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勃列日涅夫葬礼，阿拉法特、阿萨德参加，中国派谁？

1982年11月11日，苏联国家广播与电台同时停止了所有娱乐活动，并在同一时间发布了一则语音讣告。

在讣告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苏维埃主席团以及苏联部长会议沉重地告知全体国民。

在1982年11月10日的早上8点30分，身为苏共中央委会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莱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与世长辞。

消息一出，举世震惊。

不仅全苏联民众都陷入到了悲伤之中，就连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人民也为这位领导人的突然去世而感到惊讶。

毕竟，在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当天早上，其身边的秘书还称其“心跳平稳、血压正常”，可在短短几个小时候勃列日涅夫就因心脏病发抢救无效死亡。

尽管围绕着勃列日涅夫之死的传言纷纷扬扬，但是在五天时间的全国哀悼之后，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还是如期举行了。

逝者已逝，然而这场关于逝者的葬礼上，参加葬礼的生人们却都是各怀心事，不仅仅是悲痛缅怀那么简单。

一、隆重盛大的国丧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于11月15日举行，地点则被定在了莫斯科的标志性建筑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内。

为了准备这场规模空前的国丧，大厅内的所有布置全都被重新翻新，原本金碧辉煌的会场也被黑白肃穆的帷幕所笼罩。

在大厅最显眼的中心处，勃列日涅夫的遗体和棺椁就静静地躺在黄白相应的花圈之中，而棺椁的旁边就是勃列日涅夫生前获得的所有勋章。

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同时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全世界拥有最多徽章”记录的保持者。

在他在世期间，包括苏联国内以及国外的各种奖章和勋章就获得过104枚，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最骄傲的成绩之一。

而此刻，这些勋章和奖牌就静静地躺在他的身旁，陪伴着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勃列日涅夫的一生，可以说是矛盾的一生。在他执政期间，苏联的国力一度攀至顶峰，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并在世界范围内依靠战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的阵营。

然而在庞大的躯壳之下，勃列日涅夫却过于看重重工业、疯狂扩大国家军备，导致苏联国内的农业和轻工业受到巨大损害，人民的生活穷困不堪，不少苏联人甚至每天都要花费多达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购买食物。

也正是因为勃列日涅夫颇受争议的一些政策，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直接拒绝参加他的葬礼，只派遣了当时自己身边的乔治·布什出席。

而参加葬礼的其他人员，也必然是非富即贵，全部都是各国的核心政要，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光是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中就有32位国家元首、15位政府首脑、14位外国使节和4位王子。

从现如今存有的葬礼照片来看，只是轻轻一眼，就能够看到不少风云人物。

中东战争中亲自用迫击炮摧毁以色列坦克的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在1994年时他更是凭借着解放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来自叙利亚第一家族的哈菲兹·阿萨德，其子巴沙尔·阿萨德也正是现如今叙利亚的总统。

人头涌动，全场静默。然而在葬礼的照片中，我们却难以找到来自亚洲的面孔。

甚至于在葬礼结束，勃列日涅夫被护送到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下葬的时候，也难以在“大合照”中看到中国使者的影像。

二、葬礼外交的两位功臣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正所谓“小器非君子”，我国在当时得知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后，反而是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一时间开启了内部会议进行讨论。

毕竟，在他去世的前230天，勃列日涅夫还在讲话中明确表明了自己反对当时国际上的“两个中国”论调，认为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中国代表会去，而且是必须去。

解决了是不是要去的问题，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派谁去了。

刚开始，党内还因为人选的问题一度争论不休，直到邓小平推举了当时我国的国务委员以及外交部部长黄华，去莫斯科的人选才真正定了下来。

而作为“整个生命都用在外交”的“外交巨子”，黄华也确实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

新中国成立之前，黄华就一直活跃在战争与革命的最前端，获得了无数荣誉。

而新中国成立之后，黄华就一直在中央的外事部门担任工作，作为中国的代表团先后参加了当时世界瞩目的万隆会议与日内瓦会议。

在世界记者的面前展现出了中国的新面貌，为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正是因为在这两次会议上的出色表现，周总理对黄华颇为赏识。

20世纪60年代，黄华担任中国的首任驻加纳大使，70年代又担任驻加拿大大使，全都完美完成任务。

1971年11月，黄华上任中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主持了基辛格与周恩来访谈事宜，并在之后的尼克松访华中拟定了公告。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经评价黄华，称其为“周恩来培养的外交谈判人员中才华最出众的。”足以见得其外交实力。

