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文献中“李域”（li-yul，于阗）的不同称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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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于阗地名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备受学术界关注，其在梵文、印度俗语、佉卢文、突厥文中都有不同的写法或称法。在古藏文文献中，于阗被称为“李域”（li-yul），且有li-yul、klu-yul、yul-li等不同的写法，而历代藏族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又给李域以各种不同称谓，对其地理方位的理解也有所差异。本文整理了藏文文献中出现的“于阗”（vu-tan）、“新疆”（zhin-cang）、“泥婆罗”（bal-yul）、“瓦洛”（bal-lho）、“杂丹吉域”（rtsa-ldan-gyi-yul）、“萨勒尼玛尼之域”（sa-las-nil-mavi-yul）以及“鲁域”（klu-yul）、“域李”（yul-li）等若干种“李域”的不同称谓，分析了各种写法及不同称谓出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蕴。

藏文文献；于阗；李域；地名

提起“李域”（li-yul）这一地名，人们立即会将之与“于阗”联系起来，但是，与之毗邻的藏族先民对其含义的理解、称呼及其在藏文文献中的写法，至今已鲜为人知了。随着对藏文文献宝藏的不断开采，相关记载越来越多，本文拟就“李域”在藏文文献中的不同写法、称谓及其含义略作阐述。

一、学术界对“李域”名称的考释

学术界关于“于阗”名称的考释，多是利用汉文文献及其他民族语文献中给出的称谓加以推敲，有不少精彩论述及考证。其中，最为权威的论证来自季羡林等先生校注的《大唐西域记》：

瞿萨旦那国：《史记》作于窴，《汉书》、《后汉书》、《魏书》、《梁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本》以及《法显传》、《洛阳伽蓝记》、《续高僧传》等皆作于阗；《西游录》作五端；《元秘史》作兀丹；《元史》作斡端，又作忽炭；即今之和阗。回鹘文作udun现代维吾尔语称为Hotan。清代由于某些考据家的错误，误置于阗于今之克里雅县；遂有于阗（克里雅）、和阗之分。

瞿萨旦那当为梵文化的名称，原文应为Gostana（不是以前人们认为的Kustana）。原注中的汉那即为当地古代和阗塞语文献中的Hvamna或Hvana。豁旦应为穆斯林传统之Huatan>Hotan（《突厥语辞典》作Hotan）。所谓“印度谓之屈丹”当然非指梵文，而应指印度俗语。汉代于阗古音拟为*ódan，匈奴之于遁当因其原始阿尔泰语圆唇音谐和规律之影响变为*ódun。此外，唐代龟兹人’礼言所著《梵语杂名》中，于阗“磲多二合曩Korttana”，也即古代突厥碑铭《暾欲谷碑》十四行中的qortan。藏文文献中通常称和阗为Li-yül，意为“李国”。

伯希和对和阗一名的含义曾作下列解释：“总之，和阗一名的古音（公元前二世纪）当为*Godan。到公元初又有作*Gostāna>Gostana的，与前一名称同时存在。二者都为*Go地（国）之意，*Go是和阗地区地名中常见的成分，如梵文化的Gomati（按即《法显传》中的瞿摩帝，和阗地区寺院名），Gosrnga（按即《西域记》中之瞿室伽山，玄奘注‘唐言牛角’），*Gomasālagandha（按即《日藏经》中之瞿摩娑罗香）等，但目前尚不能解释。*Go可能为该地民族之名称。”

此外，张广达、荣新江先生在《于阗史丛考》中也作了补充考释：

于阗又名和阗，但在汉文文献中统称“于阗”，例如，从《史记》到《明史》都是如此。至于于阗的当地名称，在较早的佉卢文字中叫做Khotana，在于阗文书中作Hvamna和Hvam，后者也就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称之“涣那”。在周围文明的影响下，当地还有源于梵语的Gaustana（瞿萨旦那）和源于汉语的Yüttina等叫法。

