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论儒 | 杨振宁：影响我的是两千年前的《孟子》

1928年，父亲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到他，事实上等于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后我们三人和一位来自合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大约30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背过《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于月亮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abcd.......";当然还教我一些算数鸡兔同笼的一些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了我读了不少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

父亲少年时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比如“上下数千年，一脉永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的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我记得开始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让我六子，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父亲的“真传”，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

这是没有做过父亲的人不宜完全了解的故事。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园19号，那是西园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园于1930年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我们在清华园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的回忆里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颗树我们曾经爬过，每一支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的能力很强了。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微积分，我一定学的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泽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时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的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 and 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我们一家搬回合肥老家，后来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秋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精神。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1945-1980with Commentary(Freemanand Company,1983)第74页上我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家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附：若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父亲与我》的自传中，特别提及一件事，就是：

他在中学阶段念书时，父母要求他背诵《孟子》；当时他没有选择说不的权利与勇气，只好免为其难，把整本《孟子》装进记忆中。他上大学后，学习自然科学，一路走来极为顺利，并获得国际肯定。但是，说来奇怪的是，他幼年时所背的《孟子》，在成年之后，居然成为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换而言之，孟子的话在他的心里形成一套价值系统，每当他面临重大抉择，都会提供明确的答案，因此，影响他的，并不是他所专场的物理学，而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思想。

类似杨振宁先生的例子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我们给自己的心灵什么粮食？这是我们年轻时不能疏忽的大事。（民国87年《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