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云海
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文学作品如此,历史也是如此。即使是同样的事实,在两个立场不同的人口中,讲出的会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因为如何叙事完全取决于是谁在讲这个故事。正如阿富汗裔美国历史学家塔米姆·安萨利(Tamim Ansary)所说的,一切历史都归结于人如何“叙事”,事实最终要形成“叙事”,才能成为历史。所以,我们所谓的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从某个中心视角组织起来的世界历史叙事,这种叙事可能是欧洲中心史观、中国中心史观、伊斯兰中心史观,等等。
塔米姆·安萨利在《人类文明史 : 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一书中,摆脱单一史观的常规历史叙事,而是聚焦不同的文明,从早期人类工具、语言、贸易、信仰体系的诞生和发展开始,讲述了一部贯穿150亿年的世界史。沿着塔米姆的人类文明史叙事,重新审读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一个颇为独特的视角。
水流湍急的黄河一面滋养了两岸的人们,形成各个农耕小社会,另一面又不时以灾难突袭。面对时常泛滥的暴雨洪峰,黄河流域的居民形成了一套长幼尊卑关系明确的权力机制,以应对不时发生的灾难,这就构成了发祥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慢慢地,发展得好的聚落会不断扩张,直到形成小型王国的规模,这些小王国被笼统地归为了夏王朝。
此后,随着通信、数学、军事力量、金钱、管理等国家5M要素的发展成熟,国家的规模日益扩大。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要实现对领土的有效统治,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向治下的人们传令收报。因此,信息传播的速度决定了一个权力中心可以统治多大的疆域。因此,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进入了体量巨大的超级帝国时代,希腊、印度、罗马、中国都出现了超级帝国。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经过二十年的诸侯混战,统一了“天下”,并采取修筑长城、盐铁收归国有、统一度量衡等铁腕手段迅速巩固了统治。其中,就包括建设宽阔的马路、行人歇脚的客栈、发达的邮驿系统、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等等。令人惊叹的是,秦始皇采用的这套管辖体制,与几乎同期的波斯帝国如出一辙,也同样取得了好效果。
刘邦灭秦建汉,在作者看来,却是再造了秦朝,只不过是改名为汉。为了将散乱的天下调治成有序的社会,秦始皇把得罪人的事都已做尽。到了汉朝,长城已然屹立,法家治国的统治体制也早已设置好具体到人的机制,汉朝还继承了全国的军事强权,也就没有必要再实行秦朝严酷的全民征兵制。此外,汉朝还开创了通过考查经典掌握情况来选拔治国人才的独有机制,依靠士大夫的精英群体来统治庞大的国家。这在其它国家都是任用亲信的当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体系。
秦始皇不惜靠暴虐和流血打下来大一统的统治基础,才有了汉朝四百多年的持久繁荣,奠定了中华文明兴盛的基础。两代半而亡的隋朝皇帝同样也是如此。隋朝牺牲了百万余人修建的京杭大运河带来了发达的贸易网络,其治国体系也被继之而来的唐朝所沿袭,这些都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基础,而盛世一直持续到了宋朝中叶。
尽管在蒙元的铁蹄下绵延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曾短暂中断,但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世界的“天朝上国”的中华叙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占据无可撼动的天然地位。
但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猛然惊醒。两次鸦片战争的流血伤亡甚少,影响却是极其重大的。英国通过战争得到了在华通商自由的权利,拥有了更多开放的口岸,以及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等等。此后,西方列强纷纷要求同样的待遇,有权在清朝的土地上自由贸易。到这时,中国本来的主体叙事已摇摇欲坠,这套叙事不再能解释世界,也就不再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了。此时,洪秀全将当时社会已经零落的新旧叙事组织在了一起,创立了“拜上帝会”,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重创了清王朝的统治。
如同人类文明史叙事中的中国一样,《人类文明史 》一书中还阐述了多个其它不同的文明叙事。正是这些不同文明叙事之间的联系和碰撞,共同汇集成了整个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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