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荣氏被绑票勒索50万美元，警方迅速破案，荣家被宰60万

1946年4月25日清晨，上海高恩路一处私人宅邸的大门缓缓打开，一辆装有防弹玻璃的高档轿车从里面开了出来。

突然，一辆黑色军用汽车从斜刺里冲了上去，迅速挡在了前面。不久，车门打开，随即从上面跳下两名军警，快步走向轿车。

一名军警掏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对着车里的人比划几下，说是奉命执行任务，前来请荣老先生去一趟司令部。

荣德生与家人合影

车里共有6人，除了荣德生和司机之外，还有两名保镖，以及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女婿唐熊源。见此情形，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

荣尔仁率先走下车，开口问道：“发生了什么事？非要我父亲去司令部。”

军警答道：“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奉命行事，荣老先生去了司令部就知道了。”

荣家保镖紧接着也一前一后下了车，走上前来查问情况。

两名军警看见他们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不由吓了一跳，心里有些心慌，立即从腰间拔出枪来，大声喊道：“请别乱动！我们是办公事！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此时，荣德生也在女婿的搀扶下，从车里走了出来，连忙发声制止了保镖。

荣德生在上海滩经商多年，见多识广，看见军警乘坐的是军用轿车，手里出示的又是陆军第三方面军的红色逮捕证，自然不愿意得罪军方。

料想对方只是普通军警，不知道具体原因也属正常。何况荣家那么大的产业，偶尔与军方发生误会摩擦也在情理之中，竟然都找上门来了，自己去一趟司令部解释也无妨，于是就答应了。

荣尔仁不放心，也要跟着父亲一起去。军警对着他扬了扬手上的逮捕证，直接拒绝了，说是司令部只要求带荣老先生一个人。

就这样，荣德生坐上了黑色军用轿车，跟随两名军警走了。

荣尔仁觉得事情实在蹊跷，不久后就与陆军第三方面军取得了联系，致电询问父亲荣德生的具体情况。

对方的回答却让荣尔仁目瞪口呆！他们表示从来就没有派出人去逮捕荣老先生，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荣尔仁立刻又打电话询问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方却有些莫名其妙，反问道：“你是不是搞错了？谁有那么大胆子，敢去逮捕荣老爷子？！”

这一下让荣尔仁彻底傻眼了，脸上直冒冷汗，刚放下电话，身体一软，立刻瘫倒在沙发上。

难道父亲是被歹徒绑架了？！这也太猖狂了吧？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冒充军警堂而皇之将上海大亨劫走……

第二天，“特大新闻！上海大亨荣德生被绑架了！”随着报童的一声声叫卖，这则令人震惊的消息立刻传遍了上海市街头巷尾，弄得全城人尽皆知。

人们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纷纷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开始猜测：究竟是什么人？怎么如此胆大包天？荣德生是怎么被绑架的……越传越夸张，成了社会热议话题。

蒋介石闻知此事，认为这是一个树立国民政府形象的好机会。于是，他责令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亲自督办此案。

谁料，宣铁吾为了获得破案线索，两次前往荣家登门拜访，却都吃了闭门羹。

荣德生

荣家人不愿配合警方的理由也很充分，有点让人无法反驳。

第一是荣家在明处，绑匪在暗处。他们干这一行无非就是求财，所以荣老爷子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他们知道荣家与警方联手，恼怒之下直接“撕票”，那荣老爷子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是荣家确实不相信上海警方。绑匪作案现场所使用的红色逮捕证，所驾驶的军车均是真的，否则当时荣德生也不会上当。如果说这件事与军方没有任何干系，谁都不会相信！

案发后，荣家曾多次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交涉，却被告知军车的车牌号码不存在，红色逮捕证早已被注销，这样的理由根本无法令人信服。

因此，尽管荣家人心焦如焚，坐立难安，被绑架案搞得心烦意乱，依然选择以静制动，耐心等待绑匪的电话。

宣铁吾吃了闭门羹，心里有些生气，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让荣家配合办案。因为是蒋委员长亲自下令，也不想错过立功的好机会，还是抽调了大量警力，开始对上海进行全面搜查。

4月30日晚上，荣家客厅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正是绑匪打来的。

双方简单交流之后，绑匪也毫不客气，狮子大开口，上来就索要200万美元，这个价码把荣家人吓了一大跳。荣家也不敢拒绝，表示愿意拿钱赎人，但现在赎金数目太多，一下子也无法凑齐这么多钱，就问绑匪是否能够约个地点进行商量。

