子。显然，很少能有人像她一样超凡地坚持自我，她因此也成为那个时期屈指可数的女性作家。当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提出房间和钱对女作家的重要性时，她同时也在替父权社会下受压迫的女性鸣不平，经济、教育与身份的不平等使她们丧失了写作的必要条件：自由的心灵。文中，在“牛桥”（伍尔夫虚构的大学）校园里一边漫步一边思索的伍尔夫被学监粗鲁地打断了思绪，只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女人，走上了只有（男性）学者和研究员才能漫步的草地，待她慌张地回到石子路上，刚刚从脑海里钓上来的几条念头的小鱼已经被吓得不见踪影。在此后的篇幅里，她看似刻薄地批评着一些女作家和诗人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怨气，实际传达的意思却非常明显：要是女作家能像男性同行那样，在自己的房间里无忧无虑地专注于写作，她们怎会允许自己在作品中抒发这样不得体的情绪？她们远没有《想在东京买个房子》里那几位二十一世纪女性创作者来得幸运：独来独往，随心所欲地活成令旁人窃窃私语的奇怪样子，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世界里。

饱受邻里非议，但依然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染色艺术家。出自《想在东京买个房子》第二卷，漫编室出品

到了伍尔夫出生前 12 年（1870 年），英国颁布了《已婚妇女财产法案》，此时，已婚女性自己挣到的钱终于不再归丈夫所有。这条法案的颁布实际上受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启发。作为英国殖民地，美国曾一直沿用英国普通法，但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各州已逐步开始推进法案保护已婚女性自己的财产与房产。1848 年，纽约颁布的《已婚妇女财产法》成为了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虽然其初衷主要是保证家庭生活免受不负责任的丈夫影响，但在实际效果上保护了已婚妇女的经济权利。至此，女性逐渐开始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积累财产成为可能。

不过，让我们设想一下，几乎没有工作机会的十九世纪女性，该通过什么渠道来赚钱买房？除此之外，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气将女性角色严格地限制在家庭生活里，法律上的规定并不具有真切的现实意义。

自由在大城市

下一个里 程碑式的事件已经到了一百年后。 进入二十世纪，欧美各国女性虽然名义上均已可以拥 有自己的财产或房产了，但她们仍然面临更实际的问题： 买不起。 一方面是缺乏全职工作机会，平均薪酬远低于男性，另一方面则是没有贷款权利。 在美国，直到 1970 年代，女性才可以独立申请信用卡和住房贷款。 而此后的四五十年里，女性申请住房贷款仍然比男性更容易遇到障碍。 在《想在东京买个房子》里，我们看到的“女性购置住宅应援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女性申请住房贷款。

女性购置住宅应援会会长在和相关部门争取降低独身女性住房贷款的门槛。出自《想在东京买个房子》第一卷，漫编室出品

即便如此，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已将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生活中分离出来，二十世纪的女性开始掌握丰富的职业技能，大量未婚女性从家乡来到中心城市独立谋求工作。这些不可能有条件买房的女人们该住在哪里？

纽约东 63 街与莱克星顿大道拐角处的巴比松酒店如今已是该城市的地标之一（虽然经过翻新），这座建于 1927 年的建筑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家仅向女性开放的酒店。在 1920 年代的纽约，试图夜间单独入住酒店的女性时常因为被当作妓女而遭到拒绝，而巴比松酒店向她们开放。支付相对低廉的房租，就能享受这里的游泳池、健身房、图书馆、音乐室、屋顶花园、美发店、干洗店、药房、女帽店和免费的下午茶。巴比松是一无所有的年轻女孩们在大城市的落脚点，难怪去年一部关于酒店的非虚构著作将之称为“解放女性”的酒店。一长串女性名人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大城市梦想，其中包括著名作家琼·狄迪翁，《后窗》女主演格蕾斯·凯莉，《东方快车谋杀案》女主演白考尔，以及日后的总统夫人南希·里根等。实际上，这家酒店也有自己的隐形规则：按照女子年龄与相貌分配居住权和房间类型，因此，巴比松在当年也被人称为“娃娃屋”。但无论如何，“巴比松房客”勾勒出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她们背井离乡，追求独立与自由，她们寻觅的住所并非归宿，而是一个锚点。

同样是买房，在大城市买房和在家乡买房又有着不同的意味。池边葵在漫画中塑造了几位看来颇为冷酷的单身女性，她们明确地表示，自己的人生与父母完全不同，她们必须生活在东京而不是老家。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就已经表现了儿女长大后必然会远离父母的主题，可以看出，日本社会的老人对独自生活的接受度更高。漫画里，几个女儿老家的父母都对她们的人生表示支持。

