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伍尔夫的译者序为何会引发争议？

因为沿用原著初版封面的绝美颜值，上海译文出版社新版伍尔夫文集在小红书、豆瓣等地圈粉无数，成为近期社交平台曝光率颇高的一套书。然而，《达洛卫夫人》的译者序却让已入手或准备入手的读者如鲠在喉。

在豆瓣“榜单图书鉴评中心”小组，@驴打滚太甜了和@不摸鱼不算命 都划线指出了译者序中令人不适的内容。@不摸鱼不算命 对此表示：“这套出版于新时代书籍的译者序还在使用陈旧观念的一版，怎么不能够被别人批评呢？”不少组员在评论区纷纷留言“拔草了”“谢谢楼主排雷”。

网友@不可回收太阳能蕉 将这个帖子转发到了微博平台，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本来因为封面很喜欢译文的新版，不买了……”这条微博也引来了6000多次点赞与2000次转发。

或许正因为舆论持续发酵愈演愈烈，上海译文出版社通过私信回复，表示本版《达洛卫夫人》沿用的是八十年代的老译本，译者对伍尔夫的评价带有时代特点和局限性。之所以沿用，是考虑到这篇是国内较早的研究意识流和伍尔夫的文章，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对于读者感到“冒犯”的部分，将会在重印时酌情修改。

实际上，早在上海译文出面解释之前，就有不少读者为它“辩护”，表示这种留着“批判尾巴”的译序是那个年代外国文学的“普遍待遇”，可能并非译者的真实心声。同样，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沿用了40年前的译本序（不是由译者耿济之所写，而是由校订者所写），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社会根源，单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生活中的罪恶现象，自然会得出远离实际的错误结论。”

不仅仅是外国文学，那个年代的社会科学类著作在引进时，也需要在开篇强调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近年来名著新版很多都保留了这样的“时代烙印”。比如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20年纪念版 分科本）中的《小逻辑》，就保留了1973年编辑部的“编者前言”，提醒读者“要紧紧遵循经典作家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和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译本序、编者前言确实具备一定的历史价值，让今天的读者得以感受曾经的时代空气，付之一笑的同时感叹今日阅读自由的来之不易。《达洛卫夫人》的译序之所以令读者很难一笑置之，是因为其中不仅仅有阶级分析，更有男性译者对于女性写作的刻板偏见，简直是《如何抑止女性写作》活生生的素材。

上海译文之所以沿用这篇译序，可能是默认读者对这样的“时代局限”心知肚明。毕竟，之前其他出版社的相似操作并未引发读者抗议。当然，如此后知后觉也说明它对于今天的女性主义思潮过于迟钝。

实际上，很多读者对于译者序的不满情绪已经日积月累，平日里只不过是隐忍未发而已，这次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豆瓣帖子下面，点赞最多的评论并非针对《达洛卫夫人》的译序，而是所有的译者序——“真的很讨厌译者序，我是来看作品的，不是来看译者自我陶醉的嘴脸，表达过剩的自我。”

在微博上，@30_DORADUS二号机 也真诚地发问“有哪位搞出版的能跟我解释一下这个译者序的必要性吗”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在他看来，放在一本书开篇的译者序会给人先入为主的观感，“相当于电影还没开场，直接先看了五千字影评。”有此同感的读者不在少数，在他们眼中译者序简直就是“自我意识过剩”的同义词，尤其是动辄数十页的译者序。

此类译者序最有名的例子可能要属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旧版村上春树文集都会有一篇长达25页的总序《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及其艺术魅力》，新版每一部前面也会有数千字的译序，用林少华的说法，此举“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

然而，所谓“肤浅的思考”恐怕只是林少华的谦辞，因为他的自我陶醉时时都能从译序中流露出来。比如，在《海边的卡夫卡》的译序中，他先讲述了自己的回信如何鼓励了一位曾陷入精神危机的女生，还表示“自己大半生总算做了一件切切实实有益于青年、有益于社会的好事。”

当然，喜欢林少华这种译者序的读者也大有人在。2017年时，林少华曾经在微博上做过自我辩解：“如今流行无序无跋的裸译。我比较落伍，觉得作序是译者的义务。”评论区就不乏表白的读者，更有人表示“作品有可能只读一遍，但您的序至少会读三遍，读不进去序，就没法进入作品。”

林少华这样的老一辈翻译家之所以认为译序是“义务”，背后可能存在着两种心理。一方面，在那个资讯不畅的年代，为读者介绍作品背景、外界评价、解读线索被视为分内之事，而编辑也往往予以鼓励。这样的导读对于读者来说确实助力不小。另一方面，得益于这样的信息差优势，他们往往会以研究者自居，除了提供必要的作品信息，也会不吝表达自己的见解思考。以林少华为例，为了不浪费苦心孤诣写下的译序，他就以《林少华看村上》为名结集出版。

如今之所以流行“无序无跋”的“裸译”，则是因为很多读者已经无需这样的“拐杖”，更愿意毫无阻隔地直面作品。今天的译者也不再有“研究专家”的沛然自信，不仅因为术业有专攻，也因为不想以一孔之见对读者造成干扰。

不过，“自我意识过剩”的译序虽然大可不必，但是围绕翻译本身的译序却有存在的必要。多年之前，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曾经因为“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的宣传，被指恶意拉踩炒作。“纠正现存50个版本的1000多处错误”这样的自吹自擂更是引来了一波“一星运动”。

然而，如果撇开哗众取宠的宣传文案，单看《老人与海》附录中《谈谈<老人与海>的三个译本》这样的翻译商榷文章，暂且不论李继宏对于其他译者的指摘是否公正，至少能让我们看看到译者翻译时的取舍权衡，以及对于原文的个人理解。

在我看来，每一位译者其实都有义务撰文披露自己的翻译过程，以便让读者可以获知译文何以如此遣词造句，译文与原文风格贴切程度究竟多高，对于那些“不可译”的部分译者是如何权衡处理的。如今，面对同一部著作的不同译本，读者往往只能横向对比译文，如果每位译者都能公开自己的翻译原则，读者判断起来就要容易许多。

因此，出版方是时候认真对待译者序了，不仅仅是一去了之，而是要思考什么才是对读者真正有帮助的译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