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欧小国整理老物件时,翻出1991年7月某天的日记。写的是那天下着雨,我专门跑到他工作的粮管所里,手搭着他的肩膀,兴奋地告知他“我发表了作品”。
感谢他的分享,让我再次为一份纯洁的情怀热泪盈眶。1991年5月,我的一篇日记体散文,发表在山西《青少年日记》杂志上。文章只有几百字,记录的是自己面对屋外一株手植的药草开花的感慨。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文章印上报刊,那一年我19岁。
当时《青少年日记》杂志并没有通知我,倒是所谓的《青春日记选》写信通知了我,希望我自费买十本《青春日记选》。可我这么一个穷困潦倒的农村青年,是无力凑这笔钱的。
我还记得,31年前的夏天,是我大字不识几个的奶奶递给了我这封《青春日记选》寄来的信。那时,我正在写作专用的小屋里昏昏沉沉地躺着,一看有编辑部来信,心跳立马加速,看完内容,猛然就跳下床大声嗷嗷叫了起来,把我奶奶吓了一跳。我那个喜欲狂的样子,大约和中举的范进是一样的。
我和她解释不清什么是发表,但她深知,能让她孙子开心的一定是好事。在高考梦破灭之后,这是忧郁至极的我第一次脸露喜色。
我骑上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到十公里之外找欧小国分享喜悦。除了他,我还通知了红樱和聂东锦等人。我记得红樱对我说过,“为你骄傲,你一定能成为一个作家”——我没有成为作家,但三十多年来,我一直靠写作活着。
在那个年代,发表铅字,对一个文青来说,就是天大的事。1988年,我16岁,在县广播站文学栏目发表了第一篇散文,稿费一元。这被视为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从未有过的荣耀,父亲激动得到处向熟人炫耀。
那种广播响起来,自己的文字变成文学音符在人心深处震颤的感觉,至今难忘。常常是从地里归来,裤腿上还沾着泥浆,我就饿着肚子听主持人的朗诵,如痴如醉。身心的疲惫和沮丧,就此一扫而光。在有文学之光照耀的日子里,我看到了远方,看到了一个人的心田里,草木疯长。
在县广播站和省台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之后,我就有了更大的野心:让作品成为铅字。此后投稿无数,光邮票钱就差点让我破产,可惜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好在有些心善的编辑手写退稿信,鼓励我继续努力。
我没想到,成功是这样悄然无声地来到的。虽然这样的文字在文学大海里微不足道,但它让我相信,一个“失败青年”也能写出像样的文字。
那一年冬天,我带着“发表作品”的极大快意和自信赴中原从军了。十二载军营生涯中,我做过报道员、影视文化宣传工作者,陆续发表了更多铅字,并因此进了媒体。回头想想,处女作的问世,岂会无所作用?它足以改变我的命运。
我把这份感想发在朋友圈后,众多朋友点赞,并跟评处女作情结。一位山东老友说,“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87年,那一年我已经30岁了,虽然有些迟,还是有些小激动,从此走上文字路,直至后来吃文字饭。屈指算来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处女作是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有同学分享,甚幸!”
我孩子的老师、张教授说,“我第一篇文章发在山西的语文报主办的《中学生文学》杂志上,为此还去参加过全国中学生夏令营!”身在澳洲的老伍则告诉我,他年轻时的梦想就是发新闻头条。1986年他26岁,终于在《南京日报》发了800字的新闻头条,那时的《南京日报》还是一张只有四版的报纸。
疫情前,老伍从澳洲回来省亲,与我一见如故,多次微醺着说起当年的写作和投笔从商的经历,表示一定要重新把文字拾起来。此后,还真的发给我一些新作讨论。
无论经历是否坎坷,世上的每一个文人,都有让自己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的处女作吧!为着那些笑与泪,曾经几人知晓、几人慰怀、几人共饮月下?但我知道,当年写过的字、碰触过的心弦,还在知己的内心深处温润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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