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人物在历史大潮中的选择与沉浮

或许，他也可能成为一个大人物。

他曾经的下级饶漱石，后来就成了大人物，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只是那一笔最后落得有些沉重。

他的内兄赵尚志，与他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大英雄，跻身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赵尚志两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他可能没有料到，他的这位妹夫在被捕之后，起先经受住了刑讯的折磨，后来，却没有经受住中统特务“软”的一手的考验，意志最终垮了下来。

此后，他的人生就走出了一个十分扭曲的轨迹。

他的妻子赵尚芸此后的身份就有了对比鲜明的两个标签：既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的胞妹，又是中统特务、汉奸胡均鹤的妻子。

变 节

1932年春天，刚刚加入共青团的赵尚芸从东北来到上海，参加团中央举办的训练班，训练班的负责人是25岁的团中央书记胡均鹤。

胡均鹤年纪不大，却是党龄7年的“老革命”了。胡均鹤的家乡如今很有名，是秀美的江南小镇甪直。他在小镇的童年生活相当贫寒，念完小学后就外出谋生，来到上海一家酱油店当学徒，从这里开始参加工人运动，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他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作为中国支部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见到过斯大林。1932年担任了团中央书记。

赵尚芸初到上海，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在训练班里与胡均鹤朝夕相处，产生感情，走到一起。赵尚芸就此在上海落脚。

这年11月，赵尚芸连续几天未见胡均鹤回到两人租住的亭子间。胡均鹤平时也不是每天都回来，他晚上经常在机关住地起草文件，处理工作。但是这次不一样，不仅连续好多天不见人影，而且一点消息也没有。

赵尚芸已经有了一些地下工作经验，觉得不大对头，就让在上海唱戏的姐姐帮忙，搬了个地方隐蔽了起来。她这时已经怀孕了。

胡均鹤确实出事了，他被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的特务抓走了。

特务给他上刑，他没有屈从。

顾顺章那时已经叛变，给徐恩曾出过主意：对死硬的共产党分子，拷打用刑是没有用的，要攻心为上。徐恩曾就给调查科上海区区长史济美打了招呼，对付坚定的共产党人，要另想办法。

史济美想了一招。他弄了本刊物，拿着去劝胡均鹤：你还在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你不知道吧，共产党已经视你为叛徒，把你开除了。他把刊物递过去。胡均鹤将信将疑翻开一看，真有白纸黑字。

史济美又说：你老婆快生孩子了，你总不见得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吧！

胡均鹤心生迷茫，就此变节。

史济美很得意，伪造的共产党刊物居然奏效了。

胡均鹤似乎上了特务的当，似乎情有可原。

但是，还有与他不同的共产党人，面对比他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表现出的格局境界却与他有着霄壤之别。

匡亚明就是这样一位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共产党人。

匡亚明解放后担任过吉林大学校长和南京大学校长。1932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也在共青团系统，担任共青团南汇区区委书记。虽然他的党内职务远在胡均鹤之下，但是，他的格局境界却是胡均鹤无法比拟的。

那一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或牺牲。这时，地下党组织得到一个情报，说匡亚明叛变投敌，向敌人告密，导致许多同志的被捕牺牲。在当时那种严峻复杂的白色恐怖形势下，为了确保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安全，消除隐患，党组织不得已做出决定，对叛徒采取制裁措施。

结果，匡亚明中了自己同志开的枪，负了重伤。后来党组织又调查清楚，匡亚明叛变的情报是不准确的。

匡亚明负伤后，在外滩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敌人乘机挑拨离间： “共产党残酷无情，六亲不认”，竭力劝他“悔过自新，回头向善”。但是，匡亚明面对敌人的劝降毫不心动，对敌人的挑拨嗤之以鼻。他说：“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你们无权过问。所以发生这种误会，完全是国民党背叛大革命，疯狂反共的政策造成的。今天既然被捕，是杀是剐，悉听尊便，不必罗嗦。”

劝降不成，敌人又施以严刑，匡亚明始终刚强不屈。敌人无可奈何，把他关进了反省院。抗战爆发后，党组织立即把他营救出来，送到延安，回到革命队伍中。

珠玉在上，胡均鹤岂不形秽。

网上有文章说：档案没有记载，胡均鹤被捕后出卖了同志。

事实上，档案是有记载的。

中统特务陈蔚如在回忆文章《我的特务生涯》中，明确记载了胡均鹤的叛徒行径。他写道：“1933年春，南京特工总部顾建中和董萌带自首人员陈庆斋、胡均鹤、袁炳辉、姜子云到上海‘表现工作’，住南市小东门东方旅馆。他们经过一番侦查活动后，破坏了共青团沪西区委，逮捕了曹鸿和胡天夫妇”，随后，又破坏了位于“法租界辣斐德路某鞋店楼上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将在三楼的人全部逮捕”。

