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谈本草、本草学与本草文献

王家葵（章静绘）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家葵先生对本草学、药理学深有研究，担任中国药学会药史本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药与临床》杂志副主编等职务。素有“博学好古”之名的他长期关注道教研究、古代诗文、书法碑刻等领域，研究成果丰硕，著有《陶弘景丛考》《近代印坛点将录》《近代书林品藻录》《石头的心事》《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玉吅读碑》《一卷田歌是道书》《瘗鹤铭新考》等，辑录、校注的数种道教文献收入“道教典籍选刊”。而这一切，都成为他研究本草学所倚重的方法与工具，在他的本草研究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先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能否请您谈谈何为“本草”？
王家葵：谈论本草问题，确实要从“本草”两字开始。可以直截了当地讲，“本草”从概念上大约与“药物学”相当，故将“本草”定义为古代的药物学，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在多数时候，本草用来作为本草书（药物学著作）的专名，汉代以来的古代药学著作，绝大多数都以本草为书名，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本草纲目》。
本草既然是古代药物学，容我稍微说远一点，对医药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药物疗法是先民应对疾病的手段之一，但不是主要手段。甲骨文能反映殷商人的疾病观念，治疗则以祭祀祈祷最为大宗，极少有涉及药物的卜辞。比如胡厚宣先生1943年撰《殷人疾病考》，载入《甲骨学商史论丛》，首次根据甲骨卜辞考订殷商晚期疾病发生情况。后来又作《论殷人治疗疾病的方法》，论证灸刺按摩疗法已见于殷商，其中提到：“在丰富的甲骨文卜辞中，用药物治疗的记载不甚明晰。”严一萍在《殷契征医》中也有类似看法，他说：“药物疗疾之辞，绝不见于贞卜，所见者有祈锡于上帝，有祷祝于祖妣。”虽然一些医学史家则不以此论为然，乃拈《殷虚书契续编》中卜辞“□□卜，宾贞：……疒，王秉枣”，作为殷人以枣为药的例证；又举河北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蔷薇科植物的果实种子，认为即殷商时期药物之遗存。这些都符合事实，但相较于祈祷法术，此类客观疗法毕竟不占主流。这一情况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的说法相吻合。
追溯历史，搜集食物更早于寻觅药物，《淮南子·修物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先民觅食的真实写照。所以本来是农业神祇的神农氏，渐渐也被赋予医药职能。药物起源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不妨设想一个场景，“神农”在辨识草木滋味水泉甘苦过程中，遇到一种叶大型根黄色的植物，尝试以后，不仅滋味不佳，而且出现严重腹泻，这种被命名为“大黄”的植物当然就被作为“毒”口耳相传了。直到有一次，部落成员抱怨几天不能大便，神农回想起“大黄”的“毒”，于是建议病人少量尝试，结果可想而知，各种不舒适爽然若失，于是获得一项经验，大黄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药物治疗学由此发端。所以晚出的药物著作托名神农，固然出于“尊古贱今”的原因，但特别选中神农也非偶然。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提出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医”为其中之一，这可以视为医学摆脱巫术干扰的标志。巫色彩浓厚的药物慢慢淡出，客观药物成为治疗的主流，药物疗法也逐渐流行。出土文献中《五十二病方》与《天回医简》时间稍有先后，从用药情况分析，正是药物学脱离巫文化的转折点。
《急就篇》是西汉中期黄门令史游编写的蒙学课本，其第二十三章“灸刺和药逐去邪”篇，从“黄芩伏苓礜茈胡”开始，罗列三十余种药物名称，应该是当时医家常用之品，绝大多数沿用至今。而作于秦代的《仓颉篇》，从现在残存的篇章来看，则完全不涉及药物，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客观药物疗法应开始于西汉，药学著作也应运而生。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与仓公分别代表战国和汉初的医疗情况。扁鹊视赵简子五日不知人，疗虢太子尸厥，药物皆非主要；诊齐桓侯之疾，酒醪乃与汤熨、针石并列，也非十分突出。仓公活动在西汉早期，对文帝自述医案十余则，多数用到药物，如：治小儿气鬲病用下气汤；治涌疝用火齐汤；治热病气用“液汤火齐”；治风瘅客脬亦用火齐汤；治风蹶胸满用药酒；治气疝以灸为主仍用火齐汤调理；治龋齿用苦参汤漱口；治妇女怀子而不乳用莨药，复诊用消石一齐；治肾痹用柔汤；治蛲瘕用芫华一撮；治迵风用火齐米汁等。
药物学专著一定是药物疗法广泛实施，并有充分经验可供总结以后，才有可能产生。在《仓公列传》中，公乘阳庆传授仓公的医学著作中有《药论》，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药学文献。遗憾《药论》只存书名，具体内容则不得而知，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西汉早期《万物》竹简，年代与仓公接近，记载药名及简单功效，可算是《药论》的实物标本。
《万物》简中的药物可以分为矿物、动物、植物三类约一百一十种，其中名称完整可识九十种，能够明确归类七十六种。这七十六种药物包括动物药二十八种，植物药四十一种，矿物药六种，水类药一种。这些药物多数是我们今天仍然很熟悉和经常使用的，有一些则属古今名称有别而实为一物，还有一些现在已不再做药用。《万物》记录药物功效文字简洁，如云：“贝母已寒热也”“姜叶使人忍寒也”“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牛胆晢目可以登高也”“燔牡厉止气臾也”“石鼠矢已心痛也”等。也有一些简单配伍关系，如云：“使人倍力者羊与龟”“理石朱臾可以损劳也”“蜱蛸杏核之已痈耳也”“已以石韦与燕矢也”“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商陆羊头之已鼓张也”等。亦有毒性作用的记载，并对毒性加以利用，如“杀鱼者以芒草也”“杀鼠以蜀椒颠首也”。与《山海经》的记载相比，《万物》所记药效基本上没有巫术色彩，但质朴简略，与《神农本草经》难以相提并论，只能算是本草书的早期状态。
“本草”一词首见于《汉书》，《郊祀志》云：“（成帝初）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颜师古注：“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平帝纪》元始五年又复“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敎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两处“本草”皆指本草学术，挟本草学问以备征召者。至《游侠传》谓楼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此则专指本草之书，故言“诵读”。
但检《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凡四门，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并没有本草书的痕迹，只是经方类解题提到：“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言用草石药物组成方剂治疗疾病，此类凡十一家，如《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汤液经法》等，书虽不传，从书名可知，皆属于处方集，而非药物专书。最末一种为《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据《周礼·天官·医师》贾公彦《疏》引作《神农黄帝食药》七卷，应该是谈论食物禁忌者，亦非专门记载药物功效配伍之作。
《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本草之书，但经方类解题提到的寒温、药味、五苦六辛等，已经隐含药学理论，且与后世本草所奉行者基本一致，较《万物》则有质的飞跃。如此而言，楼护所习诵之“本草”，虽未必是《神农本草经》，但其书之性质与学术水平应该大致相当，或者目为《神农本草经》早期传本也无不可。至于《艺文志》不载本草之书，正可能此类著作兴起未久，内府尚无典藏，故目录付阙，不必如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责备侍医李柱国工作疏漏，乃至“书有缺遗，类例不尽”也。
顺着前面的话题，请您进一步谈谈，何为“本草学”？
王家葵：为了说清“本草”的概念，拉杂说了这许多，至于“本草学”，自然是以本草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学问。虽然通常归属于药学学科，其内容则更多的涉及人文历史，所以我在《本草文献十八讲》的前言中就用了“传统本草学研究的三个方面”作标题，分别讨论本草历史、本草文献、本草药物。
从东汉至今，本草的历史也就两千年，其中有六个重大事件决定了本草历史的发展走向。一是本草书的出现，一是齐梁之际陶弘景编辑《本草经集注》，一是唐初政府官修本草，一是北宋末唐慎微编辑《证类本草》，一是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一是1920年代初陈克恢博士（1898-1988）发表麻黄研究论文。其中陶弘景与陈克恢两位的工作算得上特别的“锚点”，前者使本草成为超乎医药学术以外的“显学”，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医药的命运。陈克恢的话题以后有机会讨论，这次只说陶弘景。

