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孩子”不想再惹事儿

接受记者采访那天，凌鹏为了见好哥们儿，特意弄了发型。　本报记者张哲摄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对被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开展中期考核。

　　第一次和记者约见时，凌鹏（化名）穿着一身黑。略带羞涩地打了声招呼后，他掏出摩托车钥匙、耳机放在桌子一角。

　　聊起现在的变化，凌鹏说，不像以前那样常常夜不归宿，他现在夜里不回家的情况一年也没几回。最近一次和朋友晚上聚餐，他提前跟他爸说了，他爸同意了，只是叮嘱了一句：“别惹事。”

　　“我都20多岁了，我惹什么事？我可不想再进去待两年了！”凌鹏回应道。

　　最近，凌鹏刚过了21岁生日。朋友圈晒出的照片里，他左手揽着爸爸，右手搭着朋友的肩，面前是还未收拾的餐盘。但在3年前，他是在看守所过的18岁生日，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只是在等待一个还未落锤的判决。

　　从推走一辆摩托车开始

　　凌鹏在单亲家庭里长大——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世，他和爸爸、奶奶一起生活。2018年一个夏夜，他和发小在街上闲逛，看见一辆又脏又旧的摩托车，车上一层厚厚的灰。发小觉得这车肯定没人要了，就想推走。

　　凌鹏从小就喜欢摩托车，一说到摩托车两眼都放光，对改装摩托车也自认很有研究。于是，他和发小把车推到一个摩托车铺，准备让人家开锁。没想到车主已经报案了，警方很快将他们抓获。

　　办理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孙春燕对凌鹏的第一印象是，黑黑瘦瘦、不太爱说话，但和父亲的关系很好，“亲情会见时，凌鹏一看见他爸就哭了”。

　　凌鹏因为涉案被学校开除。考虑到被偷的摩托车已经还给被害人，被害人表示谅解，加之凌鹏尚未成年，也向警方如实供述，2018年6月25日，海淀区检察院对凌鹏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条件是他在半年考察期内定期参加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下称“超越事务所”）的帮教活动，并参加工作。

　　凌鹏被父亲安排去朋友的拉面店上班。拉面店老板对凌鹏监督严格，晚上下班后会安排店里的员工把凌鹏送回家，早上再派人去家里把他带过来。他想掐灭凌鹏可能惹事的所有机会，让他安安稳稳地度过这半年。

　　在孙春燕的要求下，凌鹏每周都要参加司法社工组织的帮教小组的活动，然后每月交一篇思想汇报，每两个月交一篇法学相关书籍的读书笔记。凌鹏不爱读书，他的读“书”笔记里，大多是他和父亲一起看法治节目的观后感。

　　凌鹏最早接触的司法社工，是超越事务所的社工刘羽。刘羽主要负责对他进行社会调查，整理出一份报告递交给司法机关。为此，刘羽在凌鹏被取保候审后做了一次上门家访。

　　凌鹏的家在一个老小区里。地面没有铺砖，还是原始的石灰地，地上散落着各种杂物垃圾。一张双人床，床上的凉席缝隙已经发黑，旁边放着一个折叠桌。加上柜子和电视，房间几乎就满了。

　　刘羽发现，虽然凌鹏父亲说话离不开脏字，对孩子也是粗放式教育，但他对凌鹏很了解。凌鹏有哪些朋友，在外面被谁欺负过，他都能讲得一清二楚，因为凌鹏平时会和他聊这些。

　　但父亲并不是凌鹏生活中的积极榜样。多年来，他一直靠低保过日子，让凌鹏觉得“这么混着也行”。至于凌鹏在外面混的事情，他也不太管，“别违法、别吸毒就行”。有时凌鹏在外惹事，他会觉得是儿子交友不慎，是那帮朋友带坏凌鹏的。

　　在帮教小组里，凌鹏是最皮的孩子，会故意跟司法社工唱反调。他常常瘫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喊：“老于，今天下午干啥？”他口中的“老于”，是司法社工于晓涵，她和凌鹏的关系最为亲近。

　　于晓涵告诉记者，帮教活动开始后，凌鹏总喜欢时不时地戳旁边的人一下，小打小闹，只有当她严肃地要求他配合时，他才会稍微收敛。

　　在司法社工们看来，凌鹏的“皮”其实是寻求关注的一种表现。刘羽记得，一次外出活动时，凌鹏打了一小时的电话，音量大得夸张，聊的是他在外面认识多少人，偶尔还提及打架这类事情。

　　凌鹏少有正经的时候，除了在一次模拟法庭上。当时，凌鹏扮演一名因打架斗殴被起诉的被告人的父亲。

　　轮到凌鹏发言时，他拿着自己手写的发言稿，用比平常打闹时低很多的音量念出：“不管你做了什么事，你这次犯了错，但是爸还是会让你回家的。你在里边好好听话，好好改造。你要是想上学，我就给你找个学上，你要是想工作也行，咱们就找个工作，好好上班。”

　　当时，凌鹏还不知道，他也会从自己父亲那儿听到类似的话。

　　2018年12月，考察期满后，海淀区检察院对凌鹏作出不起诉决定。司法社工们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凌鹏工作也稳定下来了，一切都在向好。

　　在狱中疯狂做俯卧撑

　　2019年5月21日，孙春燕收到一个令她震惊又深感惋惜的消息：凌鹏因涉嫌强奸罪被公安机关抓捕。此前一天，凌鹏和未满14周岁的女朋友开了间日租房，没想到被警方例行巡房时抓了个正着。