事实上，胡均鹤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后，因为他熟知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方式，并有不少熟人关系，于是在对共产党人的侦破和搜捕中不时建功，升迁很快，先后出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等职。1938年中统成立后，又获任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拥有了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力。

如果他不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干活，恐怕是得不到信赖并担任这些职务的。

再度变节

八·一三抗战之后的上海，隐蔽战场八面来风，各方反日势力、日本侵略者以及后来的汪伪势力，较量与斗争尖锐复杂。

胡均鹤此时潜伏在上海，担任中统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区长是老牌特务徐兆麟。

1939年9月17日，与胡均鹤同样担任苏沪区副区长的特务苏成德来到胡均鹤家，请胡均鹤外出吃饭。两人出门后，胡均鹤一夜未归。

直到第二天中午，胡均鹤神色异样地回到家里。面对赵尚芸的疑问，他先说看戏去了，一会又说搓麻将到很晚。最后经不住盘问，对赵尚芸说了实话：“我对不起你”。

原来，请他吃饭的苏成德此前被汪伪特务机关76号逮捕，立即投敌，把中统苏沪区的组织和盘托出。随后苏沪区多人被捕，纷纷投敌。那天晚上吃饭，在座的都是已经投降汪伪的苏沪区特务。

在苏成德的软硬兼施之下，胡均鹤再次变节。

苏成德之所以放他回家，是为了诱骗区长徐兆麟。因为只有他知道徐兆麟的住址。胡均鹤内心挣扎权衡利弊之后，没有供出徐兆麟的住址，只是说徐兆麟隔天要和他通一次电话。苏成德就要他在电话中稳住徐兆麟，把他骗出来……

到了约定时间，徐兆麟的电话果然来了，赵尚芸接了电话。徐兆麟对赵尚芸说：“告诉老胡，苏成德出问题了……”赵尚芸望了下胡均鹤，说：“老胡也被苏成德请去吃饭了……”徐当即挂断了电话，逃过一劫。

苏成德的叛变使中统在沦陷区最大的组织苏沪区全部瓦解。徐恩曾对他恨之入骨，尽管苏成德后来屡屡向国民党当局表示悔恨，暗送情报，但是抗战胜利后还是被判了死刑。胡均鹤因为没有供出徐兆麟，抗战胜利后只被判处十年徒刑，保住了性命。这是后话了。

胡均鹤再次变节后，与76号头目李士群同为中统熟人，很快受到重用。先被汪伪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还兼任由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的书记，专门破坏学生运动。

沉沦中的救赎

胡均鹤这次落水后的表现，不论是因为天良未泯，还是想留条后路，或是外部情势的感召，总之，他没有在浑水中一沉到底，而是在沉沦中多有挣扎。

1939年秋天，中共情报系统派遣关露打入李士群身边，做76号特务机关的分化瓦解工作。

在此基础上，1942年2月，中共情报系统负责人潘汉年亲自出面做李士群的工作。见面是在李士群位于上海愚园路的家中。那天在座的另外有三个人，一个是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一个是特殊人物袁殊，另外一个，就是胡均鹤。

这次见面确定了一件事情，由胡均鹤做潘汉年与李士群之间的联系人。后来潘汉年每一次到上海开展工作，住行事宜和安全保护等事项，都由胡均鹤负责张罗。

1942年9月，中共中央电示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以及潘汉年等人，撤退到苏北根据地。刘晓和潘汉年商议，为保证撤退安全，可以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另外开辟一条交通线。

李士群答应了潘汉年的建议，并指派胡均鹤负责安排护送。

胡均鹤回到家里向赵尚芸提到这件事，赵尚芸急了，连连发问：“老胡，你有没有把握？”胡均鹤说：“镇江站的刘毅是我的好朋友，我让他亲自出面将他们送过长江。”

11月，刘晓和潘汉年等人乘坐京沪特快由上海到达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的站长刘毅在车站等候。

潘汉年一行中有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他一眼认出了胡均鹤。晚上他紧张地对同行的妻子赵先说：“今天迎接我们的那位穿西装的人，现在是特工站负责人，他是一个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你要当心。”