1976年12月12日，黄华被正式任职为新中国的第五任外交部长。

而邓小平第一次认识到黄华的外交才能，还是在1979年1月。

那时中美两国刚刚建交，邓小平作为我国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美国，然而在当时，美国国内的恐怖组织以及台湾特务都对此次来美的邓小平虎视眈眈，访美之旅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黄华对此早做好了打算，先是在出行前就安排好了国内的安全事务，随后又先一步到了华盛顿检查宾馆警卫以及邓小平随行的美方保安。

也正是因为黄华的周密安排，在邓小平美国访问期间，发生的几次危险状况都被轻松化解。

有了访美的共事经历，邓小平也对黄华的才华愈加佩服，他不仅拥有着卓越的外交技巧，为人谈吐方面更是非同一般。

而黄华也被邓小平身上的伟人气质深深吸引，认为他和周恩来一样，都是有谋略、善决断的大人物。

两人在此之后，关系愈加亲密，也成为了工作之外的好友。

1980年，黄华陪伴法国总统访问西藏，在回来之前还特地在当地买了一尊精致的铜菩萨小像，当做礼物送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收到后爱不释手，听到黄华在西藏的见闻后更是感到新奇，长叹了一口气说：“我真想去西藏啊！哪怕仅仅到拉萨机场用脚踏一下西藏的土地立即返航也好啊！”

邓小平显然也知道自己这个愿望难以实现，随后又说道：“我还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个人生活中就这么两个愿望。”黄华连忙安慰他道：“第二个愿望总没有问题。”邓小平的情绪才稍见好转。

有实力，又懂话术，邓小平对黄华的实力再清楚不过，也就是如此，他才推举了黄华去莫斯科参加葬礼。

三、完美落幕的葬礼外交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已经近在眼前，时间紧急，黄华当即就做好了准备打算立刻出发。

然而当时北京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少之又少，不少人便提出来要选一架专机送黄华去莫斯科。

邓小平经过思考后也同意了，还打算让黄华到时候在首都机场的专机起飞前发表一下本次行程的讲话。

然而黄华却认为为了自己一个人就动用专机实在不值，便决定自己在14日独自坐班机去莫斯科，也能赶得上葬礼，还能帮国家省些外汇，就没坐国家为其准备的专机。等到黄华等人已经坐到班机上了，邓小平才知道这回事。

于是，邓小平便让在自己身边的胡乔木帮忙写一篇讲话草稿，邓小平一边说，胡乔木在一旁记录，很快草稿就写了出来。

在这篇演讲稿中，勃列日涅夫被称作了“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其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表达了中方对勃列日涅夫之死的悲痛和悼念。

同时，邓小平还在讲话结尾处加上了一句“点睛之笔”：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能够做出新的努力。

很快，当天苏联的中国大使馆就收到了这篇重要演讲稿，并传递给了苏联当局。第二天，这篇代表着中苏友谊的文章就被发表到了苏联的报纸上。

得知黄华要来，14日当天在莫斯科国际机场贵宾室，等候接机的中国大使杨守正还没等到黄华一行人，却等来了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

伊利切夫刚和杨守正一见面，就笑着说自己已经看到了那篇演讲稿，并表示这篇文章写得“很正面”。

“文件中‘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的‘建设’一词显得秃了一点，如果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形容词那就更好了！文件中也只有一个地方用了‘党’字，在别处如果能再用一两次，那就锦上添花了！”杨守正听了止不住地在一旁点头。

中午12点10分时，黄华的飞机才到了莫斯科。刚一下飞机，杨守正就将黄华请到了贵宾室，向他汇报苏联方面对这篇演讲稿的意见。

黄华听得直愣，后来才知道了这是邓小平安排的自己原本应该说的“书面谈话”。

在细细看过演讲稿的内容之后，他忍不住拍手称赞道：“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

黄华在苏联一共待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他享受的都是特级招待。

在14晚上的逝者遗体告别会上，黄华的位置也被安排在了社会主义国家党政首脑致哀队伍的最前列，就连黄华送上的花圈都被摆放在了较为显著的位置上。

而这些细节，都是只关注15日葬礼当天的记者们所不知道的。

在15日当天，黄华更是8点20分就和四名陪同人员抵达了红场，位置被安排到了列宁墓左侧的观礼台第一级上。

而这，也是继1953年周恩来参加斯大林葬礼后，我国领导人第二次参加苏联领导人的葬礼。

在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结束之后，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与黄华见面握手，对中国党和政府派特使参加葬礼表示由衷的感谢。

“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更好。”

在本次参加葬礼的一百五十多个外国代表团中，我国的礼宾在苏联享受的一直都是高档来宾的待遇。

而黄华更是体会到了苏联方面的诚意，回到俄罗斯大饭店后就同大使馆的众人说：“我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交谈了三四分钟，而他和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只有一两分钟。”

带着诚意而来，受到礼遇而去。黄华与邓小平的这场“葬礼外交”效果显著，中苏之间的友情，也自然更上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