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最后时刻：溥仪颁发退位诏书前，隆裕曾召开6次御前会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袁世凯逼清末帝溥仪逊位。事实上，以前为讨论此问题已经开过三次御前会议了，当然意见不能立即一致。一个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享受了200多年的封建特权，岂能一下子就甘心放弃这些特权？

第一次御前会议

第一次御前会议是在十一月初，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传达民军代表伍廷芳的要求以后，民方提出：“坚持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否则罢议。唐曾屡次电奏谈判艰难，并请速开国会。隆裕太后即召集王公大臣御前会议。隆裕认为此等大事应该由临时国会公决，当面询问王大臣均未提出异议。于是命内阁一方面速拟出选举法，限定日期召集国会，一方面电告唐绍仪转钰廷芳，先行罢兵停战。

袁世凯在这次会上却以退为进，表示奉职无状，罪应万死。隆裕反而安慰他说：“卿勿尔！国家大事既相付托，当勉为其难，即使挽回无术，吾决不咎卿也。将来皇帝成立，且以卿之忠荩艰难，困苦情形告之。言罢与皇帝相抱而泣。诸王大臣亦涕不可抑。”

第二次御前会议

第二次御前会议是在十一月底，即前述国务大臣合词奏言，谈及国内形势危机，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以后。这次会议国务大臣并未参加。会上，贝子溥伦首先发言，他说：“我族再主中夏，固已绝望，即国民会议果开，于我亦绝无利益。袁世凯虽力欲保存君主，而势孤党弱，謦之片石置激流，终必动摇，其何能济！目下和议虽未决裂，而南京已立政府，北伐之声日益加厉，民军四布，与待兵临城下，服从武力，何若自逊让，爱蒂长留！况优待皇室，系民军商请，公论在人，似不中变。”闻孙文为总统，后将由袁接任事若果成，“亦皇室之福。所虑者袁世凯理学气太深，日来辞职之意，坚决非常，此则不可不虑。凡我宗支当说，其不可拘泥者也。”

他的发言颇有见解，只是对袁世凯的辞职的真正用心，看得不准。之后奕劻很赞成他的发言。而溥伟、载泽则不同意他的这种意见。这次会议争议很久，没有结果。

第三次御前会议

第三次御前会议是在十二月初，宗室王公与国务大臣共同会议。这次会上，已经表示过赞成共和的奕劻、溥伦，由于被以良弼、簿伟等为首反对共和的宗社党所恐吓，又改变立场反对共和，当然簿伟等人更加坚持原来立场，反对共和。各大臣都默然相对，过了很长时间民政大臣赵秉钧、外务大臣胡惟德、邮传大臣梁立贻等才发言说：“主持共和，本非初愿，但人心已去，恐君主难保耳。”

实际上这次会议又有了退步。再加袁世凯十一月廿八日途中遇炸弹未伤，宗社党又恫以危词，袁世凯自己也很害怕，事情陷入僵局。而革命军方面却不能等待。故隆裕太后不得不再次召集御前会议。

第四次御前会议

第四次御前会议，奕劻托因病没有到会，醇亲王载沣走到地安门时，听说奕劻未到，自己也返回本府。这次会上恭亲王溥伟当然是力谏太后，“勿惑流言，勿堕奸计。止君主立宪，尚可求生，若一旦逊位，则万事瓦解!臣等宁决死殉国，不服共和！”说话时声色俱厉。隆裕太后说：“吾亦以逊位事大，尔等既不欲，吾敢擅专？”言毕大哭。这时各亲贵又参劾起奕劻来，说他历年误国，诸多罪贲，直到这次主张共和全是错误！

最后载泽又奏劾袁世凯，说他“以军饷不足不能开战为由，颁短期公债，勒捐亲贵大臣，款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又是无结果而散。

第五次御前会议

第五次御前会议是十二月十一日，即段祺瑞等四十三人联名，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共和政体”之后，这是震动很大的示威，几乎是一次变相的兵谏。连反对共和最激烈的人也没有发言，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只有人说这个电文恐怕是假的。这是一种最使人不能相信的自我欺骗。这次会奕劻和载沣还是没有到，最后隆裕太后说了一句：“明日与渠二人决之”而散会。

第六次御前会议

第二天隆裕太后又召集各王公开御前会议，是第六次，各王仍是唯唯诺诺，没有一句肯定的话。最后太后说，你们反复推求，始终迁延不定，这样疑惑会越来越多，“将来必演出同室操戈，涂炭生灵之惨剧！此后兹事我一人承担耳！”于是罢会。

平素遇事无主见的隆裕太后，这时事情被逼在这里，也只好破釜沉舟拍此一板了。当然这不排除事前主张逊位王公及被袁世凯收买的张兰德太监事先给她出的主意。但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害怕一旦民方以武力解决，连优待条件也要失掉。会后便召袁世凯撰拟宣布实行共和的诏旨，等优待皇室条件议定后，即于颁布。诏旨后面并有近支王公的署名。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历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及溥仪，终于颁发了退位诏书。

退位诏发下之前，隆裕太后率皇帝召集近支王公大臣及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开了第六次御前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会议。隆裕太后哽咽流涕，各王公大臣亦皆哭失声。过了一会儿，太后向溥仪说：“尔之所以得有今日者，皆袁大臣之力。即敕皇帝降御座致谢袁大臣。袁大臣惶恐顿首辞谢，伏地泣，不能仰视。”

结语

至此，统治中国268年的最后一代封建王朝及清代宫廷同时覆亡。此后清室的一些成员虽仍在后宫居住十数年，而且保持着所谓皇帝的称号，也曾梦想并进行过复辟，但终未成功。这时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清朝，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