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人说君臣楷模是假的，李世民和魏征真的都是沽名钓誉之徒？

李世民与魏征一直被誉为君臣千古典范，魏征就喜欢啪啪打人脸，李世民则很享受啪啪挨打，结果打出了帝制历史上的一座丰碑。清代学者袁枚却认为这不是丰碑，而是两座奥斯卡奖杯，李世民与魏征是一对出色的演员：

“太宗有故纵魏征之心，博纳谏之名。魏征有挟制太宗之意，彰能谏之直。”

意思是，李世民为了博取纳谏的美名，故意纵容魏征，而魏征则心领神会，挟持李世民的意图，彰显自己铮臣的形象。因此袁枚认为，剥开真相，二人其实是在搞政治秀而已。

袁枚的这个思想影响很大，很多人咬文嚼字，深扒三层皮，越来越觉得君臣之间确实有作秀的成分。

袁枚还总结说，魏征进谏有个特点，他要先对进谏的问题做一个评估，如果这个问题可行，且皇帝不接受的话又无伤大雅，那就进谏；如果这个问题说了又会得罪皇帝，那就知趣地闭上嘴。

因此袁枚作出了两个结论：“其谏太宗之心，即其谏建成之心矣。女之四嫁，而以克家称者也，谥之曰贞，愧矣！”

魏征对李世民的进谏，跟对李建成的进谏一样，都是虚伪的。同时他就像一个嫁了四次的女人，明明是克夫的祸害，却获得了一个“贞”字谥号，简直就是一种羞辱。

袁枚对魏征的评价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已经达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估计魏征要是活着肯定会三秒内就被气死。那么魏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袁枚的评价到底是否公正呢？我们先从魏征的“四嫁”谈起。

魏征是否该为“四嫁”背枷锁？

魏征出身于一个小士族家庭，隋末时他加入了瓦岗寨，担任典书记。李密非常欣赏魏征的文章，却又不能用魏征给他献上的“十策”。

在洛口之战前，魏征再次献策说：目前的局面不利于作战，应该高沟深垒死防，等王世充粮尽撤军时在从背后袭击。李密不听，结果输光了家底，只好向西归顺了李渊。

魏征也跟着李密到了长安，可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任用。吃白饭的滋味不香，于是魏征自请到山东招降割据武装。这个职位叫“安集掾”，给一个使者的身份，能招降就是赚的，招降不了也没损失，那些无法安置的边缘人员，通常会以这种身份被派出去四处撒网碰运气。

魏征这次出差捞了一条“大鱼”，也坏了自己的“贞操”。

他来到黎阳，说降了守将徐世绩（李勣）。徐世绩当时奉李密之命守护黎阳仓，李密匆匆忙忙跑到长安，把徐世绩当孤儿弃了。魏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徐世绩归唐，开黎阳仓输粮于唐将李神通。

在李唐建国战争中，魏征就做了这么一件拿得出手的贡献，可他还没来及因此得到提拔，就丢了“贞操”。

原来窦建德攻陷了黎阳，徐世绩、李神通和魏征都成了俘虏，魏征被迫接受了窦建德起居舍人的职务，当了一回伪官。

李世民打败窦建德之后，魏征才“翻身得解放”，再次回到长安。这一次运气比较好，他得到了李建成的赏识，被任命为太子洗马。不是“弼马温”，而是太子的政务顾问，职务不高，地位不轻。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斗期间，魏征曾经给李建成提出了两条非常重要的建议，第一条，跟李世民争夺平定刘黑闼的军事指挥权，第二条，对李世民要先下手为强。

很多人只看到争夺平刘黑闼军事指挥权的战功问题，却没看到更重要的一层，即抢夺河北集团的支持。哥俩矛盾是怎么来的？因为李世民平定山东后，将山东武装势力和士族集团全都收归自己帐下，形成的政治势力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所以，河北集团再也不能落到李世民手中，这才是魏征眼光毒辣的地方。

