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城市CityTells｜对话许子东：当文学初遇大都会

——本期主播

——收听时间线
09:30 晚清中国，近九成的出版物都出自上海
18:05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叙事是乡土吗？
19:00 新感觉派一面批判着城市的堕落，一面热烈拥抱着都会生活
25:30 不写工人、官员、资本家，张爱玲写得究竟是谁？或许是都市里最庞大却无声的一群人
28:30 张爱玲笔下，小市民的梦想是什么？或许就是要比小市民有钱一些
42:00 都市与传统，在张爱玲爱情小说里的并置关系是怎样的
50:00 城市中的摩登女性，有哪些象征意义
60:35 大都市始终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
节目内容摘选：
——现当代文学的三个主角
如此城市：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中，城市是一个重要象征，但关于城市的书写却从未成为主流。最早遭遇大都会的一批中国作家究竟是如何看待城市的？
许子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城市书写一直是比较弱的。如果我们截取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到后来的张爱玲小说，再到五六十年代《上海的早晨》等作品，写大都市的作品的确是不如乡土文学成就高。
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晚清末年，我们会发现包括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曾朴的《孽海花》）、最早的小说杂志，以及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都是从上海开始的。
当时，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刊物和书籍都出自上海。晚清小说虽然起源于上海，但它们并不表现城市，也不表现乡村，而是表现中国，它是在讲述当时的中国故事。我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在书写晚清官府如何欺压百姓，包括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都是通过书写回望灾难深重的中国。
以往我们认为现代文学只有两类主人公，知识分子与民众（常常是农民），但其实官员是第三类重要的主人公。这是我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一个核心学术观点。

《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许子东 著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 2021.09

以这三类主角来看20世纪中国小说，也能找到三个主旋律，一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救亡，一是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互相改造，一是官员和民众更复杂的矛盾与依赖。
到了1930年代，现代文学的书写主流更强调乡村，这是事实。
“民”在乡村是非常清楚的，可城市中，谁是“民”呢？这其实就难写了。
新感觉派作家在大的框架上跟左翼作家是一样的。他们同样批判大城市的堕落——城市总归是让人堕落的地方，1930年代任何一派作家都是如此——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是热爱城市的，迷恋城市的生活方式。
——“庞大而无声”的小市民，是张爱玲的文学主张
如此城市：“小市民”一度是个贬义词，形容人斤斤计较，但张爱玲描绘的“小市民”却很动人。如今，“小市民”又往往与小资情调挂钩，暗示洋气或前卫的生活方式。如何看待“小市民”的不同意涵？在张爱玲的都市书写中，“小市民”又是怎样的存在？
许子东：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张爱玲是个例外。张爱玲不写资本家，也不写工人，也不写官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里最重要的三类主人公，她都是不写的。她只写这三类人中间的那些数目极其庞大，但无法概括归类的一些人，叫作“小市民”。

张爱玲在上海，站在常德公寓屋顶。

在《传奇》的增订版里，一篇名为《留情》的小说被张爱玲放在了开篇，这篇小说没那么有名，要故事没故事，要象征没象征，远不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第一炉香》以及《金锁记》来得精彩，但是张爱玲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小说集的开篇？
因为《留情》所表现的就是一个上海小市民家庭的典型图景，小市民就是张爱玲的文学主张。
其实张爱玲写的主人公都比我们理解的小市民更富裕一些，但又不够富豪。比如《倾城之恋》里的男主人公范柳元，在海外做生意，有些产业与资本，但还要跟白流苏计较博弈。比如《第一炉香》的葛薇龙，家道中落，但还争取机会去豪门，艰苦地“混”下去。
张爱玲写的是小市民的梦想。小市民的梦想是什么？或许只是比小市民有钱一点。
张爱玲的小说是写小市民的梦想，是写给小市民做梦看的，而张爱玲的散文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她主动地在文学理论上去强调小市民的社会价值。在散文《自己的文章》里，她这么写道：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概括来说，张爱玲的文学观点与五四主流不同，她认为小市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与香港双城记
如此城市：“写香港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看香港的。”具体到张爱玲的文本，上海与香港这两座摩登大都会是怎样的镜像关系？
许子东：简单来说，张爱玲写香港时，会夸大香港的现代化与异国情调。无论《第一炉香》还是《倾城之恋》，她都把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概念、感情方式放在了来自上海的城市女主人公身上。与之相对，男主人公往往是不满旧的礼教，敢于冒险的。男主的身份同样是比较西化的，或者说半中国化的，比如混血儿、私生子或有过海外生活经验的。

电影《第一炉香》剧照，葛薇龙与乔琪乔。

在她的小说里，来自上海的女主人公与身处香港环境的男主人公，进行着一场爱情的战争与博弈。在象征意义上，张爱玲以上海、香港作背景的爱情小说是20世纪中国跟西方文化冲撞的缩影。
总而言之，张爱玲的小说里的上海人，白流苏也好，葛薇龙也好，她们都想奔向新文化、新生活，行动上表现为离开上海，离开大陆，去香港进行一场情感的冒险。在新的冒险里，她们常常被欺负，却又在奋斗、算计、周旋，或许不堪，但有时却又能“打回来”。
所以，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岂止于爱情？爱情博弈的这背后是传统中国被西方文明打开、侵略，而又做出反应的一个过程。
我想说的是，百年来的大都会书写，背后都有着一个中国走向世界的故事，是中外关系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