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策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周边外交（之三）：多边重塑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长期处于首要位置。12月2日，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来自中国、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巴基斯坦、俄罗斯、美国等国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和平、合作与发展”这一主题，讨论了2022年中国周边外交，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和疫情后的重建，中美战略互动和多边机制的重塑，以及阿富汗邻国外长机制和周边安全治理的中国模式。本篇为系列稿之三。

东盟中心地位

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在主题为“2022年西太平洋海上安全新态势”的发言中说，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可以成为缓和中美大国关系的新的支点。

“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和具有建设性，”他说，“一方面，我们希望东盟在大国竞争中发挥缓和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给予东盟更多支持，以确保本地区可持续的稳定、和平和繁荣。”朱锋提议，中国需要调整自己的区域政策，继续和东盟拓展经济合作，与此同时，以更务实、更建设性的方式解决（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之间）一些未决的争议性问题。

在美国以及相关国家所谓的“印太战略”中，东盟中心地位是普遍认知。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卢光盛分析说：各方都将东南亚视为“印太”地区的中心和“印太战略”的重要实施平台。

但是，各方对于“印太战略”的认知的差异也很明显。首先是对华存在“明确遏制”与“务实利己”的立场差异。卢光盛说：“并不存在各方‘印太战略’对华统一遏制的诉求，这也是我们将来工作的空间和努力的方向。”其次是在防务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层面各有侧重，比如美印澳英等国更偏重防务安全和军事合作，而东盟与德国在内的多国更偏向经济合作与发展。

由此，卢光盛认为，相关各方并不必然排斥中国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所谓的“印太”事务。“虽然他们声称‘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是共同目标，但规则里面并没有天然把中国排除在外，没有把中国摆在天然的对立面上，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应该看到，”卢光盛说，“中国应该秉持一贯的地区主义或者真正的多边主义立场，在继续做好RCEP的同时，申请加入CPTPP也是很正常的选择，甚至在IPEF（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问题上，我们也没必要认为它一定是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时过境迁，我们或许也可以申请加入。”

外交灵活身段

近期，菲律宾新政府与美国拜登政府的互动让外界揣测，菲律宾是否准备在大国关系中选边站队。对此，菲律宾情报与安全研究学会主席罗梅尔·班乐义（Rommel C.Banlaoi）在研讨会上澄清：小马科斯政府并未转向美国。

“最近，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菲律宾，她强调美国和菲律宾站在一起，应对南中国海的任何挑战，但是，她的到访非常有争议。另外，小马科斯总统在联合国参加会议期间见了拜登总统，承认美国在维护亚洲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有不少人觉得，小马科斯总统从中国转向了美国，我想说的是，他并没有转向美国。” 罗梅尔·班乐义说，“小马科斯一直在说，我们想进一步推进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是菲律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2023年初，小马科斯还计划要访华。”

谈到菲律宾在中美之间的外交平衡，班乐义说：“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务实、独立、灵活的外交政策，基于这种政策，希望能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实现一个平衡，也可以说是带有那么一点战略的模糊主义。”

事实上，灵活的外交身段也是东盟大部分国家的追求，这种共同的外交政策理念在东南亚被形象地称为“竹子外交”。“灵活的外交政策能够释放地区国家为了生存而随风弯曲的能力，就像竹林一样。国家要不断地适应变化的趋势，灵活的外交政策不是以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宗旨、深植于国际政治的一条基本准则。” 班乐义说。

当然，亚太地区并非所有国家都像东盟一样寻求灵活、务实、有助于缓解冲突的外交身段，有些国家正在试图借助美国对华竞争以及俄乌冲突等态势推进自身的议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赵明昊在发言中举例说：“比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多次鼓吹‘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东亚的明天’，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在大幅调整本国的军事政策，而且也在谋求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赵明昊认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周边外交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缓解地区国家对所谓的“中俄准结盟”以及美国炒作之下的“中国威胁”的认知。

“美国确实在重塑同盟战略，我把它称之为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新的盟伴体系，阵营对抗的危险确实在上升，而且这种新的阵营或者新的盟伴体系会冲击亚太地区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地区安全机制。尤其让中方警惕的台湾问题正日益成为美韩同盟、美菲同盟关注的议题。”赵明昊进而指出，“除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核心盟友之外，东盟10个成员国中有7个国家选择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创始成员国。虽然该框架无法提供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实际好处，但是在数字经济、供应链重塑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仍会对中国的利益，对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带来冲击。”

要找到中美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的路径，本地区国家应当发挥重要作用，而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保持外交政策的多元化和灵活性。赵明昊建议：“我们要确保像韩国这样的国家继续在中美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同时还要坚定维护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即便面临非常严峻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的挑战，我们依然要推进亚太地区这样一个安全架构的建设。”

汝欲和平，必先和平

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学术界和战略界一度热议“修昔底德陷阱”，似乎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一定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但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尤素夫·瓦南迪（Jusuf Wanandi）并不这样认为。在本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他说：“我们必须记得，历史上曾经有过和平的权力交接，上次就是英国的地位被美国以和平的方式替代。”之所以能和平交接，他认为主要是因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且美英两国之间有着高度相似的文化和贸易结构。

“世界不能再接受霸权主义，国际关系应该是多边的，中国和美国是可以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的，但现在仍然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 瓦南迪说。

虽然美国对华竞争的格局暂时不会变化，但是，冷战式的对抗不可能重蹈覆辙。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对比了旧冷战和所谓的“新冷战”的区别，他说：“过去，美国和苏联主导的冷战是通过意识形态对立、军事同盟形成的，但今天的世界完全不一样。首先，中美两国虽然制度、体制不同，但中国并没有向其它国家输出意识形态或中国模式；其次，中美依然相互依存，去年中美贸易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达到7500亿美元；第三，美国正在重组同盟体系，但中国追求的是非同盟原则。因此，以两国供应链完全‘脱钩’为基础的冷战是难以形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李熙玉同时提到了韩国的外交政策风险，他认为，韩国选边站是很危险的。“我觉得不应该进行‘减法外交’，而是要做‘加法外交’，韩国对经济贸易的依存度很高，长期奉行开放型经济，应当高度关注开放的有包容性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

“排他的路线只能带来地区分裂，我们需要共商和共建的智慧。” 最后，李熙玉援引古罗马《论军事》一书中的名言“汝欲和平，必先备战”，他说，“这虽然符合军事理论，但在当今时代，要推进多边主义合作，这句话就应改为‘汝欲和平，必先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