　　当时，凌鹏并不知道和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会构成强奸罪，以为只要双方自愿，这事就没问题。当隔着铁栅栏再次见到孙春燕时，他耷拉着脑袋，唉声叹气地说：“这次真的完了。”

　　这事在孙春燕的心里，总有点过不去。她说：“如果当初我给他讲了这条法律，是不是他就不会这么干了？”因此，在之后的办案过程中，一旦涉及帮教考察，孙春燕和司法社工们都会跟男孩子们反复强调：“如果女朋友不满18周岁，尤其是不满14周岁的，什么都不能做，知道吧？”

　　2019年9月，已经过完18岁生日的凌鹏，作为一名成年人站上了法庭。庭上，他听到了一些熟悉的话，“你好好改造，爸爸会等你”。

　　凌鹏知道父亲这次很受打击，自己也很愧疚自责，庭上始终不太敢看父亲。因凌鹏有立功表现，又如实供述，法院最终以强奸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二年。

　　在狱中，凌鹏有些近乎自虐的行为——每天只吃一顿饭，一天做500个俯卧撑。孙春燕说：“他对自己特别狠，好像是特别气自己。”但凌鹏解释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那两年，他从180多斤瘦到120斤。

　　“在狱中的最后那3天过得特别难受，睡不着。”夜里睡不着时，凌鹏就爬起来，疯狂做俯卧撑，做到体力不支再倒头睡下。

　　2021年5月21日，是凌鹏出狱的日子。那天，他的父亲、姑姑和妹妹去监狱接他。妹妹是凌鹏后妈的孩子，凌鹏待她像亲妹妹。

　　一见到凌鹏，妹妹就哭了，捶了他两下问：“还惹事吗？”凌鹏连忙说：“不惹事了，不惹事了。”签字确认时，凌鹏激动得手在抖，名字都快写不了了。

　　出了监狱大门，看到大马路上那么多人和车，凌鹏的第一感觉是“外头好乱”。相比而言，家里没有多大变化。

　　凌鹏本以为自己出狱后会再多缓一阵子，没想到十几天后，他就回到原来的拉面店上班了。

　　拉面店有些年头了。店内墙上挂着几台已经不能摇头的风扇，餐桌旁也有一台大一点的立式风扇，扇叶边转边抖，发出有节奏的“咔咔”声。菜单贴了小半面墙，客人在前台点餐，点完餐便可以直接等着取面。

　　如果还点了炒菜，那凌鹏的活儿就来了——他要先把餐牌放客人桌上，等菜熟了再端上。在店里的大多数时间，凌鹏都不怎么说话。偶尔看见有客人同时端着两碗面，他才会主动询问“用不用帮忙”。

　　饭点过后，拉面店里的客人明显少了，凌鹏这才活泼一些，边收拾餐桌边和老板娘聊天，说话的音量也更大了些。等到做拉面的、炒菜的师傅都休息了，他还继续忙活，帮忙穿肉串。直到没什么活，也没什么人了，他才会到角落里玩手机。

　　对于凌鹏来说，拉面店的活都熟悉了，做起来也不累。只是每晚10点下班后，他再也提不起精神锻炼身体了。

　　“下班我回家再锻炼，我不疯了吗？”他告诉记者，在家躺着的时候，他只想胡吃海塞，想吃什么了，他爸都给他做。

　　埋下的种子

　　几个月前，凌鹏联系司法社工，说有问题想要求助。他也和孙春燕打了个电话。原来，今年初他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在卖“冰墩墩”，于是花了1000多元替好朋友买了几个。但几个月过去了，他没收到货，也没收到退款。

　　凌鹏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去派出所，害怕因为自己服过刑，会让警方觉得他是不是在其中获利了。他先垫了钱给朋友，再向卖家要钱，但催了好多次后被对方拉黑了。

　　孙春燕反复跟凌鹏解释，当年他犯罪时还是未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犯罪记录会被封存，再者这两件事也没有关系，“你不要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不用害怕进派出所。在这件事中，你是一个被害人，该怎么报案就怎么报案。你现在堂堂正正的，自己工作，自己挣钱。你怕什么？但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去打架。”

　　“我知道，我有朋友提议找几个人去校门口、去家里‘堵’卖家。我说不行，这样可能犯法。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是不可能再干这样的事了，所以才想找你们问问。”

　　孙春燕觉得这是凌鹏身上一个积极的改变，遇到事了知道问司法社工，问检察官，“但他对自己还是有‘偏见’，所以觉得别人也戴着有色眼镜看他，这是难免的”。她夸凌鹏这次进步了，凌鹏说：“吃亏吃多了，肯定要当守法公民，绝对不会再犯事了。”

　　孙春燕说：“像凌鹏这样的孩子，不要觉得他又犯罪了就说他不可挽救了，还是能拉一把的，也不能说前面帮教效果不行，至少我们在不停地给他灌输善的东西，输入正面积极的法律意识。”

　　于晓涵表示，她们其实就是在孩子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尽管孩子成长的环境没有变，她们无法让凌鹏重新选择家庭，但至少可以通过鼓励凌鹏，让他带朋友来参加活动等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朋辈群体对他的影响，甚至让他去影响他身边的人。

　　现在，凌鹏和司法社工联系，一般都是因他认识的个别小孩进看守所后被取保候审，出来参加帮教活动，他想找司法社工问问情况。有时，他也会主动跟这些小孩说好，让他们好好配合社工工作。

　　因为凌鹏，这些小孩大多都知道司法社工的存在，他们见到司法社工，都不需要司法社工自我介绍，因为都听凌鹏讲过了。司法社工说，这无形中也让他们更容易开展工作了。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