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

今天所见的这本《神农本草经》其实只是汉代众多本草著作之一，此书之所以能够从中脱颖而出，乃是多方面因素的机缘合和。首先是书名被冠以“神农”二字，毕竟在上古神祇中，神农由于农神的原始设定，通过尝味草木的传说，最容易完成向“药神”的身份转化。所以虽然有“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帝王世纪》）的说法，乃至有托名黄帝的本草，都不及“神农本草”影响力大。至于岐伯、雷公、桐君、扁鹊、子义、医和等，神格相对较低，自然要让位给神农。
另一原因是体例结构之完备。首先是开创性地采用总论-各论的著作结构。《本草经》在药物条目之前有数条通论性文字，相当于后世药物学总论，涉及药材学、调剂学、药物治疗学等多个方面的基本原则，遵用至今的重要药性理论，如四气、五味、毒性，以及方剂的君臣佐使、七情配伍等，皆由《本草经》奠定。陶弘景循此，正式将《本草经集注》分为总论、各论两部分，由此确立本草著作的基本格局。其次，《本草经》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安置在上中下三品框架中，每一品内再按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的顺序依此排列，有条不紊。这种框架模式的优点是类例分明，即所谓“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便于使用者按需检索。从《本草经》以来，本草书的各论几乎都以药物为标题，构成以药为单位相对独立的小条目。《本草经》开创一种模板化的条目撰写模式，药名以下，一般包括性味毒性、主治功用、别名、产地、采收等项。如玉泉条云：“玉泉 ，味甘，平，无毒。主五脏百病，柔筋强骨，安魂魄，长肌肉，益气。久服耐寒暑，不饥渴，不老神仙。人临死服五斤，死三年色不变。一名玉札。生蓝田山谷。”
事实上，现代药物著作几乎都采用这种总论-各论结构，总论提纲挈领地概述学科核心问题，各论根据学科性质分配章节，其下则以药物为条目展开叙述，具体条文也基本程序化甚至栏目化。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药物学的撰写方式模拟《本草经》而来，真实原因是《本草经》从一开始就找到了符合本学科的最佳著作方式，此即《荀子·解蔽》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更重要的原因则在政治学方面。
东汉以来流传的本草著作众多，许多都带有浓厚的神仙家色彩，比如《抱朴子内篇·仙药》引《神农四经》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又如《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神农本草》云：“神农稽首再拜问于太乙小子曰：曾闻古之时寿过百岁而徂落之，咎独何气使然耶？太乙小子曰：天有九门，中道最良。神农乃从其尝药，以拯救人命。”今天流传的《本草经》则不同，尽管有巫术的孑遗，也存在阴阳、五行、谶纬家的影子，但立足于儒家思想，符合于当时代的主流文化价值。
汉代哲学，从立国至文景之世崇尚无为，以黄老为指归，到汉武帝时，董仲舒上“天人对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哲学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本草为方技之一端，其实无关政治，但《本草经》则隐约存在一条儒家思想主线贯穿全篇。
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云：“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所谓主病为君，即根据病情病性，灵活确定方剂中的主药。这种配伍原则符合用药规律，在战国时期即为医生所接受，并用于指导医疗实践。如《庄子·徐无鬼》云：“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蕹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据骆耕道注：“药无贵贱，愈病为良。且如治风，则以堇为君，堇，乌头也。去水则以豕苓为君，豕苓，木猪苓也。他皆类此。”与《素问》不同，《本草经》则强调“上药为君”，乃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本草经》这种机械划分药物君臣地位的方法，有悖临床用药规律，早为临床医家所诟病。如皇甫嵩《本草发明》云：“苟善用之，虽乌、附下品可收回天之功；用之弗当，则上品如参、芪亦能伤人。丹砂、玉屑品极贵也，服之者多遇毒，又何必拘此三品为君、为臣、为佐使之别哉。”这种“上药为君”的观点，已完全脱离先秦“主病为君”的朴素唯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倒退，是君权被神格化以后的产物。
《本草经》上药为君的主张，是汉代儒家尊君思想的折射，是《本草经》作者将儒家君臣体系在方药配伍中的理想化。上药应天，只有上药才具有为君的资格，此即《春秋繁露·郊义》所言：“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按儒家确立的君臣伦常关系：“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只有上药为君，方符合儒家对君王的定义与要求，即《白虎通·号》所谓之“德合天地者称帝”。上药顺受天命，即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在方剂中的地位只能居于最贵，故为君。同样的道理，中药应人为贱，下药应地更贱，故只能居于臣属佐使的地位。
《本草经》还规定了方剂中的君臣比例，强调方剂中君药的唯一性，臣多于君，佐多于臣，使多于佐：“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恰如贾谊所说：“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这正是儒家政典模式的缩影。可以想象，若方剂中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必背儒家社会君臣上下之礼。但事实上，这种理想化的君臣格局，对临床用药指导意义不大。如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说：“检仙俗道诸方，亦不必皆尔。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疗病之药则多佐。”
《本草经》以“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分上中下三品，以与天人地相成。《本草经》三百六十五种药数的得出，实本于儒家天人感应学说。据陶弘景解释：“天道仁育，故云应天，独用百廿种者，当谓寅卯辰巳之月，法万物生荣时也；人怀性情，故云应人，一百二十种者，当谓午末申酉之月，法万物熟成时也；地体收杀，故云应地，独用一百廿五种者，当谓戌亥子丑之月，兼以闰之，盈数加之，法万物枯藏时也。”这正是董仲舒“人副天数”学说在药物学上的翻版。
综上数点可以看出，这本《本草经》的学术思想与汉代主流文化同调，经过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整理注释，终于在唐代进入官方视野，显庆二年政府出面官修，使本草成为“官学”的一部分。事实上，宋代以前，由政府出面组织修订传世文献，几乎都与政教相关，官修本草可算是唯一的例外。就此意义而言，如果不是陶弘景的特别举动，本草发展未必是今天所见的样子。
我在小书《本草文献十八讲》（其实应该是十九讲，止于民国初年曹炳章的《增订伪药条辨》，讲中药的假冒伪劣）后记中提到：“学科史不外乎由人物、事件、著作构成，对本草学术而言，人物、事件多数保存于本草著作之中，因此拈《神农本草经》引起本草起源的话题，用《新修本草》代表官方介入，以《证类本草》讨论本草文献之层叠累加，择《滇南本草》来说明民间草药，如此以各类本草书串联而成。”事后想，第十八讲提及的《植物名实图考》》作为旧本草学术之终结和现代植物学的发端，就学术文化意义而言，远超过《伪药条辨》。

