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明朝服饰(下)

明衍圣公大红色暗花纱缀绣云鹤方补袍

明衍圣公香色麻飞鱼贴里 山东博物馆藏

九旒冕明 山东博物馆藏

□ 夏燕靖
　　明朝对朝臣服色及配饰图案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这就有了前胸及后背上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补子”。所谓“补服”，亦称“背胸”或“胸背”，是指官服的前胸和后背分别饰有一块方形织绣图案，用来区分官爵等级，通常文官绣鸟，武官绣兽。成语“衣冠禽兽”即源自明朝官服制度。

壹
“衣冠禽兽”起初为褒义词

　　起初，“衣冠禽兽”实为褒扬性赞语，颇有羡慕、赞许之意，用来指代官员身份和地位。在明朝官服制度中，“补服”极具代表性，所谓“补服”，亦称“背胸”或“胸背”，是指官服的前胸和后背分别饰有一块方形织绣图案，用来区分官爵等级，其渊源似与武则天以袍纹定品级有关。《太平御览》卷六九二引《唐书》记载：“武后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袍，以赐文武臣，其袍文各有恦……宰相饰以风池，尚书饰以对雁，左右卫将军饰麒麟，左右武卫饰以对虎。”明朝依制而强化，对朝臣服色及配饰图案作出更加具体而严格的规定，这就有了前胸及后背上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补子”。通常文官绣鸟，武官绣兽。
　　各品补子纹样，均有规定：“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文武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象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八）如是所言，“衣冠禽兽”本来是对明朝官服即文官服绣禽、武官服绘兽的描写和称赞。明初，对这种文禽武兽的花样补子官服的称谓，其实还有一句与“衣冠禽兽”对称的溢美之词，叫作“祥禽瑞兽”。比如，曲阜孔子博物馆旧藏有明朝官吏朝服和公服，其藏品中有一款叫作“衍圣公大红色暗花纱缀绣云鹤方补袍”。其前胸和后背又各缀一块方补，补子上绣有一单鹤，有“一品鸟”之称，象征一品当朝，此属文官服饰之首。另外，鹤的形象，也暗喻君子，有提醒官员注重品行、洁身自好之意。
　　不过，到了明中晚期，由于宦官专权、腐败滋生，出现了文恬武嬉的局面，“文死谏，武死战”的为官从政理念，被贪官佞臣不断冲击甚至颠覆。在此情形下，当时又流传开许多与服饰规制相悖的说辞，“衣冠禽兽”在这一时期逐步演变为贬义。明末陈汝元所著《金莲记·构衅》即用其来比喻品德败坏之人，谓之“文物穿窬，道貌岸然如禽兽”，这“穿窬”一语本是形容翻墙头或者钻墙洞的盗窃行为，即代指这类盗贼。而在明朝之前，人们喻称行为卑劣之人，则有另外一个说辞，叫作“衣冠枭獍”。这“枭”是传说中一种恶鸟；“獍”是传说中一种恶兽，将两者连用，自然就是指恶劣之意。到了清代，“衣冠禽兽”一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表明民众对官场腐败的不满和痛恨，久而久之，“衣冠枭獍”之贬义已然不够击中痛点，因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被贬义化的“衣冠禽兽”取而代之。

