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友谊宾馆开始的友谊——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中外史学交流

位于人大旁边的友谊宾馆

读者或许可以猜到，那个青年就是当时在上海华东师大求学、研究生即将毕业的我。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北京并没有几处接待外宾的旅馆。中苏友好时期所建的友谊宾馆，便是许多外国友人访华的一个下榻之处。当时的我被要求出示证件和登记自己的名字，未免心存恐惧，签名的时候颇有点紧张，生怕留下不良的记录。所幸的是，当我敲开伊格尔斯先生的房门，看到他和蔼可亲的笑容、握住他温暖的大手，心情顿时舒展了不少，刚才进门时的紧张感便一下消散了。更可喜的是，伊格尔斯先生不喜欢客套话，也即英语里说的“small talk”，而是立即进入正题，聊他最喜欢的历史学，因此也让当时的我，轻松了不少。因为讨论历史学，我那点英语口语水平，尚能结结巴巴地应付，也能提一些问题，但如果寒暄家常，那就一定会捉襟见肘、无法应对自如了。
那天下午我们到底谈了什么，记忆已经有点模糊，只记得伊格尔斯先生给我看了一篇他刚发表的论文抽印本，内容有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历史学之走向社会科学化。他还鼓励我到美国留学，我用了一个自以为不错的词回应他，“这个可能是可望不可即的”（This might be a wishful thinking）。但他的回答则是：“这是有难度的，但并非不可能”（It is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然后他又对我说，他回美国之后便会寄申请的材料给我。我们临告别之际，他又邀请我去友谊宾馆的咖啡厅小坐，一同吃了冰激凌解暑，然后我向他告别，离开了友谊宾馆。
我与伊格尔斯先生那次在友谊宾馆的见面，是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的对谈。但我在一年之前就在北京图书馆读了他十年之前写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在这次见面之前，我也已经听了他那时在北京的几所高校和社科院世界史所所做的几场讲演。说到我与伊格尔斯先生的结识，还得归功于北大张芝联先生的引荐。最近张先生的高徒、北大历史系高毅教授应浙江大学邀请，做了“我所认识的张芝联先生”的讲座，里面提到张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虽已年迈，但热心推进中外史学的交流。他不仅邀请外国史学家来华访问，而且还热情推荐中国学生外出留学。我与高毅都是受益者，因为那时人穷，出国必须获得对方学校的奖学金，所以张先生的人脉和推荐便至关重要。
我认识张芝联先生，是在一年之前。在我随郭圣铭先生攻读西方史学史的硕士期间，系里为研究生提供差旅费，我便藉此在1983年夏天首次到了北京，主要在北京图书馆阅读有关西方史学的外文书。经华东师大王养冲教授的书面推荐，我又去北大拜访了张芝联先生，同时也认识了历史系的张执中、高毅等研究生。顺便一提的是，张执中与高毅一样，是北大历史系77级本科毕业的高材生，浙江湖州人，才华横溢，但又谦虚低调、说话细声细气。那时他不仅已经发表了学术论文，而且还喜欢作画，水平绝不亚于艺校的学生。他在研究生毕业留校之后，到哈佛大学交流了一年，后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随欧洲思想史名家、与昆汀·斯金纳齐名的约翰·波考克（J.G.A. Pocock）攻读博士。他不但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还在闲暇的时候为导师画了一大幅肖像油画，惟妙惟肖，深得波考克之喜。当然这是后话了。