《本草文献十八讲》，中华书局2020年4月版

您曾经分别做过题为“本草的博物学打开方式”的讲座和“本草的药理学打开方式”的讲座，非常有趣，这两种“打开方式”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
王家葵：“打开方式”是套用电脑词汇，其实就是观察审视问题的角度，这几个讲座的开篇我都谈了，读本草为什么需要“打开方式”，今天不重复这些理由，举一个“反向”的例子：如果试着用本草学的角度看书法，会有怎样的效果。继续玩噱头的话，可以叫做“王羲之法帖的本草学打开方式”。
王羲之有一件《狼毒帖》，刻入《淳化阁帖》，也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卷二。只有寥寥二十个字：“须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两停，须故。示。”几乎字字都和本草有关。

《狼毒帖》

这是王羲之信札的一部分，意思很简单，问友人乞中药狼毒，对方若有，请赐下些许。其中“停”指成数，总数分成若干份，每份叫做一停，此言“三两停”，即三两份的意思。信末“示”字以下，当是脱缺未完也。
先说为什么“须故”。“故”在此处是陈旧之意，狼毒入药以陈久者良，如《名医别录》言“陈而沉水者良”，《开宝本草》狼毒条引别本注云：“（狼毒）与麻黄、橘皮、吴茱萸、半夏、枳实为六陈也。”故言“须故”。
再说以王羲之的社会地位，区区狼毒居然“市求不可得”。本草说狼毒“生秦亭山谷及奉高”，据陶弘景注释：“秦亭在陇西，亦出宕昌，乃言止有数亩地生，蝮蛇食其根，故为难得。”狼毒稀罕，再加上东晋时代南北暌隔，出产于北地的药材，南方不容易买到，故陶弘景也说狼毒“俗用稀，亦难得”，跟王羲之有相同的感慨。
再说狼毒是什么。狼毒品种复杂，主流品种有瑞香狼毒和狼毒大戟两类，前者原植物是瑞香科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后者主要来源于大戟科狼毒大戟Euphorbia fischeriana和月腺大戟Euphorbia ebracteolata。陶弘景在描述狼毒的时候，专门提到“蝮蛇食其根，故为难得”，尽管后世本草皆不以为然，而现代动物学证实，棕色田鼠Microtus maudarinus喜食瑞香狼毒的块根，而田鼠又是蝮蛇的食物，于是有“蝮蛇食其根”的传说。此可证明瑞香狼毒确系古用狼毒品种，这应该是王羲之《狼毒帖》所欲市求者。

《证类本草》“石州狼毒”图

最后说王羲之求狼毒干什么用。有两种说法，陶弘景说狼毒“是疗腹内要药尔”，《本草图经》云：“葛洪治心腹相连常胀痛者，用狼毒二两，附子半两，捣筛蜜丸如桐子大。一日服一丸，二日二丸，三日三丸，再一丸，至六日又三丸，自一至三常服即差。”此方亦见《肘后备急方》，与王羲之时代相同。按，王羲之有腹痛之疾，如《上虞帖》说“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王羲之向友人乞狼毒，或许就是用来调配治疗腹痛方剂者。
还有一种说法见于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有议论说：“狼毒和野葛纳耳中治聋，王羲之有《求狼毒帖》，岂亦取其能治耳聋如天鼠膏耶？”王羲之《十七帖》中有一件《天鼠膏帖》，说“天鼠膏治耳聋，有验否，有验者乃是要药”，可见王羲之有耳聋之病，而据《抱朴子内篇·杂应》云：“（其既聋者），或以狼毒、冶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内耳中。”所以也不排除王羲之求狼毒来治疗耳聋。
言归正题，从博物学或者药理学角度看待本草中的信息，也会有很多令人惊喜的发现。药理学是医学专业学科，研究药物与机体的相互作用和作用原理，关注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结合药理学基本知识，我们能够保证“两个或多个食物，绝不会因为联用的缘故，在短时间内，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更遑论引起死亡”，前人津津乐道的食物相反是不存在的。基于这样的“知识背景”，我们很容易发现，《金匮要略》《本草经集注》《千金要方》《本草纲目》等文献所记载，以及老辈口耳相传的蜂蜜反葱会致人死命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有了这个基本立场，再去检视这个传说的接受史，考察其社会影响，推测最初产生的原因，就相对容易了。我有一篇《蜂蜜反葱禁忌之流变与原因蠡测》，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我理解的博物学是一门古学和杂学，需要经过仔细梳理才能融入现代知识系统。本草可以提供很多属于“博物学”的线索，有立场才便于发现问题。
先举一个与官制有关的例子，亭长是秦汉低于县一级的行政建制长官，《本草经》中有一种以葛花为食的昆虫“葛上亭长”，为芫青科锯角豆芫青Epicauta gorhami，头红色，体黑色，喜食豆科植物。陶弘景说葛上亭长“身黑而头赤，喻如人着玄衣赤帻，故名亭长”。按此说法，身着玄色衣服，头戴赤色巾帻，应该是亭长的标准打扮，这种昆虫即因此得名。而至少陶弘景知识体系中的亭长形象，通过这条注释就展现出来了。