贰
衣物选料严苛服饰尚赤

　　对衣物的选料极为严苛，是明朝服饰等级的重要特点之一。明朝对穿着衣料有明文要求。比如，规定庶民百姓不能穿金绣、绮、纻丝、绫罗面料的服饰，只能穿绸、绢、素纱制成的衣饰。并且，百姓不准穿靴，这是特许有身份官员穿着的鞋饰。庶民百姓主要以素绢、葛布作为服装面料，因为这些衣料多为自己纺织的。另外，农夫可戴斗笠、蒲笠等入市井，还规定老农衣制袖长要过手，庶人衣物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总体来说，在明朝对老百姓的穿着衣饰有很多特别的限制。不过在《明史·舆服志》中亦有记载，明初庶人结婚，准许用假九品服饰。洪武三年（1370年），庶人戴帽规定有所松动，初戴四带巾，后改四方平巾，就是帽檐上四四方方。又规定不得用黄色，男女衣服不得用金绣、锦绣等等，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等。
　　明朝帝后服饰，以及文武官员的衣料，虽说有严格的等级区分，但衣料十分讲究，大多是纱、罗、绢、绸，还选用妆花织物和织金织物来作衣饰配料，这就是“云锦”织物。云锦因其色泽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是在继承和融汇历代织锦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达到了丝织工艺的巅峰状态，又被誉为“锦中之冠”。这些衣料组织结构不同，观感也就不同，触感更有差异。尤其是帝王帝后及嫔妃们选用的丝绵、绫罗、绢、缂丝面料，如果用手轻轻抚摸，便能够辨别出不同的丝织品质，因为织料的组织结构完全不同。
　　此外，服色的使用方面也受到制度的制约，如《明实录》记载，明朝服饰尚赤色，因为朱元璋的“朱”姓就是红色。另外，明朝皇室的这个红色还有自己的讲究：在甲骨文中“赤”的构型就是上面一个大字、下面一个“火”字，基本意思就是人在大火边舞蹈、映照得通红满身。《说文解字》有曰，以五行理论假说：“赤从大，从火，南方色也。”所以红色相配。推及而论，古代传统文化中对红色有特别的信仰，明朝的习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明朝男子的便服多为大襟、右衽、宽袖、下长过膝的袍衫，贵族男子多穿绸缎制成的衣物，有时也着织锦缎，纹样多带有吉祥寓意，比较常见的有团云、蝙蝠，嵌一团型的“寿”字，意为“五蝠捧寿”。明末清初非常流行这种形式的纹样，不仅在服饰上可以见到，而且也见于其他的器物装饰，甚至建筑彩绘上。
　　女子服饰有衫、袄、霞帔、比甲、裙子等，命妇服饰由凤冠、霞帔大袖等组成。明朝女子的衣、裙讲究修长，同样也极富变化，上边有缂丝、画裙、插袖、堆纱大红绿绣花等装饰。至于襦裙，上襦下裙，这是唐代服饰的一种主要形式，到了明朝仍然占有一定比例，上襦为交领，就是两边斜叉。衣袖则为一种短衣，裙的颜色各式各样，比较浅淡。上面有暗纹织绣，但并不明显。至崇祯初年，女子裙装则多为素白，即使有刺绣纹样，也是在裙幅下摆一两寸的位置做一些装饰。关于裙幅之美，唐朝李群玉有诗云：“裙拖六幅湘江水”，到了明朝，这种裙子的花色之美进一步表露出来。

叁
服饰交往：“赐服”与“请服”

　　历史上的明朝服饰，直到今天依旧在整个东北亚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明初的“大明衣冠”服饰改革，迅速进入朝鲜半岛的士大夫视野。根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即高丽恭愍王十九年（1370年）五月，明太祖便派遣使臣赐玺书册封高丽王，次年高丽王朝贡方物并“请服”，在官服上使用明朝规制，朝鲜官服除朝服外，又分为时服和常服两种。这就是历史上周边藩属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形成的“赐服”关系。由此，中原王朝逐步形成了向周边藩属国“赐服”的风气，以表示自己的衣冠制度和文化“泽被四方”，而周边藩属国在当时也被视为处于“天朝礼治体系规范”之中。
　　在当时，明朝周边的藩属国受到明朝风俗文化、服饰制度的影响。
　　除朝鲜以外，明朝还曾向前来朝贡的日本、琉球、安南、暹罗、浡泥国、米昔等国赐服。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万历皇帝敕谕》中即有记载：“封尔平秀吉为日本国王，锡以金印，加以冠服。”文末且附有明朝廷赐予丰臣秀吉的冠服等织品的目录。《明史·列传》中则记载安南与明朝的赐服外交史迹。《明史·舆服志》中也提到：“三十一年，赐琉球国王并其臣下冠服。永乐中，赐琉球中山王皮弁，玉圭，麟袍，犀带，视二品秩。”在当时，这些藩属国在接受明朝赐服后，上行下效，对本国民族服饰的面貌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浡泥国“自王以下衣服之制如中国，女服从其本俗”（《明太宗实录》卷八三，永乐六年九月丙午朔条）。
　　按照时下网络流行语的说法，如今我们或可透过博物馆里的明朝服饰藏品窥其一斑，“穿越回明朝”。当然在事实上，历史是难以穿越的。明朝历时近三百年，其间所留下的史籍墨稿，大大超越汉代简策与唐人卷轴，可说是汗牛充栋，浩瀚复杂。况且，明朝史料还有国史实录，有野史稗乘，有家史刻本，更有丰富多彩的文人笔记，即便如此，这些资料中记载的明朝服饰种种，也只能说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文献记载形态，也只能是反映服饰面貌与文化形态的零散片段。
　　故而，虽然我们今天的讲述力求有实有据，然而历史上仍旧存在着很多不能解释的情况。由此来看，虽然“穿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用“穿越”的眼光来考察历史。这不仅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越当时历史发展阶段的思维和预知能力，将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和认知对象认真分析。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