张芝联先生（左二）、张先生夫人（右二）与伊格尔斯先生（右一）、伊格尔斯夫人（左三）在德国友人家做客

张芝联先生与我2000年在费城罗丹艺术馆门前合影

记得从朝阳区坐公车到北京师院，至少得一个小时，而如果到北大，则需要在动物园换乘332路车，一路晃晃悠悠，觉得时间甚是悠长。但那时年轻好学、精力旺盛，像这样的“长途跋涉”，在没有空调的车厢里挤上几个小时，里面的空气五味杂陈，似乎并不在话下。要知道，那时从上海到北京，就需要差不多一天一夜；穷学生自然买不起卧铺，也就在硬座上将就了。至于车厢里是否应该安装空调，这样的念头对那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想都想不到的。
我在北京的那个六月，虽然听了好几场伊格尔斯先生的讲座，但具体内容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倒是她夫人薇尔玛·伊格尔斯也应邀在北京师院讲了一次，我还有点印象。其内容有关捷克妇女的研究，而她本人就是捷克人，二战期间逃离纳粹而到了北美。那个年代妇女研究抑或妇女史的研究在西方也起步不久，在中国更是一件新鲜事，或许因此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记忆。不过，我尽管现在不太记得伊格尔斯先生当时具体讲了什么，但以我之后对他学术的了解，应该内容一定与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有关，而这些讲座在当时的中国，听众反响甚好，提问也相当热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对了解外国和西方学术，称得上如饥似渴、热情高涨。个中原因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应该也不难理解，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已经与外界隔离了有三十年之久。我记得幼年时代，中国最好的朋友就是处于欧洲一隅的一个名叫阿尔巴尼亚的小国，而通常形容两国的友谊是这么两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知己”或许是“知己”，但毕竟远在天边，“若比邻”的形容也就很是贴切了。
伊格尔斯先生那时给的几场讲座，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学界刮起了一阵旋风，但影响应该是既广且深的。社科院世界史所的陈启能和姜芃当时也是听众，他们便对之记忆犹深。2006年我与一位奥地利的年轻学者一起为伊格尔斯先生的八十诞辰编了一本祝寿文集，邀请陈和姜为之供稿，他们写的就是伊格尔斯先生如何为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史学界，带来了新鲜又适时的知识，让听众大开眼界。我虽然对伊格尔斯先生讲了什么，记忆有点模糊，但还记得北京师院有一个老师认真严肃地向伊格尔斯先生提问，说：“您介绍了这些新兴的史学流派，那么您是否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其中最正确的呢？”坦白地说，那时的大多数听众（包括我在内）也心存此念，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对西方史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也源自西方），仅此一派，并无其他。
个人的回忆就是穿梭往返、像梦境一样不按时序的。我这里又要穿插一句：伊格尔斯先生与海登·怀特不同，没有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他的最后一本出版的著作，就是与我一同主编的《全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Marxist Historiographies: A Global Perspective），由英国罗特里奇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此书的标题是复数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各国史学的影响，多重又多样。事实上，上面提到伊格尔斯先生1975年写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就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章。我们在四十年后出版《全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的一个契机就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2012年辞世，此前一年他出版了类似回忆录的《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一书，读后让我们若有所思、深有感触。霍布斯鲍姆用这个书名，毋庸讳言是因为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强调生产力、也即经济基础的改变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而思想观念等都属于上层建筑，处于次要和被动的位置。但饶有趣味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却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显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事实上，包括霍布斯鲍姆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贡献，就是推动了战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注意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和互动的关系。E.P. 汤普森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便是史学领域的一本代表作。我和伊格尔斯一起主编的《全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书，从全球比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和趋向，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二十一世纪以来直至今天的中外历史发展，都间接或直接证明，政治层面的变迁当然与经济基础有关，但也常常与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产生紧密的联系。
伊格尔斯先生在结束他的北京之行的时候，对我说他们的下一程将去西安，然后有可能会到上海。一周之后，他们夫妇果然来到了上海。我从火车站接了他们之后，便遵系里的嘱咐，租了一辆出租车，带他们在上海的几处风景地（外滩、玉佛寺和徐家汇）转了一下，中间还在华东师大用了午餐，由系领导出面作陪。那时的上海，既无地铁又无高速，一般人出行都坐公车，不但拥挤不堪，而且行速与北京的公车相仿，慢慢悠悠。所以如果没有出租车相随，一天之内要走这么几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换句话说，由于陪同伊格尔斯夫妇的缘故，我这个上海人第一次感受到上海居然在我眼里变“小”了。不过话也得说回来，那时的我们之所以能坐了出租车游遍这些地方，也因为那时马路上并无什么人开车。
我们在外滩溜达的时候，伊格尔斯对我说，他出生于汉堡，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我们在外滩上散步、伫足，望着黄浦江江面上的鳞波，让他想起了故乡。他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含着微笑，但神情有点黯然，欲言又止。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身为犹太人的伊格尔斯，从小就受到了种族主义的伤害，是纳粹屠犹的幸存者。他的父亲在汉堡经商，家境殷实。他小的时候，与同学们相处甚睦。但纳粹主义上台之后，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一群德国孩子就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把他揍了一顿。他的父母由此觉得，纳粹德国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他的父亲于是之后赶紧去了一趟纽约，在街上电话亭里的电话簿上查找到一个可能的远房亲戚。拨通了电话之后，对方居然允准为他们全家的移民担保，所以他们全家才在1938年的10月移民到了美国。一个月之后，纳粹分子便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通译“水晶之夜”，但我觉得有点溢美），肆意攻击犹太人的店铺和住家。而在此之后又不久，所有在德国的犹太人就必须被隔离，然后被移送到集中营关押，其中的绝大部分人最后惨遭了纳粹军人的屠杀。