《本草品汇精要》“葛上亭长”图

再说一个与古琴有关的例子。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收有棺材板，用的名字是“古榇板”，棺材板的各种神奇功效略过不提，其中一句特别有意思：“古冢中棺木也，弥古者佳，杉材最良，千岁者通神。作琴底。”古棺材板可以做琴，真是闻所未闻，于是抄示古琴研究最有心得的严晓星兄。承他费心检出《梦溪笔谈·乐律一》云：“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予曾见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胜指，而其声愈清。又尝见越人陶道真畜一张越琴，传云古冢中败棺杉木也，声极劲挺。”并肯定“这不仅是目前所见取古棺为琴材的最早文献记载，年代也与以‘败棺杉木’斫琴的张越较为接近，二者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文”，严兄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取古棺为琴材的最早记载”，详为解说。如严兄所言，“这条斫琴材料藏身在古医书中，也就难怪久未为琴人所关注了”，并感叹“胡道静先生若见到，恐怕会将之增入《梦溪笔谈校证》的”。
您在《本草博物志》中曾借助现代中药药理学来解读许多“不可解”的事物，就算不谙相关学理的普通读者，读来也会感到趣味。这有如名侦探破案一般的巧思究竟从何而来，能否请您介绍一二？

《本草博物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王家葵：《本草博物志》是很有趣的书，书名取了点巧，借用张华《博物志》之名。所以有一次北大博雅讲座我用明清人的诗句集了一个对联：“修真独许陶弘景（蒲庵禅师）；博雅争推张茂先（宋牧仲）。”上联陶弘景切本草，下联张茂先切博物志，居然还嵌合“博雅”两字，真是难得的巧合。
不过将本草与博物相勾连，陶弘景确实有开创之功。本草是古代药物学，除医药本身，其知识体系中也包含有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内容；不仅如此，因为炼丹术与本草的特别渊源，化学也是本草学术的重要方面。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更将经史中的博物问题引入本草，兹以蠮螉条对《诗经》“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旧注的辨正为例略加说明。蠮螉是《本草经》药，陶弘景注释说：“此类甚多，虽名土蜂，不就土中为窟，谓摙土作房尔。今一种黑色，腰甚细，衔泥于人室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于枚满中，仍塞口，以拟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虫，一名蜾蠃。诗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言细腰物无雌，皆取青虫，教祝便变成己子，斯为谬矣。造诗者乃可不详，未审夫子何为因其僻邪。圣人有阙，多皆类此。”