被生病的姐姐安慰的时尚杂志主编。出自《想在东京买个房子》第三卷，漫编室出品

回到巴比松，一些女人入住这里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今天，在曼哈顿这寸土寸金的地段，仍有几位老租客根据先前的协议，支付着每月 113 美元的租金，享受每周两次的客房服务。要是有这样的居住条件，女性还需要购置房产吗？或许，在住房福利或租赁系统完善的社会，“买房”也不是必然选择。《买房让日本人幸福了吗？》一书中，日本房地产专栏评论家榊淳司介绍了日本战后的一种公租房“住宅公团”——就是《东京物语》里，二儿媳纪子在东京租住的房屋类型。他不无遗憾地提到，这样的住房如今在日本已所剩无几，大部分已被私人开发商承包，沦为房地产泡沫中的一朵。而住房正是在沦为商品的过程中，逐渐远离了“家”的意涵。这让我们重新思考女性与房产的关系，在今天，后者究竟是自由的保障，还是消费主义陷阱？

无处不是家

1970 年代，伦敦市中心满是半废弃的房屋，它们几乎全部建于 50 年前，由于战后城市规划停滞不前而处于等待被拆除的状态。 这一时期，约有两、三万无家可归者非法占有了这些住房，其中有年轻的嬉皮士，更有一批激进的女性主义者。 在丹尼尔·戴·刘易斯主演的电影《因父之名》以及永远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英国导演肯·洛奇早期作品《凯西回家》中，可窥当时情景之一斑。 这一奇特的城市空间历史孕育了数个女性主义社群，从经济上说，她们被迫沦落至此，可与此同时，她们又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集体生活和共享育儿实验，为日后的女性主义城市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素材。 相较于被困在英国和美国郊区住房里的女性而言，这些一无所有的“占屋者”可谓潇洒自在，几乎生活在母系乌托邦之中。 她们自己修缮房屋，解决水电问题，收容了大量被社会驱逐的女同性恋、单身母亲和家庭暴力受害者。

2020 年的电影 Nomadland 基于真实案例，勾勒了一群以房车为家的游牧女性，她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再居住在任何一个固定的地方，生活在房车里，四海为家。她们没有房子，但并非没有家（houseless but not homeless）。《想在东京买个房子》里一个不断买房又卖房的神秘女孩与这群北美游牧女性遥相呼应：一旦获得精神自由，固定住房绝非必要条件。

只要想换城市，就会买掉房子的平面设计师恩纳，自由是她生活中不能妥协的部分。出自《想在东京买个房子》第四卷，漫编室出品

这样的居住实践或许并没有太大的推广价值，但在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它不断推动我们思考“房子”与“家”的本质。池边葵在一次采访中说，她佩服小沼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买房，不受旁人与潮流的左右，这或许才是最难做到的事。

单身女性时代

时至今日，女性购置房产已经几乎没有了技术上的障碍，但仍然需要面对社会习俗的挑战。无论在东亚还是西方，未婚女性买房多少都还有点奇怪，人们期待女性直接嫁给有房男性，或婚后以家庭的名义与丈夫共同购房。比如，在我国的婚姻传统中，住房大多由男方提供，女方可承担装修或添置家具方面的费用。从这种意义上说，两百年过后，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仍然是十九世纪梦想嫁入庄园的深闺少女。

二十一世纪，伴随女性购房热潮崛起的，是女性自主掌握命运的渴望。我国 2011 年的《〈婚姻法〉解释(三)》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这一解释致使许多出了“嫁妆”的女性在离婚后再次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或许正是因此，女性更意识到一套自己的房产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底气。住房既不再系之与夫家，婚姻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一份 2021 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独居年轻人当中，女性的幸福感更强烈。有观点因此将少子化社会的到来归咎于女性买房，稍加分析便知，单身女性购房实际上是女性为自己负责的体现，同时减轻了男性的负担，实际上有助于提高结婚率。正如小沼在漫画里说的：“先照顾好自己的人生，和其他人一起生活是后话。”

想要先照顾好自己人生的小沼。出自《想在东京买个房子》第二卷，漫编室出品

结语

我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沼越幸说“想在东京买个房子”的时候，她想要的其实是独立自主的人生。从十九世纪从事写作的中产阶级女性，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单身职业女郎，到 1970 年代伦敦的女性社群，再到今天的全球各大都市里成千上万的独居女性，她们在乎都不仅仅是一套房产。十五年前的我或许以为一套漂亮的公寓就能代表光鲜的都市生活，今天的我更意识到，房子能够承载生活，但生活不只在房子里。这或许也是池边葵给《想在东京买个房子》一个开放式结局的原因：对努力八年终于住进新房的沼越幸来说，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参考书目

《想在东京买个房子》（全六册）

《一件自己的房间》

《买房让日本人幸福了吗》

《单身女性的时代》

《少子社会》

《向伯利恒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