汉堡的商业街，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当年兴建的，现在也有中资的介入。

伊格尔斯全家移民美国之后，政府让他们疏散到几个城市。他们选择了弗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士满，原因只是因为相比其他地方，该地离纽约最近。但这一无意的选择，却在伊格尔斯的人生轨迹中显得颇为重要。美国政府那时虽然接受了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但对本国南方的黑人却采取了种族隔离的政策。伊格尔斯就读的里士满大学也不例外。从小就遭受种族歧视的伊格尔斯，对此十分不满，对黑人则抱持同情的态度。他在大学期间，对外国语言和文学颇感兴趣，确立为自己的专攻。他12岁到的美国，不仅在德文的听说读写上与德国人无异，而且在本科期间还以法语为专业，同时还学了其他多种语言，包括世界语。他曾有一次对我颇为认真地说，“可惜那时没有中文课，否则我一定会学中文的”。伊格尔斯在外语学习上的天赋，从他早年求学的经历上便是证明。他学习优秀，多次跳级，17岁就在里士满大学毕业，获得了法语语言、文学的学位，然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德语系学习，用德文写作了其硕士论文。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在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学习上略有点松懈了下来”。但他还是在25岁的时候，便拿下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学生时代的伊格尔斯热衷学习外国语言文学和文化，表现了他的“世界公民”意识，而他对种族歧视的愤恨，又让他对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和各种族裔，抱持一种平等对待的态度，其中自然也包括他对中国文明的尊重和对中国人的友好。这两点都在他之后的史学史研究中，有着比较明显的表现。我这里用了“之后”这两个字，那是因为伊格尔斯在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并没有马上进入史学史的研究。上面说到他在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在学习进度上有所松弛，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思想日益激进，积极参与了那时非裔美国人的平权运动。他的激进行为，使得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做了立案审查，但他不以为忤，而是在博士毕业之后，选择到美国南方的黑人大学任教，也参与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成为了一个与黑人并肩作战的“兄弟”，终生不渝。
伊格尔斯为帮助美国黑人兄弟，有过多次堪称英勇无畏的行为。首先是他在黑人大学教书的时候，其学生不准到其他图书馆用书，而该校的藏书又少的可怜，因此伊格尔斯向其他学校和市政府几次写信，最后给他的黑人学生争取到了看书的权利。其次是他一次与孩子们一起坐公车，他上车之后坐在了留给黑人的后座，并拒绝驾驶员的劝说而改换到前座，随后还被带进了警察局。最后是他同情、帮助黑人的行为，遭到了白人邻居的嫉恨，在他们家的门牌上将他们的名字从“Iggers”改成了“Niggers”，也即骂他们为“黑鬼”，但他们一家不改初衷、毫不退缩。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平权运动获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伊格尔斯也逐渐专注其学术研究，换了几所大学，在《美国历史评论》、《近代史研究》和《历史和理论》等美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最终进入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如上所述，他的史学史研究反映了他的世界主义理想和平权主义思想。以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而言，可以说是充分反映了国际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版的几部史学史的著作，无视西方之外的史学传统，而是假定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才代表了历史学的正宗。同时，史学史的研究又延伸思想史的传统，主要探讨史家思想的延续而忽视史学思想的社会性。伊格尔斯1968年出版的《德意志的历史观念》（又译《德国的历史观》）一书，便基本是一部德意志历史思想和史学理论的探讨。但他自1975年写作《欧洲史学的新方向》开始，便侧重交代史学思想变迁的政治、社会背景。1979年他又与人合编了《国际历史研究手册》一书，推动了史学史研究的跨国视野，突破了以西方史学为中心的传统。而他在二十一世纪初邀我共同写作《全球史学史》，则不但注重历史学变迁背后的历史进程（比如该书的第四章“两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历史写作”，就是一显例），而且还突出了全球比较和互动的视野，实践了他认定历史意识存在于所有文明的立场。一言以蔽之，如果说伊格尔斯的史学史研究，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史学界的极大重视（他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和《国际历史研究手册》都在那时就被译成了中文；前书的译者是赵世玲、赵世瑜姐弟），绝非偶然，而是他本人在史学史的研究中不断突破、推陈出新的结果。

伊格尔斯先生与我（2017年7月，离他去世前四个月）

汉堡的“外滩”；该市诸多港口之一。

2021年11月10日犹太教堂前面纪念“玻璃之夜”未烬的蜡烛。

汉堡新修的、引以为傲的音乐厅

汉堡是上海的友好城市，这是绿波廊集团在那里修建的“上海豫园”

（2022年11月26日写于伊格尔斯先生冥辰五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