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有什么特点，其对企业金融服务有何影响？

从银行分支机构的分布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网点众多，而中小银行通常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内。例如，中农工建交的网点数量分别为1.06万、2.3万、1.6万、1.5万和3300，邮储银行的网点数量超过4万，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网络。

而从股份制银行来看，以规模领先的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为例，两者分别拥有1831和1051个营业网点，远远不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专注于区域服务的城市商业银行的网点数量更少，基本出现在本省内或其它省会城市与一二线城市内，而网点较多的农信社的融资能力较低。因此，一个地区内中小银行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的银行业集中度水平。

国企改革

我国的国企改革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放权让利，增加企业规模和产出总额。具体来说，1978年，四川省开始进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试点，以四川化工厂和宁江机床厂等6家国有企业为代表。

1979年2月，四川省将试点企业扩展到100家，改革成效明显。同年7月，政府制定《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推行扩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权、劳动用工权、生产计划权和资金使用权等。

1984年，政府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强调正确处理国家和国企的关系，将政府与企业的职能分开，明确各级政府机构与企业的权限。

这些政策明显改善了企业供给，满足了市场需求，并且释放了经济潜力；也通过允许企业将部分利润留存在企业内部的方式实现了向国企让利的目标，1978至1988十年之间的产值从3300亿元增至1.04万亿元，利润涨幅达到75%。

实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在整体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实现了规模扩张。国企职工人数从1978年的3300万人上升到1988年的4200万人，固定资产原值也从3200亿元增加到8800亿元18。经过政企分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食品、纺织和家电为代表的轻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产量大幅增加，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支柱产业。

第二阶段始于1993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国企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80年代末经济持续过热，重复建设也导致产能过剩和债务过量。为调控经济，政府实施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通胀和稳定经济发展的政策。作为经济的绝对主体，国企面临着项目停产、产品滞销和资金周转困难的局面，导致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加剧，企业亏损面从1990年的27.6%增长至38.2%。

因此，1997年政府再次启动国企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及管理；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通过兼并重组和债转股等一系列措施，最终国有企业规模下降但盈利能力提升。

到2000年，盈利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盈利额增加了62%，亏损企业的亏损额降低了26.7%，这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三阶段始于2003年，目标是完成国有企业的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

在这一时期，我国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适合经济发展大方向，产业结构重心开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提高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电力和钢铁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和电子和机械等设备制造业的重视。

由于在这些战略性行业的重要地位，国有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较高增速，也进一步明确了产权改革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核心地位。

2007年，政府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一阶段，民营经济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经济地位逐渐提升。

第四阶段始于2013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增速减缓的新常态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提升，倒逼国有企业降低负债率，提升供给质量。

本轮改革分层分类地进行，一方面是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逐步实现国资从独资向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再到非控股的转变，这有利于国资保值增值，提升国企的经营效率；也有效推进了我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审批运行和获取信贷资源方面存在显著优势，降低了其扩张非核心业务的难度，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行为。这一阶段的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剥离非核心资产，更聚焦主业，也利于民营企业打破国企在服务行业的垄断。

企业结构

我国企业可以按照所有制和规模来划分，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经过上述一系列改革，尤其是2003年之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并购重组进一步整合资源，一些国有企业的规模变得更大，而部分小规模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或关闭。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存在较高程度的重合。

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来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具有垄断地位，并保持了长期的繁荣发展。在融资市场上，我国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业结构更利于国有企业获得融资支持，享受优惠信贷。

虽然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均规模较小，但两者的数量庞大，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扩大就业、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支撑。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然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长期受到信贷歧视，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阻碍其发展，其经济地位与得到的金融资源是不成比例的。但是，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和盈利能力来看，国有企业并不占优势。企业的国有股权占比对其创新具有负面影响。

基于1998至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分析也得到类似的结论，认为这十年间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比民营企业低9%，2007年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比民营企业低40%左右。

因此，考虑到我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特殊的银行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在货币政策调控频率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从信贷资源配置、企业经营行为和区域金融风险的角度探讨货币政策对企业和银行部门的影响极具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为评估我国货币政策的微观效果提供了依据，尤其在全球量化宽松非常规货币政策趋于常态化时，全面分析常规货币刺激政策的效果有利于衡量货币政策空间；另一方面从金融稳定的角度为我国继续利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提供了参考，这有利于完善货币政策的配套措施，维持政策的稳健性。

从货币政策的调控历程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我国央行变动货币政策的频率越来越高，使其成为最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从政策工具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央行创设更多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提高价格型调控工具的重要性，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精准度不断提高。

结语

总的来说，我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的企业结构在短期内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银行业始终是微观部门获取金融服务的主要渠道。在此背景下，不同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环境显著不同，获得的金融服务也存在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