《证类本草》“蠮螉”图

按，《诗经·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毛传》曰：“螟蛉，桑虫也。蜾蠃，蒲卢也。负，持也。”《郑笺》云：“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飬之，以成其子；喻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尔雅·释虫》“果蠃，蒲卢”，郭璞注：“即细腰蜂也，俗呼为蠮螉。”《说文》云：“，蠃，蒲卢，细要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既然蜾蠃纯雄无子，遂传说其以螟蛉之子为子，“螟蛉子”一词即由此而来。相关文献甚多，如《法言·学行》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陆玑《诗疏》也说：“（蜾蠃）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为其子。”
陶弘景独不以此为然，故注释云云，这是观察所得的意见，《本草衍义》对此也加以肯定云：“蠮螉诸家所论备矣，然终不敢舍《诗》之意。尝析窠而视之，果有子，如半粟米大，其色白而微黄，所负虫亦在其中，乃青菜虫，却在子下，不与虫相着。又非叶虫及草上青虫，应是诸虫皆可也。陶隐居所说近之矣。”
陶弘景的这一发现被载入《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生物卷》，有评价云：
《诗经》中有“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词句。螟蛤是鳞翅目昆虫，蜾蠃就是细腰蜂。螟蛤的幼虫被细腰蜂捕走这种自然现象，很久以来，人们并不了解。汉代扬雄在《法言》中就误认为蜾蠃掳走螟蛤幼虫，是为了将它咒成为蜾蠃。晋代（当为梁代，引者按）陶弘景通过观察发现细腰蜂有许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色黑，腰很细，含泥做巢，并产下如粟米大的卵。它捕取青蜘蛛放在巢内，作为子代成长时的食粮。另外还有一种，是在芦竹内作巢，它捕取青虫作为子代食粮。根据这些发现，他正确的指出，所谓“取青虫教祝使变成子”的说法是错误的。陶弘景的发现，对研究昆虫生物生活史有重要启发。
陶弘景开本草家重视经史材料之先河，苏敬、苏颂、唐慎微、寇宗奭等踵武其后，本草书遂不局限于医药学知识的总结记录，人文与自然信息皆囊括其中，初步形成“百科全书”的格局，至明代李时珍“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着数言”（王世贞《本草纲目·序》），乃撰成集古代博物学大成之《本草纲目》。
至于您说我“善于”发现本草中的博物信息，思路从何而来，其实就是在研究本草中保持足够的敏感性，也就是常说的“问题意识”。比如《本草经集注》有一味药物垣衣，《本草纲目》集解项李时珍说：“此乃砖墙城垣上苔衣也。生屋瓦上者，即为屋游。”根据此说，当是真藓科植物银叶真藓Bryum argenteum之类。陶弘景表示：“方药不甚用，俗中少见有者。”《新修本草》针对这句话发表意见说：“江南少墙，陶故云少见。”苏敬说“江南少墙”这就很突兀了，于是咨询几位古建专家的意见，并结合这类苔藓的生长特点，弄明白生长垣衣的“墙”应该是夯土墙，江南土壤韧性较差，隔墙多以木板为之，不似关中、中原，皆用黄土易于版筑。所谓“江南少墙”，应该是少见夯土墙的意思。简单一说，洞察力和知识储备二者缺一不可。我对薄荷的名实研究，也是由本草中的一句话引起。
问题的发端是《本草衍义》关于薄荷的一段小文字：“薄荷世谓之南薄荷，为有一种龙脑薄荷，故言‘南’以别之。小儿惊风，壮热须此引药，猫食之即醉，物相感尔。治骨蒸热劳，用其汁与众药熬为膏。”
作为资深猫奴，我自然知道所谓“猫食之即醉”，即“醉猫现象”，猫接触唇形科拟荆芥属（Nepeta）的某些植物，比如拟荆芥Nepeta cataria（拟荆芥的学名也特别有意思，属名nepeta是香气的意思，与种加词cataria合起来，意思就是猫喜欢的香味）之类揉碎的茎叶以后，会出现摩擦、翻滚、拍打、啃咬、舔舐、跳跃、低鸣或大量分泌唾液等反应，有些猫则会发出嗥叫或喵声。这就是所谓的“醉猫效应”，活性成分主要为荆芥内酯。
薄荷醉猫的说法在宋代并非孤例。比如宋初陶谷《清异录》说：“居士李巍求道雪窦山中，畦蔬自供。有问巍曰：日进何味？答曰：以炼鹤一羹，醉猫三饼。”有注释说：“巍以莳萝、薄荷捣饭为饼。”欧阳修《归田录》云：“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类，皆世俗常知。”陆佃《埤雅》专门为猫设立条目，其中提到：“世云薄荷醉猫，死猫引竹，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虑所及。如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类，乃因旧俗而知尔。”陆游《题画薄荷扇》云：“薄荷花开蝶翅翻，风枝露叶弄秋妍。自怜不及狸奴黠，烂醉篱边不用钱。”李石《续博物志》卷九也说：“鸠食桑椹则醉，猫食薄荷则醉，虎食狗则醉。”《宣和画谱》记内府藏何尊师薄荷醉猫图。但通常所言的薄荷乃是唇形科薄荷属（Mentha）物种，不含荆芥内酯，对猫完全没有吸引力。
如此众多的薄荷醉猫记载，显然不是古人错误观察，更可能的情况是，宋人谈论的薄荷，除沿用至今的薄荷Mentha haplocalyx外，拟荆芥Nepeta cataria也被视为薄荷。
又检南宋《履巉岩本草》卷上有“猫儿薄荷”条云：“猫儿薄苛，治伤风、头脑风，通关膈，及小儿风涎，为要切之药。人家园庭多种之。猫儿食之似觉醉倒，俗云薄荷乃猫儿酒也。性极凉无毒。每日食后随茶嚼三两片，大能凉上鬲，去风痰。” 该书所绘猫儿薄荷的图例虽然简单，但从“猫儿食之似觉醉倒”一句来看，应该就是拟荆芥Nepeta cataria。

《履巉岩本草》“猫儿薄荷”图

《证类本草》“南京薄荷”与“岳州薄荷”图

猫薄荷物种故事的曲折起伏，演讲时特别容易吸引听众，也是我本草博物讲座“压箱底”的话题之一。
您曾出版在本草学界享有美誉的《神农本草经研究》，在药物考订方面则出版过《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本草纲目图考》。您的“主业”是中药药理学，是如何对药物基原探讨产生兴趣，又是如何切入探讨的呢？

《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2月版

《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本草纲目图考》，龙门书局2018年5月版

王家葵：回顾我的研究经历，偶然远多于必然。我本科念的是中药学，其实是比较现代的一门学科，高数和数理统计第一年就上了，化学构成学科的主干，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仪器分析都上过，现代医学课程有解剖、生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药理学，专业课程自然偏于中药，仍以中药现代研究为主，比如中药药剂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等。属于传统中医学的只有四门课，医古文、中医学概论、中药学、方剂学。培养目标主要是适应中药厂的制药工程师，也包括临床药剂师。
我留校工作两年以后，1988年考上中药学（药理学方向）的研究生。刚才说了，药理学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和作用原理，不仅是一门现代学科，而且更偏向于医学而非药学。药理学是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以药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所以入学以后导师又让补了一系列医学课程，在学校上的病理生理学、诊断学和内科学，在华西上的高级生化、分子生物学、临床药理学、药物动力学。
被本草勾起兴趣完全属于偶然。1986年大学毕业不久，由母亲带领跟着曾任教于四川大学外语系的朱寄尧老师学习，既没有向朱老师学习他的专业——英语语法，也没有学他所擅长的书法篆刻，所谓“入室弟子”，就是陪着老师闲聊，“有事弟子服其劳”而已。而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与这段长达十多年的从师经历分不开。
从学之初，恰逢老师以上海古籍社影印的高二适先生《新订急就篇及考证》为范本，每天都要写几页章草，为了“讨好”老师，我也找来急就篇临习。写到第二十三“灸刺和药逐去邪”，发现这么多自己熟悉的中药名，于是就有了作一篇“急就篇药名笺释”的念头。
虽然不自量力，准备材料的时候检出《本草经》来对照，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本草，应该是1988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结束，等待秋季学期入学这段时间。笺释并没有做成，因为使用的是孙星衍孙冯翼辑本，很多药名都被二孙根据《说文》《尔雅》等改为“雅名”，感觉有些改动似乎不妥，正好第一年研究生课程有“文献检索与利用”，结业需要提交课程论文，于是就写了一篇《孙辑〈神农本草经〉误改药名考辨》，这门课的老师是学报主编，很认可我的意见，于是顺利地发表在我校学报上。