于阗的藏文名称li-yul之由来，学界也有不少考论。

蒲立本认为藏文之称于阗为li-yul，是因为于阗国王在唐朝被赐为李姓，如于阗王李圣天，以王姓冠以地域，遂称为“李域”。这种“李域”地名来源于当地王室姓氏的考虑有一定的可信度。如在新发现的手抄本《于阗文书》中引述：

《香更志》（shing-kun-gyi-dkar-chags）记载，国王摩诃堤婆（ma-hva-de-ba）生有千子，其中最小者被唤作“李域王李”（livi-rgyal-po-li）。其名也被冠于地名，故称之为“李域”。此为当时所起之地名，无可非议。

这里的摩诃提婆，梵文作mahādeva，“唐言大天”，是一位佛灭百年后于大乘部出家的比丘。《香更志》称摩诃提婆为“生有千子”之国王，而《于阗授记》则直称其为“汉地国王”，至于一位大乘部的出家比丘是如何与汉地国王联系来的，不得而知，但此处“李域王李”无疑指于阗国第一任国王——地乳王萨尼，将之与摩诃提婆视为父子，与佛教徒的宗教附会有关。

地乳建于阗国的时间在《于阗授记》和《于阗文书》中均言在佛涅檠234年后。释迦牟尼涅檠的时间，一般考在公元前485年。推算下来，“李域王李”之“李”冠以国名至少是公元前251年左右的事。可见，蒲立本以王姓为国名的思路虽然有道理，但对唐赐李姓之“李”冠以“李域”之说在时间上是成问题的。

于阗王冠以唐赐李姓的说法，王尧、陈践践先生也已指出其缺点在于时间过晚。所说甚是。李圣天称王，并被赐李姓是在10世纪。李吟屏先生也考证，“公元十世纪初，于阗国王以李姓出现在汉文史料中。一般认为李氏王室仍是尉迟氏的继续。李氏王朝中首见其名者为李圣天，据考证，他在位时代为公元912年至966年，即于阗文书中的尉迟娑缚婆。”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藏文文献中li-yu一名的出现，显然要比这一时间早。李吟屏先生对于阗王“李”姓之来源，还给出4种推测：（1）既然自称“唐之宗属”，故假托李姓；（2）于阗在藏文文献中被称作li-yul，即li国，故于阗人冠以li姓，li即李的对音；（3）毗沙门天神系于阗保护神，于阗王历来自称是毗沙门天的后裔，中原地区的汉人认为北方天王毗沙门天姓李，故于阗王采用汉字“李”姓；（4）可能是唐朝赐姓。这些都是对“李域”一名来源的有益探讨。

二、“李域”一名的出现及其藏文本义

《东嘎藏学大辞典》云：“李域，在今天的新疆地区，从古代赞普（btsan-po）时期，就称作李域。”如此，则“李域”一名使用的历史相当悠久。如按前引《香更志》所言以“李域王李”为国名，则“李域”一名的出现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

“李域”一词的本义，美国学者柔克义（W．W．Rockhill）认为，li在藏文里为钟铜之意，藏文典籍称于阗为“李域”，其意是钟铜之国。此说当根据的《汉藏大辞典》，详见后文。瓦尔特（T．Waiters）认为li即“犁”，与于阗产牦牛有关。岑仲勉先生主张，li字为边鄙之意，与汉文俚字有关。巴桑旺堆先生则认为，li字本意为钟铜，引伸为合成、混一之意，乃古藏人把于阗看做是“源发于印度之佛教文字和来自汉王朝之俗人礼义人种混合在一起之国家”，故呼为“李域”。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释于阗为藏语g·yu-vong，意为“玉村”。褚俊杰基本支持这一说法，认为《于阗教法史》（作者称之为《李域历史》）中的hu-then一词，为g·yu-tonh的变音。