第二天，荣尔仁带着三名贴身保镖，早早赶到了昨晚与绑匪约定的地点，却左等右等也不见绑匪前来赴约。

晚上，绑匪打来了电话，语气非常不满，反而大声质问荣尔仁：为何要报警？！是不是不想荣老爷子回去了？

荣尔仁感到莫名其妙，坚决否认自己通知了警方，表示自己是诚心诚意要与对方磋商。最后，双方还是约好了第二次谈判的地点。

却不料，第二次谈判，绑匪同样没有出现。对此，荣尔仁既生气又无奈，觉得绑匪在玩弄自己。

绑匪再次来电，语气明显不耐烦，认为荣家竟然没有诚意拿钱赎人，只好将荣老爷子丢进黄浦江喂鱼了。

荣尔仁非常疑惑，说明明是你们不赴约，为何还要强词夺理，简直是不可理喻。绑匪更加生气了，说两次约谈地点附近都埋伏大量便衣警察，你们家哪里来的诚意？！

荣尔仁一听这话，快速回忆了一下现场情形，确实就如绑匪所说，原本偏僻的地方突然就出现许多陌生人，当时还感到非常奇怪。

经绑匪这样一说，荣尔仁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荣尔仁对绑匪再三解释，荣家确实没有通知警方，之所以消息泄露，或许是荣家的电话已经被警方监听了。

绑匪这才消气，答应暂时不为难荣老爷子，以后再联系。

荣尔仁没猜错！由于荣家人不愿配合，宣铁吾心生一计，只能联合电信局偷偷监听荣家的电话。原本是想在双方约谈现场一举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或者是偷偷跟踪嫌犯找到荣老爷子的藏身之所，然后把人救出来，却不料，两次都被绑匪率先识破了。

三日后，荣家突然收到两封神秘来信。一封是绑匪写的，内容无非是威胁加恐吓，表示荣家如果三日内不付清赎金的话，他们即刻“撕票”。

第二封信是荣德生写的“遗书”，告诉家人目前一切尚好，经过与绑匪“讨价还价”，总算将原来的200万美元砍成了50万美元，希望家人不要再心存幻想，否则他性命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后果。

荣家人哪还敢怠慢，立即通过各种筹钱方式，想方设法凑齐了50万美元，只等绑匪下达新的指示，随时交钱赎人。

此时，宣铁吾为了洗清警方的清白，早日抓到绑匪，开始派出警员对荣家人外出进行跟踪和监视，根本就无法与绑匪联系。

绑匪也特别小心谨慎，一般情况下根本不露面。一个多月下来，荣家与绑匪好不容易约定交钱的好机会，结果都被警方提前知道，而被迫中止。

时间拖得越久，荣老爷子就越危险，万一绑匪失去耐心，恐怕就真的回不了家了。这该怎么办呢？

荣家只好另想办法，为了避开警方的盯守，决定去找一个荣家信任的人，同时警方又不熟悉的人作为全权代表，负责去跟绑匪接头联络。最后，荣家找到了盛兴二厂厂长詹荣培。

詹荣培做人憨厚老实，当年是荣德生一手栽培出来的管理人才，对荣家可谓忠心耿耿，确实是比较值得信赖的人选。

不久，绑匪终于来信了。因为迟迟拿不到赎金，绑匪自然有些气急败坏，但也知道是警方从中作梗，因此还是保持了最后一丝耐心。

绑匪信里说，这次联系方式贴在袜厂招工广告背后。荣家只好偷偷派人前往，见到广告就揭开看，最后终于找到了新的接头地点。

詹荣培奉命前往南京大戏院接头，一直在原地等候，却一直没有见到绑匪前来。

原来，绑匪非常狡猾，只是在试探而已，虽然没有露面，却一直在暗中观察，不过这一次终于没有发现附近有便衣警察埋伏了。

绑匪放下心来，与詹荣培展开了正式谈判。双方决定于5月29日由詹荣培送钱到福熙路康乐村54号，表示只要钱送到，晚上就放人。

詹荣培办事谨慎，答应下来的同时，要求绑匪必须拿几样荣德生的贴身信物看看，以此表明荣老爷子确实在他们手上。

绑匪表示同意，不久后就送来了荣德生的两样东西。一件是荣老爷子的私人印章。一件是荣老爷子平时随身携带的刻有“青年”二字的励志印章。

詹荣培拿回来让荣家人辨认，经确认无误之后，一致决定按照绑匪要求携款救人。

毕竟是50万美元这么大数目，如果一次性从荣宅拿出去，肯定会引起警方的注意。因此，为了避开警方的盯梢，荣家先后派了几批仆人，分几次才把钱陆续送到詹荣培的家里。

5月28日，詹荣培把钱全部藏在汽车后座，自己像往常一样开车到厂里上班。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才把车从厂里开出去。

