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641年,齐桓公去世,天下群龙无首。齐国在齐桓公去世后,霸主地位不再,已走向没落;楚国刚刚崛起,强势介入中原事务,但却还未被中原诸侯认可。
齐桓公
在这个江湖权力真空期,宋国宋襄公敏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既然天下诸侯无主,他何不趁机称霸,重振殷商雄风?宋襄公突然产生这种野心,并不是毫无来由。在齐桓公死后,在宋襄公强力主导之下,成功平定了齐国内乱,拥护齐孝公为齐国国君。一举安顿天下霸主之国的内乱,宋襄公的能力及宋国实力,都已让世人有目共睹,宋国的国际声望日渐隆厚。而这,就是宋襄公称霸天下最为重要的政治基础。所以,这一年宋襄公四处筹划举办“国际”大会,盛邀各国诸侯参与结盟,以定宋国盟主之位。
宋襄公
然而,在一次正式会盟之时,却出了点小小意外。
一个山东半岛的小国鄫国,看到宋襄公在策划会盟称霸,顿时觉着是救星要到了。弱小的鄫国,长期孤悬山东半岛,多年以来饱受东夷人欺压。上一代江湖霸主齐桓公在位时,就曾想替鄫国人出头,组织诸侯去打击东夷。但是由于齐国霸业衰落,诸侯国都不听命,齐桓公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东征夷人的计划。此后不久,齐桓公就凄凉地饿死在床,齐国霸业陨落。鄫国,也就成了被中原诸侯遗忘的山东半岛“孤儿”,继续忍受着东夷人的肆意凌辱。
如今宋襄公宣称要继承齐桓公衣钵、称霸天下,鄫侯立刻就看到了得救的希望——鄫国人民的大救星终于到了!所以,一听说宋襄公要在曹国之南举行会盟,鄫国国君虽然没接到邀请函,却也兴致勃勃地往那赶,期待宋襄公能给鄫国主持公道。
可是,还没等到他赶到曹国,半路上就被人给截住了。
二
这可不因为是有人半路打劫,口吐抢劫秘诀“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劫持了鄫国国君。
鄫国国君此时出现,恰好触犯了宋襄公心中之恶。所以,宋襄公干脆让邾国人把鄫国国君给抓了起来!
俗话说,上门都是客。鄫国国君虽然没收到称霸大会的VIP会员卡,但人家主动前来捧场,鄫国和宋国又无冤无仇,再怎么也应该对人家稍微客气些。可是,宋襄公却丝毫不理待客之道,居然把客人当成了阶下囚——这过分了!
然而,凡事有果必有因。
宋襄公之所以要抓鄫国国君,却正是为了宋国的称霸大业。
一国想要称霸,就必须赢得各方势力的认同,让别人心甘情愿地叫“大哥”。而让别人甘愿称呼“大哥”的方法,却是多种多样。齐桓公称霸,是采取“胡萝卜+大棒”政策,不管服不服,先把他打服。宋襄公知道,要想称霸,宋国综合国力还是稍嫌不足,不能学齐桓公那个莽夫直接动粗。所以,宋襄公的策略就是,多方拉拢各方强大势力以为己用,借力打力,以实现“曲线”称霸。也就是说,宋襄公的称霸策略是,“求”着别人认同他的称霸。
东夷人,历史上与商人渊源深厚,实力强大,正是宋襄公重点拉拢对象。为了一个小小的鄫国,去得罪一个未来的强大盟友,这对宋襄公称霸是大大不利。齐桓公称霸,是依靠中原诸侯来打击戎狄异族;但宋襄公称霸,却是要依靠东夷人来助威!这种形势之下,鄫国国君还妄想宋襄公替鄫国出头、主持公道,真是太傻、太天真了。
宋襄公正发愁没机会与东夷人拉近关系,鄫国国君却偏偏上门来求他主持公道,这真是让宋襄公万分尴尬。万一隆重的国际大会进行过程中,鄫国国君开口要求打击东夷,宋襄公是该答应还是不答应?答应了,就得罪东夷人;不答应,又是胳膊肘往外扭,失去天下诸侯之心。
为避免尴尬,宋襄公干脆让邾国先把鄫国国君给抓起来了。
但盟会进行过程中,宋襄公突然间灵光一闪,想到了一条讨好东夷人的妙计!鄫国国君虽然是个尴尬事,但是也可以利用他来巧妙地化解这一尴尬。
宋国是殷商之后,有频繁祭祀的文化传统。宋襄公顺势宣布,要祭祀次睢的土地神。祭祀土地神,以殷商传统,祭品当然不能不丰厚。宋襄公所用的祭品,赫然就是送上门来的倒霉蛋——鄫国国君。
三
用人牲祭祀,是殷商一族上千年以来的传统,世界各国人民都必须得尊重,不得随意指手画脚。羞辱鄫国,就是向东夷人示好,又可献媚于神仙,这真是一举多得!