“李域”之“李”（li），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解释为“钟铜”或“响铜”，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合金，可以铸造各种乐器和其他器物。如“李玛”（li-ma）为“响铜器物”，“李嘎尔”（li-dkar）为白响铜，“李塞尔”（li-ser）为“黄响铜”，“李玛尔”（li-dmar）为“紫响铜”，“李那合”（li-nag）为“黑响铜”。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域”（yul）有“地方”、“处所”、“范围”、“故土”，甚至有“国”之意。与铜有关的观点在藏汉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如王尧、陈践践先生认为南疆一带古代产铜，藏语li又为青铜合金之一，因而名该地区为“产铜之地”。格勒先生在《藏族早期的历史与文化》中谈及古代藏族与于阗的关系问题时也持此说：“藏族之所以称于阗为li-yul，是因为古代南疆一带产铜，藏语lifo为青铜合金之意，yul为地方之意，li-yule,4为‘产铜之地’。”

从地理方位来看，“李域”位于“谢恰布”河（shel-chab或shel-chu，汉文文献称作“玉河”）流域，从藏文词性上看，虽然它与这条河的命名没有任何联系，但却与这条河以及河岸边的“glang-mgo-ri”（汉文文献中的“牛头山”或“牛角山”）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李域”灿烂的地域文化象征。因此，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名，将“李域”解释为“响铜之地”、“响铜之国”不失为一种较有力的说法。

此外，《东嘎藏学大辞典》中亦有“李”（li）词条，并释之为一个属于阿里地区的地名名称。“这在历史上是清楚的，但在今天有无称作‘李’的地方还尚待考证。”“李域”在自然地理位置上与阿里地区相毗邻，仅一山之隔，东嘎先生将“李”（li）释为阿里之某一地方名的说法对我们理解“李域”一名的来源及其地理区位不无提示。是否所谓阿里之“李”地与“李域”有一定的联系呢？

在前引藏文手抄本《于阗文书》中提到，李域地名来源于“李域王李”之“李”，即以王姓冠以地名，这使我们又联想到古藏文文献中对象雄的一些记载。象雄的国王及其出嫁悉补野家族的王妹都以“lig”字为名字之首。《吐蕃历史文书》载，“过了三年（641），赞普赤松赞（khri-srong-rtsan）之时，灭李聂秀（lig-snya-shu），使象雄全部成为属民而领有之。”

《贤者喜宴》亦有相同记载：

在象雄之地，有国王李聂秀（1egs-snya-shur），臣玛（rma）和热桑（ra-sangs）。

象雄，即汉文文献中所说的大羊同国，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接壤。《新红史》又载：

松赞干布十八岁时，派遣噶尔等大臣、骑士百人，前往迎请唐朝帝狮子赞普（seng-ge-btsan-po）之女文成公主抵达森辛宫（pho-brang-zim-shing）······其时二妃子无子。依次所娶之其他二妃子也无子。

文中所说的“其他二妃子”，其中之一就是象雄王之女象雄妃李图曼（zhang-zhungbzav-li-thig-dman）。象雄王室之“李”在藏文文献中有lig、legs、li三种写法。于阗与象雄，两地地域相连，王姓相同，两地之“李”是否有一定的联系，由于资料缺乏，尚不能断言，还有待今后做进一步的探讨。

另外，从现有的藏汉文文献资料来看，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名中，以“李”字命名的地名还有“理塘”（li-thang）。“理塘”有两个，一个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县，一个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驻地西南郊。前者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地处沙鲁里山以东，雅砻江支流无量河上中游。无量河，又名理塘河，藏语名“理曲”（li-chu），至于地名是依照河流而命名的，还是这条河依照地名而命名的，今已无从查考。后者据说是因为拉卜楞寺的第四世嘉木样活佛·嘎藏图丹旺徐（skal-bzang-thub-bstan-dbang-phyugs，1856-1916）祖籍是甘孜，被认定为该寺第三世嘉木样活佛的转世灵童来到拉卜楞寺后，其家乡的部分同胞也随之而来，定居在寺院西南郊区，因为康区是藏族歌舞之乡，这部分藏族人在新居地亦以能歌善舞而享誉，其故乡之名“理塘”便随之一同移徙至此。这两个“理塘”中的“理”和“李域”的“李”，虽然汉文音译时取字不同，但在藏文中写法却是一样的，都是li。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另有什么联系，岁月荏苒，今已不得而知了。

