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首辅“长大后却活成自己最厌恶的样子”的严嵩

严嵩，字惟中，袁州府分宜介桥村（今江西省分宜县）人。弘治十八年，二十六岁的严嵩获殿试二甲第二名，入翰林并被选为庶吉士。然而前程一片光明的严嵩在正德一朝却托病不出仕，这又是为什么呢？

奸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

他宁可不当官，也不愿意与刘瑾、钱宁、江彬这样的奸佞同流合污。此时的严嵩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自己会成为比他们更出名的奸佞。“长大后却活成自己最厌恶的样子”，现实就是这般讽刺和残酷。

正德十六年，明世宗登基，严嵩也出仕还朝，但却被安置在南京这个朝堂官员养老发配地，任翰林院侍读。百无聊赖的严嵩并没有就此颓废，一边遥观北京的风云变幻（大礼议），一边努力工作、静待时机。

因为能力和官声都很好，严嵩在嘉靖十一年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十三年改任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严嵩等来了他的机会。

这一年严嵩赴京朝觐。听说严嵩学识很高，而且对礼仪颇为精通，正计划在礼仪上推出重大举措的世宗就留下了严嵩，并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严嵩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而且他在礼仪上也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多次接触后，世宗也越来越重视他，有时一日要召见两三次。

嘉靖十七年，世宗准备为自己的生父正式加封皇帝庙号并入太庙享受明堂配享之礼。世宗的这一要求遭到了包括严嵩在内的群臣一致反对，原因并不复杂，他的生父没当过皇帝，此举不合礼数。

世宗大怒，将喊得最响的户部侍郎唐胄下狱，并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作为礼部尚书的严嵩不得不再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站在群臣这边，自己可能被世宗治罪下狱，政治生涯完蛋；站在世宗这边，自己可能成为群臣眼中阿谀附和君上的“奸佞”。此时的严嵩早已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迟暮老人了（五十八岁），想得更多的可能是“现实”。

当年杨廷和率领群臣也无法阻止“孤家寡人”的世宗认父，现在自己又有什么能力去阻止大权在握的世宗为生父加庙号呢？现在列于朝堂的同僚包括首辅夏言，又有几个不是屈服在世宗威权之下的“小人”呢？

有了理由和借口，五十八岁的严嵩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妥协。他改口表示赞同，并称“条划礼仪甚备”。现实也如他所料，原本反对的官员也纷纷“屈从”改口称是。

世宗对于严嵩识时务的态度很是满意，并开始利用严嵩来制衡已经有些“不识时务”的首辅夏言。世宗一方面提拔严嵩，到了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已经被加少保、太子太保，并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另一方面世宗不断地找机会斥责和打压夏言，让他在四年的时间里三次致仕。

但是世宗的方法却并没有起到他预期的结果。

首先是这一抑一扬，让严嵩膨胀起来。初掌大权的严嵩有些飘飘然，自视自己成为了皇朝的掌舵人，很多政务上开始自作主张。这是权力欲和控制欲极强的世宗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在嘉靖二十四年他又召回了夏言。

被三逐三还的夏言也没有明白真正的原因，他反而认为自己是世宗无法舍弃的臂膀，三次致仕只不过是世宗受到了小人的撩拨。因此复起后的夏言变得更加跋扈、对所谓的“政敌”也更加凶横。

夏言的这次复起，让严嵩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朝堂斗争的残酷。夏言不但在内阁里剥夺了他的全部权力，还搜出了他儿子严世蕃的罪证，欲置他们一家于死地。为了活命严嵩只得放下尊严让严世蕃向夏言下跪求饶，以示自己的屈服。

但是夏言的跋扈在刺激严嵩的同时，也刺激了世宗。于是这两人又无言的联手了。

嘉靖二十六年，夏言在“复套之议”中再次激怒了世宗，被世宗下令致仕还乡。严嵩意识到如果夏言再次复起，自己定然不能善终。于是给夏言下一剂猛药，他使人状告夏言与提出“复套之议”的曾铣暗地勾连，犯了“奸党罪”（边将交结近侍官员）。