王尧山说的中央通报，是1933年中央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文件痛斥了那些投敌叛变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大叛徒，其中点名的叛徒中，就有胡均鹤。

潘汉年听到同志们的担心，解释说：“胡均鹤、刘毅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对国民党是很恨的。因为他们是在严刑下自首叛变的。现在跟着汪精卫走，也明知没有前途，想为共产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我在他们面前只说你们是上海的商人，跟我去新四军那里做生意的。”

潘汉年的一番话，使同志放下心来。

此后一路上，胡均鹤确实尽心尽力，把潘汉年一行安全护送到根据地与沦陷区的接壤地带。

胡均鹤在这一时期暗中为共产党抗日做的事情，国民党特务也有所察觉。

当时担任军统上海区助理书记的特务刘原深，一度被捕汪伪特务逮捕关进76号。他在狱中对胡均鹤冷眼旁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胡均鹤为人深沉，长于谋划，因与万里浪争宠邀功，业务上时有冲突，双方明争暗斗，积不相能，只是没有撕破面皮而已。可是胡的工作表现没有万的出色，所以都怀疑他可是共产党潜伏在76号里从事反间工作的一个人物。”

其实，这个时期，胡均鹤背着汪伪特务机关，不仅为共产党抗日做了事情，而且还与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搭上了线。

中统特务陈蔚如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其后胡均鹤与江苏省调统室取得联系，有报告到重庆，中统局确认胡均鹤为‘地下工作人员’，指示其继续留在南京。胡均鹤时有报告反映日伪情况，有卷存档……”

不过，胡均鹤虽然有心向汉，但是，他终究身在曹营。

后来，他就和李士群一起给潘汉年设了一个局，坑人不浅。

那是1943年4月，潘汉年受派遣打算从苏北根据地去趟上海，任务之一就是见李士群，争取弄清楚日伪即将进行的大“扫荡”情况。此前，李士群曾提供过扫荡的情报。

照例，胡均鹤担任联络人，负责接待潘汉年。

潘汉年到达上海，李士群却不在。胡均鹤一路将潘汉年从上海带到苏州，又带到南京，带到李宅，最后和李士群一起，带着潘汉年走进了位于南京颐和路的汪精卫公馆。

潘汉年虽然拒绝了汪精卫对共产党的政治拉拢，但是，他没有经过批准就与头号大汉奸会面，此事非同小可。

潘汉年返回根据地后，患得患失，犹豫彷徨，没有向组织报告见汪一事，后来一再错过报告的时机，铸成大错。直到1955年潘汉年感到瞒不下去了，才开口报告。此事不仅断送了潘汉年的政治生命，而且牵连了众多相关者饱受蹉跎。

胡均鹤也因此在当时罪加一重。

那次在根据地接壤地带分手后，胡均鹤又两次派刘毅渡过长江，给苏北新四军送过一些情报和急需药品。潘汉年的交通员何荦也与胡均鹤保持着联系。

1943年9月，随着李士群被日本宪兵头目冈村毒死，胡均鹤与潘汉年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再投中统

抗战胜利后，胡均鹤因“汉奸罪”被押上被告席。他在首都高等法院审判中供称：“在任伪特工时曾有掩护中央地下工作人员及策反工作等行为”，并举出他在中统上海区的同事陈奕“等三人可充人证”。

陈奕等人作证表明，胡均鹤任汪伪特工期间，曾暗中掩护中统的特工人员，解救国民党的党官和军官，确实为抗战出过力。

法官最终认为，其功不足以完全抵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

与胡均鹤同为汪伪特工头目的丁默邨、苏成德、万里浪等，均被判处死刑。

有研究者认为，胡均鹤得以保住性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没有出卖徐兆麟。八年后，这位以前的上司在关键时刻为他说了好话。

胡均鹤被关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

不过，他在里面呆了不到三年。

1949年1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胡均鹤当年效力的中统已经改编为内政部调查局。内调局在败退之前，开始筹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布局。他们想到了胡均鹤。

内调局疏通门路，把胡均鹤从监狱放了出来。交换条件是，国民党撤离之后，让胡均鹤留在大陆，负责整个东南地区的潜伏任务。

起义投诚

胡均鹤审时度势，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再为之卖命，就委托往昔的部下刘毅去香港找潘汉年，寻求新的出路。

胡均鹤又一次转向了。不过，这一次与前两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前两次，他都是在被捕之后，都是在外力压迫之下的苟且。这一次，他是主动选择了人生方向。