三、“李域”在藏文文献中的不同写法

“李域”一名，在藏文文献中，读音一致而写法不同者，目前所见有三：

1、li-yul li-yul是见载于敦煌古藏文文献、藏文（大藏经》、教法史文献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写法。

2、klu-yul “鲁域”，与“李域”一词从词法构成上具有可替换关系，故这里将之作为“李域”的一种不同写法备案。这种写法仅出现于《汉藏史集》当中，如果不是误写，则其文化内涵与意义确有探讨的必要，详见下文。

3、yul-li 在文献中，尚有将“li-yul”写作“yul-li”者，这种倒置的写法在《东嘎藏学大辞典》中作了解释：

此地安多地区称之为“域李”，为与称作“李域”之词的头尾相倒置，也与所谓的“印度”（rgya-gar）之称为“印度之域”（rgya-gar-gyi-yul）相同。

“李域”称为“域李”，属“头尾倒置”现象，这种现象虽然在藏文文献中不多见，但从藏文语法构词上能讲得通，如藏语语言习惯上称“汉地”为“嘉那”（rgya-nag）或“嘉那吉域”（rgya-nag-gyi-yul）。“吉”（gyi）为藏语语法《三十颂》（sum-bcu-ba）中的第六格所属格（rnam-dbye-drug-pa-vbrel-sgra），相当于汉语中的“的”或“之”，“域”（yul）指“地方”或“国”，有时也可将“地方”或“国”冠在名词前面，如“域嘉那合”（yul-rgya-nag）。因此，“域李”与“李域”均符合藏语语序排列，意义不变。

四、“李域”在藏文文献中

的不同称谓及含义

通常认为，“李域”（li-yul，于阗），指新疆南部昆仑山以北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一带的今和田地区。藏学界除部分学者认为“李域”就是指今新疆的于阗地区外，还有其他不同说法，如有学者指称其为今天的整个新疆地区，这一说法至今仍较有权威；有的学者认为“李域”是指现在的尼泊尔地区；还有一些文献称李域为“瓦洛”，即“南部尼泊尔”。总之，藏文文献和藏学界学者对“李域”一地给出的称谓总计起来有7种之多。

1、“于阗”说在目前所能见到的藏文文献中，有“于阗”一词的音译词，写作vu-tan，但此词多与城有关，且与“李域”同时出现，如敦煌藏文写卷P．T．960《于阗教法史》中有“于阗大城”（vu-tan-mkhar-dngar-ldan）、于阗城（vu-tanr-gyi-sku-mkha）。

李域于阗（li-yul-vu-tan）复次变为海子时，因未行十善，地方护法神贡布发誓者们和护法龙神们将香相（更）山谷再次堵塞，上下谢水乃汇集在于阗大城（vu-tan-mkhar-dngar-ldan）之内，如今的大集市上，瞿摩帝大伽蓝即供奉扎瓦夏神之寺，寺前复次海浪翻滚。变成海子时，舍利和别的（供品）被龙神带走，供在各自住地。

李域于阗（li-yul-vu-tan）中部的海心之处，在于阗城（vu-tanr-gyi-sku-mkha）内，集市上方，更姆迪尔寺供奉扎瓦夏佛像的下面，海心至今尚存，还有扎瓦夏化身佛的跏趺印。

同一写卷中还有“于阗大育城”（vu-tan-gyi-mkhar-dngar-ldan-gyi-grong-khyer-chen-po）一名：

国王萨尼之孙称作玉拉者，建起于阗大育城。

“于阗”之藏语音译词VUtan的出现，当受汉文“于阗”一名通行的影响。“于阗”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鳁、于窴。”此后，直到宋代，我国的正史、野史均统一写作“于阗”或“于窴”。

从上引文看，vu-tan一词总是与城名相关，且在文献中li-yul与vu-tan并用，可见，二者是有所区别的，从现象上推知，前者可与汉文文献中的“于阗国”相对应，后者指代的地理范围当较前者小，即vu-tan是liyul地区内的一地，或一城。这种现象在15世纪的藏文典籍中依然保存着。《汉藏史集》上篇《圣地于阗国之王统》记：

