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去世。
就在离世的前一天,普鲁斯特还叫来女管家塞莱斯特,希望她能在手稿中,把书中阿尔贝蒂娜吃的冰淇淋的味道补充清楚:“可能是草莓,也可能是覆盆子。”在人生最后的十余年光阴中,普鲁斯特将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灌注到了《追忆似水年华》(以下有时简称为《追忆》)这部巨著的写作上,只有在哮喘病发作,实在难以坚持时,普鲁斯特才不得不停下来。有一次,他对友人说:“现在必须在我自己的坟墓完工之前为它建造起一座巨大陵寝。”很难想象,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人,他对自己所要完成工作的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及处处高标的严苛要求。如果普鲁斯特的上述隐喻成立的话,他所亲手建造的这座陵寝——无论是其规模和结构之浩大繁复,还是内部设计之精美华丽——都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的陵寝,就连埃及金字塔都无法与之相比。
就这样,一位极度敏感又极度虚弱的男人创造了一个不朽的神话。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极其虚弱的身体和极其强大的创造力这一具有强烈冲击的对比所带来的,更在于几乎每一位阅读《追忆》的读者(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界限),都能从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读到自己——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回忆、自己的事业和爱情……以至于法国作家法郎士曾发出这样的著名感慨:“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窃以为,对这句话的最佳解读或批注,来自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它(指以《追忆》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可以成为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中之种种局限的生动说明,却又可以给予普鲁斯特式的赐福,使我们获得‘更多的生命’。”
难产的巨作
20世纪上半叶,有两个年份在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一个是1922年,因其在小说、诗歌等领域的开创性爆发而被称作“文学奇迹年”(鲁迅《呐喊》、乔伊斯《尤利西斯》、T.S.艾略特《荒原》、伍尔夫《雅各的房间》等诸多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均在这一年问世);另一个则是在更广泛文化意义上有重要影响的1913年。这一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版了《图腾与禁忌》(重要性仅次于《梦的解析》),查理·卓别林收到了好莱坞的工作邀约,从而开启了辉煌而漫长的电影生涯,斯特拉文斯基震惊现代乐坛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上演,而同样在这座全球艺术之都,现代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正式出版。
原版《在斯万家那边》
然而,一部杰作的诞生总有着曲折的命运。就像《图腾与禁忌》因揭示了宗教的起源和本质,而引发了欧洲各国宗教狂的强烈不满,《春之祭》的首演更是变成了一场著名的骚乱,《追忆似水年华》在1912年遭遇了各大出版社的纷纷退稿,整个投稿历程几乎令人绝望。编辑欧仁·法斯凯尔对普鲁斯特写道:“法斯凯尔出版社为出版经典文学而骄傲,而不是您这种世上没有一个读者能坚定到坚持读哪怕一刻钟,何况作者也不这么打算,他的句子散乱无章。”安布罗·奥斯托夫出版社(主要出版一些次要作家的作品)总编在一封信中这样评价普鲁斯特:“亲爱的朋友,我这个人可能是不开窍,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位先生写他睡不着,在床上翻过来又翻过去,怎么居然能写上三十页?”
当然,最著名的退稿来自《新法兰西评论》的总编、著名文学家安德烈·纪德,普鲁斯特最先把《去斯万家那边》(即《追忆》第一卷)的手稿寄给了这位法国文艺界领袖,满怀期待的他等来的却是直接退稿,纪德甚至认为他肤浅且附庸风雅,只配做记述上流社会事件的记者。然而,这个退稿举动(加上这个刻薄的评价)让纪德懊悔终生。仅仅是在1914年1月(距退稿仅一年多),纪德就在写给普鲁斯特的信中诚恳地致歉道:“拒绝这部作品是新法兰西评论社最严重的错误——(我深感羞愧因为我对此负有重大责任),这是一生中最刺痛我,令我感到遗憾、后悔的事之一。”原来,纪德在次年重读第一卷之后,很快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一部伟大的作品。颇为讽刺的是,这段令人遗憾的著名往事,竟成了普鲁斯特这部七卷本巨著在后世的最佳推荐语。
尽管遭遇了一连串的拒稿甚至被戏谑和嘲弄的打击,身体虚弱的普鲁斯特并没有任何的退却和怀疑,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一直怀有毫不动摇的高度自信,而将发生的这一切归结为“世人的愚蠢”。在他看来,就连享有盛誉的法郎士的文章,都曾被《时代报》认为无法卒读而拒绝登载。世人的愚不可及并不能改变他的人生哲学。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普鲁斯特以一种近乎宗教徒般的虔诚姿态写道:“对任何作家,尤其是一个病体难支的作家来说,他的一项职责就是把脆弱的大脑中的思想转移到纸张上,纸张也许亦难久存,但至少可以不和肉体一同毁灭。”老子《道德经》有言:“死而不亡者寿。”肉体终将消逝,思想和精神却可能永存,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度过了往后的余生。