《本草经》孙星衍孙冯翼辑本

首战告捷，对本草的兴趣渐渐浓厚起来，正课和实验之余，开始认真思考本草问题。很快就发现了关于《本草经》的一项“悖论”。既然常识性介绍说《本草经》是东汉晚期的作品，怎么学界又信奉孙星衍的意见，认为书中的药物产地是后汉人添附呢？二者必有一误。于是先写了一篇《〈神农本草经〉郡县考》，利用吐鲁番出土的《本草经集注》残片、敦煌发现的《新修本草》卷十残卷这两件朱墨分书的实物，以及保存在《证类本草》中关于地名的各种“内证”，再加上经文语言结构特征，切实证明郡县地名属于《神农本草经》本文。现在看这篇论文的思辨逻辑和材料举证，都属于一级棒。既然郡县地名属于《本草经》，地名的建置时间应该可以反映成书年代，于是写了《〈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新证》，居然被《中华医史杂志》采用，我觉得很荣幸。《本草经》既然是汉代的作品，理应具有汉代文化特征，便又写了一篇《论〈神农本草经〉成书的文化背景》，这是我第一次讨论历史文化，专门请四川师范大学刘君惠先生看过。
药物基原的古今变化，就是“名实”，本身是传统学问的一部分，尤其为清代朴学家重视和擅长。今天做名实研究与朴学家不同之处，则是刚才提到的“打开方式”。因为今人的语言环境、思维方式，不管个人喜欢与否，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主义”平台上的。今天的名实研究与古人不同，“实”需要回到今天学术“共许”的科学语言上，对动植物来说，就是给出具体物种的拉丁名。扯一个笑话，据说张之洞内心还是很厌恶所谓的“西学”，所以严饬幕僚使用“新名词”，辜鸿铭爱调侃，报告说：大帅，其实“名词”也是“新名词”呢。
药物的古今名实对照，在中药学科内属于生药学家的工作，百年来成果丰硕。比如前面提到的《植物名实图考》，这是朴学家植物名实研究巅峰之作，其中植物种属的现代诠释则经过钟观光、吴征镒等老一辈植物学家几代人的努力，其结论性成果《植物名实图考新释》，终于经中科院植物所王锦秀老师整理定稿，最近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我个人而言，因为药学出身，接受过生药学的基本训练，具备一定的植物学知识，而最早讨论名实则是从矿物药开始的。
首先遇到的是矾石，起因是孙星衍辑《本草经》将药名由矾石改为“涅石”。本草“矾”的种类甚多，大都是某些金属的含水硫酸盐或由两种或两种以上金属硫酸盐结合成的含水复盐。古代“矾石”也是复合概念，根据外观形状和色泽分为不同的种类，《新修本草》说：“矾石有五种，青矾、白矾、黄矾、黑矾、绛矾。”其中以白矾KAl（SO4）2·12H2O最常见，唐代以来“多入药用”，但唐以前的情况则比较复杂。
《名医别录》提到矾石“能使铁为铜”，陶弘景注：“其黄黑者名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此所描述的即是“水法炼铜”，利用置换反应提取单质铜。如此，这种所谓的“鸡屎矾”应该是硫酸铜矿，即通常说的“胆矾”，化学成分为CuSO4·5H2O。
《本草经》中的矾石似非胆矾，而是含铁的皂矾。郭璞注《山海经》谓《本草经》矾石一名涅石。据《淮南子·俶真训》云：“以涅染缁。”高诱云：“涅，矾石也。”《说文》亦云：“涅，黑土在水中也。”可见，涅石是一种黑色的矾。又据《金匮要略》治疗女劳发黄之消石矾石散，用消石、矾石两物，服药后“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此以“大便正黑”为候，如果不是消化道出血的话，这种矾石更像是主要成分为硫酸亚铁的皂矾FeSO4·7H2O。以上是我写的第一篇与名实有关文章《矾石名实考》的主要内容，化学和药理学知识对研究有帮助。
植物药是古代药物之大宗，植物的名实考证则要结合文献的形态描述、图例、生态与产地综合判断。因为药理学的学科背景，我还特别注意文献提到的生物活性是否与真实物种吻合，比如前面所举薄荷的例子，我能根据醉猫现象提出“古代薄荷概念中除薄荷属植物外，可能还包括拟荆芥属植物在内”的意见。
名实问题比较专门，我以前出版过一册《中药材品种沿革及道地性》，最近增补修订为《本草名实五十讲》，一篇长文《药物名实研究的多重证据法》，对此问题有所阐述。

《中药材品种沿革及道地性》，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您的本草研究，除了传统考证之外，还借助丰富的诗文、书法、碑刻、道教文献等古代文献资料，解答本草文化中的诸多“为什么”，能否请您具体展开谈谈，为何会形成这种研究思路？
王家葵：我把中国的博物学归为“古学”，文理工农医的知识混杂，而按照古代的社会形态，“文科”统率后面自然学科，自然学科都为“文”服务。这些“文科”的古代知识人士，他们自然知识的获得，只要来源于博物学，本草因其博物学属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知识来源。所以如《证类本草》《本草纲目》这类大型综合性本草的预设读者对象并不完全是临床医生，更包括文人，从浅处说是文人诗赋文章的“语料库”。陆游好多诗都有“读本草”“观本草”，应该就是这种情况。正因为此，引据诗文来证明药物也就顺理成章了。清代以来，朴学家更出于研究目的而留心本草，比如王念孙、段玉裁、郝懿行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引据本草，孙星衍、王闿运辑复《本草经》，以及杨守敬帮柯逢时校刻《大观本草》，应该主要是出于经学研究的目的，而非看中其中的医药知识。由此意义而言，本草以外的各类文献，因为蕴含本草知识，也可以反过来作为本草研究的佐证。
举一个贝母的例子。贝母载于《诗经》，雅名为“蝱”。《鄘风·载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毛传云：“蝱，贝母也。”又专门说：“采其蝱者，将以疗疾。”《尔雅》《说文》都言“莔，贝母”，段玉裁注释说：“莔正字，蝱假借字也。”