潘汉年吩咐刘毅，要他们到丹阳去找饶漱石、杨帆。潘汉年同时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根据地。

1949年4月，胡均鹤鼓足勇气，来到丹阳。

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安排下，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与胡均鹤见了面。三十年代初期，饶漱石和胡均鹤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胡均鹤还是上级领导。此时，两人的身份境况已经大相径庭。为了表示对弃暗投明者的鼓励，同时表示不忘故人，饶漱石安排杨帆出面与胡均鹤谈话，然后自己“碰巧”路过，与胡均鹤碰面，寒暄了一番。

胡均鹤对杨帆表示，愿意提供中统在上海的潜伏特务名单，以求立功赎罪。饶漱石得知后对杨帆说：“这个人有用处，可以带到上海去参加‘肃反’，上海反特斗争情况复杂，要用特务反特务，特别是汪精卫特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吃过国民党官司，要利用敌人的矛盾。”

上海解放后，经饶潄石批准，杨帆领导的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情报委员会（后改为情报室），担负特情侦察和情报派遣任务，胡均鹤被任命为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任，穿上了军装。

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均鹤，时隔二十多年后，又回归到他曾经立誓奋斗的革命事业中。只是，这二十多年里，他走的弯路太大，趟的浑水太深。江山仍旧在，只是朱颜改。

参加上海市公安局的肃特工作后，胡均鹤及时整理出《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公安部门依据这份资料，掌控或搜捕了许多潜伏和派遣的中统与军统特务，为新生的红色政权清除了隐患。

胡均鹤的反戈一击，使台湾国民党特务部门大为恼怒。他们通过电台广播指名威胁他，后来又派遣一个特务对他进行试探，企图策反。当时上海解放不久，时局尚不安定，谣言四起。过去在关键时刻几度动摇转向的胡均鹤，这一次表现得坚定起来。他没有被国民党的威胁吓倒，坚拒了特务的引诱与策反，并且向组织上报告了情况，配合公安机关抓获了前来策反的特务分子。

网上公布的上海市公安局资料显示，胡均鹤担任主任的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销的两年中，共提供各种敌特活动线索1142件，从中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武装匪特案件470起，缴获电台81部，搜获与香港秘密联系、破坏金融物价政策的商报台14部。

可见，饶漱石和杨帆当初安排胡均鹤等自首特务“以特反特”的做法是颇具成效的，为解放不久的上海稳定发挥了作用。

波折与结局

运用自首特务以特反特，这样的斗争手段虽然行之有效，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必须严格把握内外有别的界线。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在内部设立情报委员会，让胡均鹤担任主任，并且承担了一些公安机关的职责任务，这种做法显然超过了政策界线。

1951年初，公安部领导到上海检查公安工作，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把这样一些自首特务放在公安局内部使用，属于工作错误。随即要求上海市公安局对任用的原国民党特务进行清理，并特意表示，如上海对胡均鹤处理不便，可将他调到北京。

3月，华东公安部派员启动清理工作，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为此作了检讨，胡均鹤则被解除情报委员会主任之职，脱下军装，留在上海作为特情控制使用。

胡均鹤回到家里，心存疑惑地对赵尚芸讲：“看来共产党不相信我了。”赵尚芸还安慰他：“你所做过的一切，潘汉年都是知道的。”

3年后，受高饶事件影响，胡均鹤被怀疑是饶漱石包庇的“潜伏特务”，被调到北京拘押，接受审查。

他所寄予希望的潘汉年，也在不久后被逮捕，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抗战期间背着党与汪精卫勾结；二是解放后包庇掩护了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

两个问题都与胡均鹤有关。

1982年8月，潘汉年在去世5年后得到平反。

1983年，76岁的胡均鹤因为年老多病获得假释。后来，在其子申诉下，法院经过复查于1984年作出结论：“胡均鹤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历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后其已向组织上作了交代，并早在1941年即与我建立了联系，为我做了工作。根据党的政策，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咎，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应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鹤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应予否定”。法院撤销了原有判决，宣布对胡均鹤无罪释放。

随后，上海市公安局根据胡均鹤于1949年4月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队伍、并且在参加革命工作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经历，申报上级批准，确定他为离休干部，享受行政十五级离休干部待遇。

1993年3月，他以86岁高龄谢世。

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何况胡均鹤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只是，在这个小人物的身上，留下了一连串大时代的独特烙印，留下了历史与个人、命运与抉择、信念与人性交互激荡的复杂印迹。吸引了后人的更多目光在此停留，观之思之，心有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