于是,普鲁斯特做出了一个在当时人看来颇感意外的决定——自费出版。要知道,在20世纪初的法国文化中,自费出版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朋友们纷纷劝他放弃这个念头,因为这一举动会让人瞧不起作者。然而,普鲁斯特已将《追忆》的写作和出版看作他余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他要不顾一切地达成这一目标。1913年2月中旬,普鲁斯特给好友勒内·布鲁姆写信,请他向年轻的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推荐出版自己的作品:“我希望格拉塞先生能出版一部我已完成的重要著作,出版费和广告费由我自负。”这部普鲁斯特口中的“重要著作”,被其称作“某种类型的长篇小说”,包括两卷,每卷大约650页。普鲁斯特在信中强调愿意自费出版,原因之一是不希望出版社改动他的著作,之二是希望作品能尽快出版。显然,不容乐观的健康状况让他有一种与死神赛跑的紧迫感。
所幸的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格拉塞出版社迅速和普鲁斯特签订了出版合同。就这样,1913年11月14日,人类文学史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日子,《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正式出版。后世的历史将证明,普鲁斯特的这部作品就像一颗核弹,彻底引爆了现代文学,也永远地改变了世界文学的面貌。
最后的十年
《在斯万家那边》的出版过程可谓历尽艰辛,最终曲折问世。然而,就在这第一卷问世仅仅八个月之后,席卷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历时四年多的惨烈战争不仅影响了普鲁斯特的生活和思考,也不可避免地给他正在创作的小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更耐人寻味的是,普鲁斯特在战前出版计划中的是一个三卷本的长篇小说,他拟定的三卷标题分别是:《在斯万家那边》、《盖尔芒特家那边》、《重获的时光》,共计1500页左右。但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有很大不同的长达七卷的庞然大物,在篇幅上长达3000多页。毫无疑问,一战对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一战爆发带给普鲁斯特的最直接影响是小说出版的中断。战争开始后,出版商格拉塞及其手下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应征入伍,出版社的运作完全停顿下来。这一突如其来的长达四年的出版中断,就像一首庞大的间奏曲,给普鲁斯特带来了此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用于修改、扩充和调整小说的时间。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一种或明或暗的笔调进入了《追忆似水年华》,并成为最后一卷《重获的时光》中贯穿故事时间的历史背景。敏感如普氏,战争从一开始就闯入了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以至于在诸多章节中将小说情节与战争背景紧密交织。普鲁斯特通过描写小说世界中各色人物在战争时期的遭遇、情感、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来记录自己对战争的观察、思考和评论。
直到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底,小说的第二卷《在簪花少女的身影里》转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此时,距离第一卷的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时间。在此基础上,他扩展出了小说的第五卷《女囚》和第六卷《失踪的阿尔贝蒂娜》。在第二卷中业已出现的阿尔贝蒂娜这一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并呈现出了一种卓然特立之感,她作为中心人物贯穿了第五、六两卷,甚而延续到末卷《重获的时光》。事实上,在一战爆发之前,普鲁斯特曾经历了一场强烈的感情挫折(即他与私人司机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奈利的同性恋纠葛),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很快就以异性恋的变型形式(小说叙述者与阿尔贝蒂娜)被写进了小说,并且演变发展为《追忆似水年华》最重要也最出色的内容之一。
在此,作为心理学家的普鲁斯特展现出了自己在小说艺术中的惊人成就,在探索嫉妒在人类情感尤其是爱情中的核心作用方面,他几乎是无可匹敌的。即便是“言必称莎翁”的布鲁姆,也承认把性嫉妒戏剧化的顶级大师只有普鲁斯特和莎士比亚。在普鲁斯特眼里,两情难保长久,惟有“嫉妒”介入,才能拯救寡淡的爱情。斯万对奥黛特如此,叙述者对阿尔贝蒂娜亦是如此。“嫉妒往往表现为一种欲望,心神不安地只想在爱情生活中采取一种专横态度。”我们能否真正了解自己所爱之人?在《追忆似水年华》这本文辞恳切而又痛苦的书中,普鲁斯特直视每对恋人眼中的妒火。他愁肠百转,忧思我们为何渴望彼此占有,嫉妒如何比死亡更持久,以及我们是否可以重返初恋的青涩……为此,他曾给冒险选择同居的人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忠告:
倘你当真和一个女子同居了,你很快会发现她身上那些使你产生爱情的东西都消失了,但“嫉妒”却能令两个人重新走到一起。
一年后,凭借第二卷《在簪花少女的身影里》,普鲁斯特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这个1903年设立的奖项在法国久负盛名,但在经历了疾病、退稿、战争等各种人生波折后,普鲁斯特对于这次获奖显得极为平淡。事实上,此时的普鲁斯特已经病入膏肓,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显然,他进入了与死神赛跑的最后阶段——他的在世使命仍未全部完成。1920年,普鲁斯特多次在死亡边缘徘徊,他不再进食,也不再起床,甚至有时连笔都无法握紧。但他仍然抓住有限的时间,努力增删、修补作品,精益求精。为了想让第五卷《女囚》中在凡尔杜兰家表演的凡德伊四重奏的片段更加真实,也让中提琴手这一人物更加丰满,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去拜访当时著名的小提琴家加斯东·布莱,并恳请他携带整个乐队来家中为其演奏弗兰克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这是作家晚年留给后世的最动人场景之一。