《证类本草》“贝母”图

按照毛传解释，采贝母是为了疗疾，这是贝母入药的最早记载。后世说诗者间亦取此意见，如《朱子集传》云：“蝱，贝母也。主疗郁结之疾。”本草家更循此加以发挥。陈承《重广神农本草并图经》云：“贝母能散心胸郁结之气，殊有功，则《诗》所谓言采其蝱者是也。盖作诗者，本以不得志而言之，今用以治心中气不快，多愁郁者，殊有功，信矣。”《本经逢原》云：“《墉风》言采其蝱，善解心胸郁结之气，故诗人以此寓焉。肺受心包火乘，因而生痰，或为邪热所干，喘嗽烦闷，非此莫治。”《夕庵读本草快编》亦云：“《诗》云言采其莔，盖作诗者本于心志抑郁，欲采此以解之。仲景独窥其意，治寒实结胸，外无热者，立白散及三物陷胸汤。成无己释之曰：辛散而苦泄，桔梗、贝母之苦辛用以下气而散聚是也。”
用医学来解读诗经已经很有意思了，而贝母的名实更有意思。贝母以根的特征得名，“贝”正形容其小根如聚贝状，此即陶弘景说：“形似聚贝子，故名贝母。”但其地上部分的形态特征古代却有两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蝱，今药草贝母也。其叶如栝楼而细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连累相着，有分解也。”按照陆玑所形容，这种贝母应该是一种攀援状草本植物，如葫芦科假贝母Bolbostemma paniculatum之类，与后世百合科的川贝母、浙贝母迥然不同。这种假贝母茎基成鳞茎状，肥厚肉质，乳白色，球形，干燥后表面淡红棕色或暗棕色，稍有凹凸不平，质坚硬，断面角质样，符合“贝子”的特征。
葫芦科这种贝母有继承性，宋代《本草图经》分别引用陆玑和郭璞的意见，总结说：“此有数种。《墉诗》‘言采其莔’，陆机疏云：‘贝母也。其叶如栝楼而细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连累相着，有分解。’今近道出者正类此。郭璞注《尔雅》云，‘白花，叶似韭’，此种罕复见之。”《本草图经》绘有三幅贝母图例，其中图注为“贝母”者，即是葫芦科假贝母。北宋张载有一首咏贝母的诗云：“贝母阶前蔓百寻，双桐盘绕叶森森。刚强顾我蹉跎甚，时欲低柔警寸心。”显然也是指此种。可见，直到宋代，葫芦科假贝母也是贝母的来源之一。
看到豆瓣网友评价《本草文献十八讲》说，“许多处实在无必要详写，若人物家世、小说故事等，冗不切题”，我深表无语。为了成立前面说到的“蜂蜜反葱”话题，证明这在古代是家喻户晓的常识，而非医药学者的专门知识，我专门举《金瓶梅》中的一段情节作为民众对“蜜葱禁忌”观念之接受。
《金瓶梅》六十一回“西门庆乘醉烧阴户，李瓶儿带病宴重阳”李瓶儿病危，找了专看妇科的赵太医赵龙岗，一番诊断，赵太医顺口溜样念了一段药方：“甘草甘遂与硇砂，黎芦巴豆与芫花，姜汁调着生半夏，用乌头杏仁天麻。这几味儿齐加，葱蜜和丸只一抓，清晨用烧酒送下。”为了刻画赵太医庸医形象，他口中念叨的句子全是医书本草记载的配伍禁忌，“葱蜜和丸只一抓”也是如此。
真实生活中也有实例。明代罗洪先的《念庵文集》中有一篇墓志铭，表彰一位“孙烈妇”夫死殉节。叙述自杀经过，有这样的情节：“私取葱蜜和饮之，不得死。复计买砒霜食之，为守者所禁，又不得死。已而守者倦，乃就缢室中。”此证明两件事：第一、作为普通人的孙烈妇了解蜂蜜反葱的大背景，并深信不疑；第二、蜂蜜反葱反不死人。

《念庵文集》所收表彰节妇的墓志铭

注意到您去年在籍合学院有一套本草文献讲座，今年又摄录道教文献整理课程，本草文献有哪些特别之处可以与大家分享呢？
王家葵：从文献的角度说本草，真是有意思的话题。本草是非常偏的学科领域，所以文献学家很少留意及此。与前面段玉裁、王念孙等把本草作为研究工具不同，真正把本草作为文献来对待，除了孙星衍辑复《本草经》，杨守敬校刻《大观本草》外，本草文献其实不太能入文献家的“法眼”。这样也就留给了我独立讨论本草的文献学属性的机会。
我说三点本草在文献学上的特别之处。
第一是文献体例的特别。您或许听过《钱本草》《书本草》《禅本草》还有《秀才本草》《圣门本草》这类以本草为书名，并使用本草“文体”的游戏之作吧。本草书在框架结构、书写条例、篇章内容等方面，与其他文献有较大区别，我总结为四点：（一）层叠累加的修订模式；（二）“总论-各论”式的篇章结构；（三）各论下分章节单元，可细化至二级三级；（四）各论药物按条目撰写，乃至发展为程式化的栏目。事实上，现代药物学各科著作比如《药剂学》《药物化学》《药理学》乃至《药典》几乎都采用这种总论-各论结构，总论提纲挈领地概述学科核心问题，各论根据学科性质分配章节，其下则以药物为条目展开叙述，具体条文也基本程序化甚至栏目化。前面已经说过：此并不意味着现代药物学的撰写方式模拟古代本草而来，真实原因是从《本草经》以来就找到了符合本学科的最佳著作方式。
第二是文献亡佚与辑复，本草书有非常特别之处。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由显而隐，散佚乃至泯灭，最终彻底失传。后人从其他文献中爬梳整理，即是辑佚。宋代已开展正式的辑佚工作，如黄伯思辑《相鹤经》，王应麟辑《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三家诗考》，都是较早的辑佚著作。除经子书籍，《神农本草经》在南宋也有辑本。王炎（1137-1218）有感于本草药物由《本草经》的三百六十五种，增衍到《嘉祐本草》一千零七十六种，而“经之本文遂晦”，于是“摭旧辑为三卷”。这一辑本以“本草正经”为名，原书已经失传，但“本草正经序”尚存《双溪类稿》卷二十五中。
钩沉辑佚，往往只能收获原文献之一鳞半爪，直到清代修四库全书，馆臣利用《永乐大典》才整理辑录出几部相对完整的文献，而在此以前，《神农本草经》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通过辑佚手段基本恢复全貌的著作。究其原因，则与陶弘景开创本草文献滚雪球式的文献编辑体例有关。郑樵《通志·校雠略》有“书有名亡实不亡论 ”，对辑佚工作作了初步总结，其中特别说到本草，所谓“《名医别录》虽亡，陶隐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虽亡，唐慎微已收入《证类》”，如此之类，皆属于“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一些重要本草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即郑樵所言“李氏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几乎完整地保存在至今尚存的《证类本草》之中，因此可以利用《证类本草》，将裹夹其中的本草剥离出来，恢复原貌。
第三是本草中尚保存“合本子注”的实物标本。合本子注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早期佛经汉译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文体，“合本”是将同本异译的几部经书合编为一本，“子注”则是以小字夹注方式对母本的注释说明。按照陈寅恪的意见，南北朝时期几部重要文献，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郦道元注《水经》、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等，都深受合本子注的影响。《本草经集注》亦是“合本子注”体例之俗用和变格，而且相对于《三国志注》诸书，本书“合本”特征更加鲜明。我在新完成的《本草经集注（新辑校）》的前言中对此问题有详细说明，以后还准备专文讨论，放在“本草文献识小录”中。