殷商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商王对每天发生的大小事务都需征询上帝和祖先神的意见,决定何去何从。《礼记·丧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神而后礼。”以此为基础,商人发展出残酷而复杂的祭祀文化,让天下人深受其害。商朝祭祀遗风,也传到了现代——现代人祭祖,杀鱼、杀鸡、杀鸭、杀猪都是必需的。
但问题在于,此时已是周人天下!
周人在周文王时,就大力变革这种疯狂杀牲的祭祀文化,推崇禴祭。“祭祀之盛,莫盛休德”,德行才是最好的祭品,祭祖有禴祭就已经足够了。实力上,周国是“西伯”;在外交上,周国又多是“以德服人”,深得人心;在祭祀时,姬昌却多用禴祭,少杀人,少杀牲。对比商王朝冷血而残酷的祭祀,周人的祭祀文化已出现了革命性突破。天下人对于西伯姬昌的“仁义”,好感度从此大大增加,民心慢慢地就向西北这偏远一隅倾斜了。(《商周文化比较研究o第四章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后来周人取商而代之,人们对周人祭祀文化心悦诚服,不得不承认“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三国经学家王弼解释说,“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休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
四
周人文化熏陶之下,听说宋襄公居然要用人祭祀,他的庶兄公子目夷就急坏了,立刻前往阻止:“……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子目夷
宋国在周王国下生存了几百年,殷商公族之人也彻底转变观念,认为“民”才是“神”的主人,可见在周代,祭祀文化已发生彻底转变。在西方,直到15世纪末,都还处在黑暗中世纪时代。在那时,神权独尊,宗教势力笼罩欧洲大陆,主宰着百姓的生杀大权。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就已明确提出“民为神之主”的观点,否认神权独尊,这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足以自豪的、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
传说在被囚羑里期间,姬昌潜心研究,撰写出了千古名著《易经》,正式提出了“天命无常”的“革命思想”,全面否定了商人“有命在天”、君权神授观念。天下人都被商人“有命在天”洗脑多年,思想上已经多年不敢反抗商人。现在周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理论,告诉大家,大家放心地跟着我们一块闹革命吧,商王室如此残暴,“老天”不会始终眷顾商人,到了某天“天命”一定会眷顾我们!所以,《易经》不但是周人特色祭祀、占卜理论集大成者,还是周人“革”商王朝“命”的指导思想,是周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章 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王晖著)
革命思想
从“神权独尊”到“以民为本”,周人也不是一步“革命”到位,而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周文王到周成王之前,这时期主要是继承殷礼,提出了天命易变思想;第二阶段是从周成王到西周中期,这一时期周人制礼作乐,并形成了尊天、敬德、保民的天人合一观;第三阶段是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开始对天产生怀疑、质问,并形成轻神重民、以民为本的观念。(《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章 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王晖著)
“革命”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并逐步发展成系统化的理论;思想上升到理论层次后,才能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
因此,如果说商代中国是神权独尊的“黑暗中世纪”,周代中国则已进入民神并重、以民为本的文明新时代。虽然,周人也认可神的存在,但周人对于神的态度却是“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礼记·丧记》)
在“以民为本”的文化氛围中,还要强行复兴殷商的“神权独尊”——所以说,宋襄公是错误文化下在错误年代进行的一次错误争霸,失败当然是板上钉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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