1922年,当最后一个夏天悄然逝去,普鲁斯特感到了死亡的逼近。在连续几个通宵的写作后,他在一个清晨告诉塞莱斯特:“我写下了‘完’字了,塞莱斯特。现在,我可以死去了。”数日后的11月18日,凌晨四点半,普鲁斯特走了。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手稿
普鲁斯特的遗产
普鲁斯特逝世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全球范围而言,这是一个被疫情搅的天翻地覆的焦虑时代,一个快餐文化盛行(以短视频为代表)的碎片化时代,一个热衷于各种“新名词”的概念化时代。于是,我们看到网络和媒体对普鲁斯特最津津乐道的,是一些带有普氏头衔的专有名词,诸如“普鲁斯特爱情”、“普鲁斯特效应”、“普鲁斯特时刻”、“普鲁斯特问卷”等等。事实上,普鲁斯特的遗产远不止这些,尽管整部《追忆似水年华》建筑在一个唯一的地基之上——普鲁斯特时刻,它是对“普鲁斯特效应”(即由嗅觉引发了某种回忆)的全面扩展,一个人经由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或触觉的某个偶然的触发,会闪回某一次过往经历的特殊时刻。
窃以为,在过去一百年间所有对普氏这部巨著的评价中,瓦尔特·本雅明的洞见最为精彩:“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十三卷《追忆似水华年》来自一种不可思议的综合,它把神秘主义者的凝精会神、散文大师的技艺、讽刺家的机敏、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自传性作品中熔于一炉。”可以说,正是这种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综合,造就了现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然而,本雅明遗漏了一点,这部“自传性作品”带有强烈的幻想气质,一种深思玄想的气质始终萦绕在那些普鲁斯特式的长句之中,萦绕在那由感觉、知觉向情感方向的衍变,那如潮水般在心中涌来、退去的纷纷往事,那由渴望、嫉妒和富有诗意的欣喜之情等的延绵起伏所构成的情感波澜,所以它绝不可简单地视为普鲁斯特的个人传记,任何妄图用一个或几个专有名词来定义它,注定都是徒劳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书
普鲁斯特关注的不是社会历史、性解放或德雷福斯事件(尽管他一直积极支持德雷福斯),寻找审美拯救才是这部巨著的事业。为了对抗时间的流逝以及不可避免的死亡,普鲁斯特需要找到一种唯一的方式来完成自我救赎,这种方式不是跻身上流社会,不是爱情,而是审美。普鲁斯特的审美拯救事业在“戈贝特之死”中达到象征性的高潮(这段回忆源自1921年他强撑病体前往凡尔赛美术馆观看荷兰绘画展),小说中身患绝症的作家戈贝特在得知维米尔的名作《代尔夫特风景》(普鲁斯特认为它是全世界最美的画)恰好在巴黎展出时,他全然不顾身体的虚弱,临时凑合了一顿饭,便匆匆前往观看,结果在观画时由于一次突然的眩晕倒地而亡。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孔子的名言:“朝闻道,夕可死矣”。
于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出现了:缠绵病榻竟成了普鲁斯特要完成这一惊人事业的一个几近完美的条件,没有什么比它更有利于一个人在写作中回忆,在回忆中写作……日复一日的漫长夜晚就像普鲁斯特式的绵延不绝的长句,在无尽的黑暗中绽放出一个又一个无由的回忆,它来自你无意中嗅到的一缕芳香,某个昏暗角落里飘来的一串音符,或是偶然翻到或触摸到的一件旧物……所有逝去的时光都存活在或光滑或粗粝的触觉之中,存活在或苦涩或甜腻的味觉之中,存活在或沉闷或尖利的听觉之中,这构成了普鲁斯特的一生,也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在此意义上,《追忆似水年华》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一样伟大,它就像一面镜子,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读到自己。
我们越是深入这部小说,就越会发现,非线性的甚至是纷繁杂乱的回忆之流(亦即时间之流)乃是普鲁斯特编织这部作品的唯一规律,它如此闪转腾挪,如此难以捉摸,时而延宕,时而紧缩,时而遁形,时而倾泻……于是,我们在同一页上,看到它有时像八岁,有时又像十八岁,就像小说主人公的祖母所说,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缺乏时间顺序。小说的艺术从塞万提斯开启,一路走来一直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当下,并将之视为现实的唯一基础。普鲁斯特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他从小说的第一页(包括它著名的开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一曲以睡眠和苏醒为主题的前奏,不断地告诉我们,现实并不是当下,而是一种精神性的指涉。
于是,现代小说的面貌被永远地改变了。18世纪中叶,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将小说推上了探究人的内心生活之路,这一演变的巅峰便是普鲁斯特,或许还可以加上乔伊斯。《追忆似水年华》被《大英百科全书》评价为“历史上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并影响了20世纪小说的潮流”,有人甚至将它称为“天下第一小说”,尽管普鲁斯特本人也不太确定自己写的是不是小说。如今,我们可以说,就像爱因斯坦以狭义和广义相对论,重新定义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普鲁斯特以皇皇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几乎在同一时间重新定义了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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