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第一条意见，却没有听从第二条建议，结果被李世民抢先下手了。玄武门之变后，再次做了俘虏魏征不客气地对李世民说：“太子要是听我的话，哪有今日之祸？”

李世民爱才，也想收复李建成余党，所以赦免了魏征，并任命其为谏议大夫。历经李密、窦建德、李建成三个主人，“四嫁”的魏征终于修成正果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袁枚这个充满道德审判的字眼非常不恰当，甚至显得迂腐不化。

乱世之中有识之士都想有所作为，都相投真主，可真主只有一个，难免看走眼，或者没机会一步到位，改换门庭是常态。李唐阵营中，元谋功臣也只有17位，从龙之臣基本是李家的关系户，大多数功臣都是降将。

比如秦琼就换了五位主人，与魏征一起被俘的徐世绩也担任了伪职。李建成的党羽后来投靠李世民的更是不计其数，比如薛万彻兄弟、宰相王珪等。袁枚凭什么单单讽刺魏征“四嫁”呢？难道明知前面看走了眼，还要一错到底？

魏征进谏原则是否如袁枚所说？

首先袁枚评价魏征进谏的标准就有问题。我们再把袁枚的评价拉出来：“知其说之可以行，即不行亦无害，则谏。知其说之必不行，而又犯上所忌，则不谏。”

他的意思是，魏征进谏关心的第一个要素是皇帝的态度，触怒皇帝的话不能说；第二个要素是内容的安全性，哪怕不被接纳也无所谓。而进谏最重要的要素——内容的实际意义，却不在魏征的考量范围内。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一看魏征到底进谏了哪些内容，以及李世民的态度。

魏征一生进谏超十万言，光贞观初年就谏言二百余事，新旧唐书记录了十几件事，并摘录了四五篇奏疏，内容相当庞杂，我们选择比较典型的几件事。

奏改三品官拜亲王礼仪：当时朝中的礼仪是亲王为尊，哪怕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在大路上遇到亲王，都必须下车行礼。宰相王珪认为这么做有违礼仪，请奏改正。

李世民很不高兴：“你们想抬高自己的地位，就卑下我的儿子吗？”王珪没敢搭话，魏征接过话头：“自古以来亲王的地位就在三公以下，本朝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是天子的列卿和八座之长，他们给亲王下车行礼，这不是亲王能受得起的。”

李世民不服，以嫡庶之别比喻君臣，认为三品以上官员不拜亲王就是轻慢天尊。魏征不为所动，他据理力争，逼得李世民批准了王珪的奏请。

止黜责上封者：封奏相当于意见箱，即用非公开的方式对皇帝提意见，包括批评皇帝。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很多人驴唇不对马嘴，浪费了李世民大量时间，气得他下旨，如果再以捕风捉影的方式提意见，上封奏的人就会挨骂或罢官。

魏征提出反对意见：“封奏和古代立谤木一样，都是为了让君主及时了解自己的过失，您既然想闻过，就不要在意别人说话的方式，人家说得对，就对你有益，说得不对，也无损于国家，为何要处罚封奏的人呢？”

责备李世民骄傲自满：一次李世民大宴群臣，席间他有点小傲娇，问魏征当今跟古代大治之世有什么区别，魏征冷冷地说：“贞观初年，您鼓励大家进谏，三年以后要顺着你说话，你才能接受，如今您即便勉强接受批评，也是满肚子不服气。”

李世民大吃一惊：“我真的堕落成这样了？你举例说明。”

魏征说：“当初元律师论死，孙伏伽认为判得太重，您把兰陵公主的府邸奖励给孙伏伽，大家都说奖励太重了，你坚持认为应该鼓励直言进谏。后来柳雄被论死，戴胄和稀泥顺着你说，先判他坐四五天牢再释放，你这才高兴，这叫‘悦而从谏’。前段时间皇甫德参批评您修洛阳宫劳民，收地租敛财，尚高髻坏俗，您愤愤不平地说，‘国家不征一民，不收一租，宫人光头，才能让你称心如意？’我当时就说，‘大臣进谏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难免语言急切，甚至近乎讪谤。’您这才接受了皇甫德参的进谏，可心里始终愤愤不平。这些都说明，你已经越来越难以接受谏言了。”