严嵩的本意是不给夏言再次复起的机会，但是现实再一次让他感受到了朝堂斗争的残酷 -- 夏言被斩首弃市，自太祖以降这种事儿就未再发生过。

严嵩在这一刻应该是明白了世宗的真正用意，他不需要独当一面的干将，需要的是言听计从的奴仆。

明白了这些，再次成为首辅的严嵩就没有了轻松和高兴。他反而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凡事都不自己拿主意，全部交由皇帝决定。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他想得太简单了，世宗不想拿主意，或者说世宗不想公开的拿主意，他只是暗示臣下他想怎么样。

世宗既想肆无忌惮地使用权力，又不想背负使用权力而来的相关责任。所以他决定让内阁做背锅侠，好事儿那自然是皇帝圣明，坏事儿那肯定就是阁臣私下揣摩圣意而妄为。

严嵩有两个选择，一个主动致仕回家，一个是做这个“奸佞”。可能是严嵩觉得即便自己不做“奸佞”，朝堂里等着这个机会的人也是数以百计；也可能是他抵抗不了权力的诱惑，心存侥幸觉得到事难为的时候自己再退。所以已经被磨圆了的他选择了后者。

但是在权谋上严嵩完全就和世宗不在一个层次，他此时没能明白，世宗的这条船上去之后就下不来了。

嘉靖二十九年和嘉靖三十三年，沈链、杨继盛分别弹劾严嵩，后均被治罪并迫害致死。一些人认为他们是被严嵩陷害致死，并有相关史籍证据。只能说这是古代史官们的传统 -- 为尊者讳。实际上这也完美地旁证了严嵩的“功用” – 背锅。

世宗如果无意整治沈链和杨继盛，他们别说被迫害致死，连下狱都不会。世宗这么做有两个目的，其一严嵩只不过是他的木偶，攻击严嵩实际上就是攻击他；其二让严嵩背负上一些“血债”，让他必须依附于自己翼下才能自保，这样严嵩就无法逃出他的掌控了。

当严嵩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发现自己无法逃脱了。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被世宗提线摆弄的命运已无法改变，“奸佞”的罪名更是直接刻在了他的额头上。

这时严嵩贪赃枉法，因为判断事情对错的标准成了“能不能让世宗满意”。曾经的理想和坚持，就算是还记得也会被他自己扔到九霄云外。

不过严嵩并没有彻底的黑化，他在自己尚可把控的狭小空间里维持着自己的初心。成为朝堂大员后，严嵩并未放纵自己的生活，他自始至终守护着自己的原配妻子。这样的人在明朝文臣中并不多，另一个是于谦。

有些时候他也敢站出来反对世宗，比方说世宗因为迷信“二龙不相见”，既不想立太子，也准备让裕、景二王十六岁时赶快成婚并搬离皇宫。世宗的这个做法非常不利于朝堂的稳定，在朝廷众臣都不敢吭声的时候，严嵩站出来反对。

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

裕、景二王出宫后，因为世宗依然没有表露出立谁为太子的明确意图，朝堂分裂为两派。虽然大家都明白这是个隐患，但这种敏感的问题也无人敢明说，还是严嵩站出来发声。

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

在朝廷政策上，严嵩主要是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开海和互市，想办法为朝廷增加岁入。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朝廷估计早就被世宗给折腾破产了。更重要的是严嵩一手扶植起胡宗宪并给予他支持，为其后平定倭乱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对蒙古的政策上，严嵩和世宗的分歧很大。世宗倾向于对蒙古采取强硬态度，严嵩却认为明军衰败无力对抗，应以和谈来解决矛盾。自古以来凡提议议和的基本都不会有好名声，更何况是一个奸佞？

所以后世在对外政策上对严嵩的评价和诟病，让他比肩秦桧。但是嘉靖一朝的现实，实际上已经证明了严嵩的观点，明军无力对抗蒙古。而后隆庆朝的“俺答封贡”不就是在给严嵩正名么？

嘉靖四十年，严嵩再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过作为提线木偶的他已经失去了自己选择的机会。

这一年嘉靖令景王出京就藩，这也意味着皇朝开始准备皇权的交接。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了皇权的安全过渡，也需要提前让旧臣退出，新臣上位。所以嘉靖放弃了严嵩。

背锅二十年的严嵩早已成为了众矢之的，虽然明白人都知道他的绝大多数罪名都是世宗的，但是只要世宗不承认，那就必须是他的。

最终他的儿子严世蕃以通倭罪被处斩，严嵩被判家产充公、削职还乡。隆庆元年，严嵩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八十七岁。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人生兜兜转转，严嵩最终还是成为当年自己最厌恶的那一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