随后，詹荣培故意开车到街上去闲逛了几圈，发现确实没有警察跟踪，这才驾车直奔福熙路康乐村交钱。

这一次，一切都非常顺利。当天晚上11点，荣家就接到了绑匪的电话，表示钱已收到。明天晚上一定会将荣老爷子送回家。

5月29日晚10点，绑匪没有食言，开着车把荣德生送到了霞飞路。一名绑匪下车后把荣老爷子扶下车，叫了一辆黄包车，吩咐车夫将荣德生送到他女婿唐熊源的家里。

一个小时后，荣家上下一片欢声笑语，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荣老爷子终于平安归来了。

因为荣家人觉得是“破财免灾”，又不想因绑架案而去得罪警方，所以就没有对外界宣布这个喜讯。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什么时候，上海媒体记者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第二天，一则“荣德生成功脱身，交绑匪50万美元赎款”的新闻，立刻登上了各大报纸头版消息，瞬间就在上海滩传开了。

荣家拒绝媒体记者采访，但这并不妨碍媒体对此事进行深度报道。这一起上海大亨绑架案再次成为市民们热议话题。

社会舆论持续沸腾，人们也纷纷开始质疑上海市警察局对于社会治安的保护能力，一度让局长宣铁吾都不好意思出门办事了。

蒋介石对此大为光火，觉得很没有面子。于是将宣铁吾叫到住处兴师问罪，狠狠地将他痛斥了一顿，要求其引咎辞职。

不久，蒋介石为了挽回国民政府的公众形象，表示一定会将绑票案追查到底，不会让歹徒逍遥法外。

京沪卫戍总司令部第二次处长毛森，接到蒋介石命令之后，立即开始调查寻找那些得手后逃散各处的绑匪线索。

毛森是著名的南京特务头子，外表看上去温文尔雅，实际上性格却极为阴狠毒辣，多数人都闻之色变，敬而远之，人送绰号“毛骨森森”。

因为有着多年的情报特工经验，毛森办事雷厉风行，心思细腻，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能力极为敏锐，一旦被他盯上，基本上没有脱身的可能性。

毛森

有一天，毛森与朋友前往一家高档酒楼就餐，碰巧看见一名叫黄锦堂的手下，刚好从酒楼里面出来，开着新买的美国汽车离开。

毛森顿时起了疑心，这个黄锦堂的薪水不多，工作也不是有油水的差事，怎么突然就那么有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毛森就吩咐自己的几名心腹，开始秘密调查黄锦堂的一举一动。

几天后，几名心腹回来报告称，这个黄锦堂每天都在挥霍享受，混迹于上海各大娱乐场所吃喝玩乐，夜夜笙歌，而且出手阔绰，一副富家浪荡公子的做派。

毛森听了，不仅没生气，反而微微一笑，显得有些兴奋。于是，毛森找了借口，让人把黄锦堂叫到办公室，假装聊天试探情况。

刚开始，黄锦堂还在不停狡辩，一会说最近手气好，赌钱赢了一笔钱。一会说有一个富有亲戚去世后，因为没有子嗣，就把遗产全部送给了他……

毛森是审讯高手，早就准备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问题，很快就让黄锦堂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最后败下阵了。

两天后，在毛森软硬兼施的凌厉攻势之下，黄锦堂吓得六神无主，浑身颤抖，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最后交代了同伙人员和作案过程。

原来，荣德生绑票案的两名主犯，一个叫骆文庆，一个叫袁祟杼。整个案件都是两人负责策划和实施的。

两人无产无业，常年混迹于上海滩街头，专门以绑票勒索为生。可惜岁月不饶人，两人眼看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依然没有弄到养老钱。