李世民醒悟：“只有你才会对我说这些，人总是这样，很难认识自己。”

阻封禅泰山：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李世民其实有资格封禅泰山的，他原本也想举办封禅仪式，可惜被魏征制止了。李世民很不爽，连发七问责备魏征。

魏征毫无惧色，说了一段长篇宏论，大意是说，您虽然有一定的成绩，但如今国家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封禅是虚名，实则很耗费民力财力，且容易引起夷狄的觊觎之心，实在得不偿失。

李世民虽然很想封禅，但还是咬咬牙接受了魏征的建议，放弃了。

像这样惹得李世民不高兴，甚至发怒的进谏还有很多，请问魏征真的如袁枚所言，他所进谏的事，哪一件事是可有可无的小事？他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态度吗？

事实上，因为太丢面子，李世民曾经向魏征“求饶”：你能不能当面顺着我，背后再提意见？魏征一口回绝：“当年顺从，退后说事是尧舜最反对的。”那意思就是说，您不是想当尧舜嘛，那就得有尧舜的心胸，接受当面挨喷。

还有一次，李世民被魏征怼得拂袖而去，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发誓要“杀了这个乡巴佬”。这种做派像是演员吗？也太玩命了吧？

至于说魏征进谏过程中有奉承的词语，那就太吹毛求疵了。进谏的目的是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照顾别人的情绪难道不是进谏的基本技巧吗？难道非要针锋相对，把自己搞成比干才叫铮臣？

魏征直言不讳地亮明态度：我愿意做良臣，不做忠臣，忠臣要用我的生命，和你的污名来成全，所以忠臣的存在，其实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损失。这恐怕就是当初李建成不接受他的谏言，他也不固执己见的原因。可在李世民面前，魏征就敢于说真话。

李世民是否有沽名钓誉之嫌？

客观讲，李世民在很多事情上有表演的成分，比如他比刘备还要擅长哭。不过，如果说李世民纳谏是沽名钓誉，我是一万个不赞成。

所谓沽名钓誉，是指一个人行为的真实目的与表面宣扬的不一致，比如李世民纳谏，如果有证据表明他一边鼓励大臣们进谏，一边又不采纳谏言，甚至对进谏者打击报复，那就是沽名钓誉。

事实上不是如此，李世民为了纳谏，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甚至做到了宁可委屈自己，也要鼓励大臣们进谏，也尽可能地采纳进谏，行为与目的一致，这怎么能叫沽名钓誉呢？

魏征在贞观之前，除了说降徐世绩而外寸功未立，却被李世民列于凌烟阁功臣榜第四位，这就说明，魏征的谏言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有一次李世民问岑文本：“你觉得魏征跟诸葛亮相比谁更贤能？”岑文本惊掉了下巴：“诸葛亮才兼将相，魏征怎么比得了？”

李世民摇摇头：“魏征用仁义辅佐我，让我更接近尧舜，诸葛亮也做不到这一点！”

还有一次，李世民当着大臣们的面说：“贞观之前，跟随平定天下的，房玄龄功列第一；贞观之后，对我尽心尽力，为了国家和人民犯颜直谏，匡正我的过失，只有魏征一个人。即便古代的名臣，恐怕也不一定超过他吧。”

可见，李世民认为魏征的心思一直在国事上，一直在匡正君主上。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辅弼危机中的太子李承乾，他说：“当今天下魏征最忠诚正直，由他辅佐太子，我才放心。”

魏征病逝后，李世民将魏征的奏疏写在屏风上，放在自己的卧室，又宣读一篇魏征未能完成的奏疏，并泪洒当场：“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这些足以说明，李世民纳谏绝不是沽名钓誉，魏征更不是他“捧哏”，而是他前进中的拐杖，大唐帝国的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