释迦牟尼曰：“海水枯陆地现。吾涅檠后，此地成为李域（li-yul），有称作于阗五城（vu-ten-gyi-mkhar-lnga-ldan）的大城出现，热札玛护卫此地之时，有一尊能自除尘垢之旃檀佛像自印度到此。”

我们知道，在《大藏经》中，同一部经典的藏汉两文译本，藏文的li-yul与汉文的于阗相对译，这似乎与上引藏文文献中将li-yul与vu-tan相区别对待有矛盾之处。考虑到前者是古代藏族人早已惯用的地名，而后者在汉地自汉代就开始使用，可以推测，藏文之“于阗”音译名称的出现，当受汉文“于阗”一名的影响而来。同时，在藏族的视野中，“李域”与“于阗”确有地理范围上的区别。

2、“新疆”说这一说法出现很晚，藏族近代著名学者根顿群培的著作《白史》中，就“李域”的名称和地理范围作了一番考察，他认为：

“李域”在西藏以北，俄罗斯以南，印度称它为“瞿萨旦那”（kam-sa-de-sha，梵文Gostana的音译），别的国家则曰“土耳其斯坦”（tur-ki-sthvan），汉人则称之为“新疆”（zhin-cang），此地之东界与青海之北部相连，西界则为拉达克和商旅往还之叶尔羌。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则指出：

按照郡丹日贝热智所说的“地乳统治的李域，不是印藏交界的泊域（bal-yul）”来看，李域在藏区的北部，俄罗斯的南部，印度语称为“瞿萨旦那”（kam-sa-de-sha），另外地方称“土耳其斯坦”（tur-ki-sthin）、汉语称“新疆”。此地东接青海省的北部，与阿里、拉达克毗邻之地称为“叶尔羌”（yer-khen）地区，其间有商道贯穿。古代在此地区佛教盛行，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渐衰，此地的僧人逃至吐蕃和印度，自此变为外道之中心。目前仍有牛角山（go-shrang-ga）佛殿的遗址，另外尚有一个佛塔，古代的寺院遗址很多。此地的民族是蒙古后裔。

藏文手抄本《于阗文书》有载：“在此，若依授记言，（李域）坐落在与汉地交界之北，与印度交界的西北。”可见，“李域”只是一个极为简单、并不十分明晰的地理概念。在其他藏文文献中情况亦是如此。我们还发现，在于阗的佛教文化完全被伊斯兰文化代替后，藏文佛教经典就几乎很少提及李域了。因此，“李域”的历史地理沿革变得模糊不清，致使后世学者只能粗略地将“李域”与“新疆”等同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的藏族学者中仍不乏持此观点者。

新疆，是与狭义的“西域”相等的地名概念，“西域”被称作“新疆”，是乾隆时期才开始的，嘉庆时期“西域”才完全被“新疆”一名所代替。

纵观文献中对“李域”一名的认识，似乎也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李域”应该指的是当今和田地区，与古代的“于阗国”相对应，也就是藏文文献中所指的以“玉河”（shel-chab）及牛头山（glang-mgo-ri）为中心的地区，如李吟屏先生所推断的那样，即“魏晋以前的于阗只包括现今和田河流域的和田、墨玉、洛浦三县地域，魏晋以后于阗逐渐强大，兼并了临近的皮山、渠勒、戎卢、扦弥、精绝等城郭之国，领地大致相当于今和田地区。这片地域，东西长约67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总面积24.78万平方公里。”而广义的“李域”，则可与狭义的西域，即新疆相对应，但这是否完全与前引《于阗教法史》的“李域于阗”中那个大“李域”在地域上相吻合，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

总之，将“于阗”（vu-tan）、“李域”（li-yul）、新疆（zhin-cang）三者，视为藏族学者在不同时期对“李域”地理范围的不同认识，也许是说得通的。

作者：丹曲 朱悦梅

来源：《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邹怡思

校对：计梦菲

审定：吴雪菲

责编：吴雪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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