于是，两人就萌生了最后干一票”大买卖”，然后就退隐江湖、金盆洗手的想法。

两人经过一个月的反复琢磨，最后终于绑架目标敲定了，那就是上海商界的风云人物，荣氏集团的掌舵人荣德生。

随后，他们找到了曾经在荣家面粉厂工作的朱连生，一番巧舌如簧的诱惑劝说，顺利将其拉入团队。

朱连生曾经做过特务，对于上海大街小巷都极为熟悉。在他的指点下，骆文庆、袁崇杼开始乔装打扮，经常在荣宅附近偷偷观察，设法搞清楚了荣德生平时生活习惯、外出的路线等基本情况。

谁料，荣德生作为叱咤风云的上海商界领袖，当时全国人民都熟知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不仅名气大，人脉关系也广，就连蒋介石看见他也要给几分薄面，一般人根本搭不上话。

除此之外，71岁的荣德生深知世道险恶，极其注意人身安全，经常贴身保镖环伺左右，就连坐驾都装有防弹玻璃，基本没有任何下手的机会。

三个月下来，骆文庆和袁崇杼精心设计了多个行动计划，发现都不尽人意，心里不免感到有些郁闷。

有一天，两人前去街头下馆子，借酒消愁，巧遇到了相识多年的黄阿宝。此人以前就是个流氓地痞，偷摸拐骗样样在行，脑瓜子灵活，目前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效力。

席间，黄阿宝听了两人的想法，眼珠子一转，说这有什么难的？直接逮捕他就可以了！

骆文庆、袁崇杼相互望了一眼，于是趁势拉黄阿宝入伙。听完黄阿宝的想法，两人瞬间茅塞顿开，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赞：妙计！妙计！

不久，黄阿宝又找到侄儿黄锦棠，劝说他入伙。原本黄锦堂一心就想发大财，听了叔叔的计划，觉得机不可失，立刻答应。

4月25日这一天，黄锦堂找朋友拿到了一张已被停止使用的红色逮捕证以及假军车牌，向部门申请了外出工作的一辆军车，最后，把所有作案“工具”，全部都交给了骆文庆和袁崇杼。

自从绑架荣德生成功，这伙匪徒就一直把荣德生关在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的一间小屋子里。

此处颇为偏僻隐蔽，因为有黄锦堂这个“内鬼”暗中报信，尽管军方、警察局派出大量人员对全城进行地毯式搜捕，最后都无功而返。

经过一个多月与荣家的反复“较量”，绑匪们最后成功拿到了50万美元的赎款。

荣德生释放后，骆文庆、袁崇杼将所有参加绑票案的人聚在一起，将赎款按照功劳大小分配，一一发放到大家手上，随后立即宣布散伙。

原本，大家约定一年内不允许动用这笔赎款，以免遭到别人怀疑露出马脚。不过，黄锦堂还是没有抑制住膨胀的虚荣心。

有一天，黄锦堂做东，点了一大桌好菜好酒，与朋友们一起痛快畅饮。席间，黄锦堂被狐朋狗友一顿吹捧，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此后开始了花天酒地的生活。

起初，黄锦堂还有些忌惮，生怕引起别人的怀疑，经过几次试探，胆子就大了起来，怎么奢侈怎么来，直到最后被毛森识破。

毛森根据黄锦堂的供述，立即派出大量军统特务，对绑匪进行全城搜捕，结果所有罪犯全部落网。

1946年8月27日，这起轰动上海滩的绑票案主犯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等全部被判为死刑，并且立即执行。

蒋介石大为高兴，特意奖励毛森5万美金。后来，蒋介石还提拔毛森当上了最后一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

荣德生得知案件告破，心情大好，亲自前往毛森家里登门拜访。临别时，荣德生为表心意，赠送给毛森一只金表、一支金币作为感谢礼物。

不过，荣德生似乎有些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荣家的50万美元赎金，尽管被警方追回大部分，却全都进了警察局的库房，说是要作为办案人员奖励之用，至于什么时候归还，说是还要“等上面的通知”。

尤其让荣家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些基层办案相关人员却并不知情，大摇大摆走进荣宅，不断前来索要酬金。

荣家后来经过仔细估算，因为这起绑票案的各种开支共耗费了60万美元，比绑匪索要数目还多出了10万美元，一不小心还被国民政府“吃了大户”，荣氏集团的经营事业也遭受了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