德藏吐鲁番《本草经集注》卷六朱墨分书残片，能体现集注原格式，且是合本标本

看到您在做《本草经集注》的整理工作，能否请您稍为介绍一下？在本草研究方面，您还有什么后续的研究计划吗？
王家葵：其实我最近先后完成两本本草的整理和辑复，一部是耗时一年半的《神农本草经笺注》，以孙星衍辑本为据的笺疏和注释，加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系列，是自己非常满意的一部作品，前言“《本草经》小史”一口气竟写了三万五千字。新完成的《本草经集注（新辑校）》则是多年的夙愿，忽然机缘成熟，几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这个辑本挺有意思，确实可以多说几句。
陶弘景可能是写本时代最具有文献保存意识的著作家，他的著作如《真诰》《周氏冥通记》《养性延命录》《肘后百一方》都接近完好的保存至今，《本草经集注》则因他创立的独特文献著录形式，其主体部分也通过《证类本草》保存下来。正可以借《本草经集注》为例，说明陶弘景如何注意文献保护，以及如何从现存文献中去恢复此书的本来面貌。
写本时代的文献，在传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信息的增衍和丢失。信息增衍有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况，某一代文献保有者主动增益添加内容，或者在传抄中注释批语等附加内容混入正文；信息丢失的原因同样，可以是文献保有者主动删削，也可能抄写或流传过程中部分散佚。所以当陶弘景着手整理《神农本草经》时，他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多少。”这些《本草经》版本的载药数有多于三百六十五种者，也有不足此数者，按照陶弘景理解，他认为这种增删出自魏晋名医之手。针对以上情况，陶弘景乃“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附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撰成《本草经集注》。具体来说，陶弘景用一本载药三百六十五种，上品一百二十种，中品一百二十种，下品一百二十五种的《本草经》作为底本，将名医们增补的意见用“附经为说”的方式与《本草经》文“合本”，为了使增补文字不与底本混淆，他采用朱书《本草经》，墨书名医之说，自己的“子注”用小字书写的办法。此外更增补三百六十五种药物，故《本草经集注》载药七百三十种。

《神农本经》

敦煌《新修本草》序残本

唐代显庆年间，经苏敬提请，朝廷组织以长孙无忌、李勣领衔的官修本草队伍，完成第一部具有药典性质的《新修本草》。此书其实是《本草经集注》的“升级版”，将《本草经集注》的全部内容几乎完整地裹夹其中。后来宋代《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又以同样的方式修订升级，最后汇成《证类本草》流传下来。这种我们称为“滚雪球”或“套娃”的著作模式，使得《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等凭借《证类本草》保存下来。自然可以利用《证类本草》全面恢复这些本草的原貌。
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从《新修本草》开始就对《本草经集注》药物的三品、玉石草木属性有所调整，一些药物又加以分条或者合并，再加上传抄过程中朱书《本草经》文误为墨书等情况，从《证类本草》中辑录出来的《本草经》已经无法符合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时“载药三百六十五种，上品一百二十种，中品一百二十种，下品一百二十五种”的初始状况，所以目前有明代以来中外《本草经》辑本二十余种，各自立说，没有完全相同者。
我从1988年开始作《本草经》研究，到2001年出版《神农本草经研究》，书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辑复问题，也一直有心完成一本属于自己的《神农本草经》辑本，甚至在书中列出了拟定的药物目录和辑复工作方案，但为出版条件所限，没有真正动笔。至于辑复《本草经集注》的难度更在《本草经》之上，当时只是提出想法，尚无具体方案。
几年前中华书局朱立峰老师约我整理《神农本草经》，我其实考虑过用自己的辑本，但觉又得《本草经》辑本已有多种，另立新说固然好，但影响力不够，反而有害于观点的传播。在既往《本草经》辑本中，孙星衍辑本与日本森立之辑本最有特色，森立之自己另著有《本草经考注》详细解说，孙星衍辑本虽引经史及小学资料为按语，尚有补充纠正的必要，所以选孙星衍辑本做笺注。所以这次重辑《本草经》的机会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
江苏文库以影印方式重刊本省古籍，我曾经为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和《养性延命录》写过解题，后来文库出精华编，则以点校整理为主，其中即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承张志斌老师推荐我来作此书，对我来说真是意外之喜，于是“在愉快的气氛中接受了邀请”。待手边工作稍有交待，就迫不及待地思考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恢复《本草经集注》七百三十种药数，如何使每类、每品药物数符合陶弘景留下的分项合计数据。大约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本草经集注》新辑本拟目”，然后开始辑复整理。疫情居家，心无旁骛，工作效率出奇的高。我基本能保证，药物安排满足陶弘景预设的各种已知条件，具体条文也接近原貌，虽未敢言彻底回复旧观，但去原书面貌应该不远。应该是我做文献辑复工作的“得意之作”了。
最后说一说工作计划。药理学是我专业所在，再过四年就可以光荣退休，教学方面，居然获得过一次霍英东教学奖，科研则是我主动放弃的，所以心甘情愿地做了十六年“坐地板（四级）教授”，从不申报更高序列。而专业以外，我居然享有三块自留地，一个是今天与您谈论的本草学问，一个是道教上清派以陶弘景为中心的研究，一个是书法史与书法材料的考证，不负几十年耕耘，都有比较喜人的回报。
本草是我跨入文科领域的发端，因为机缘巧，又得到前辈如尚志钧老师、郑金生老师，朋辈如张瑞贤兄、赵中振兄的提携帮助，所以在领域内有一定影响。目前所作在深度和广度已经接近自己认识能力的极限，重复劳动则非所喜，除了即将动笔的《本草博物志（二集）》或许能给大家带来惊喜以外，还想写一本《本草图像学》的小书，以唤起美术史研究者对本草图像的关注，其他暂无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