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传道黉门六十春——叶长海教授访谈录

传道黉门六十春

——叶长海教授访谈录

坐镇中国戏剧高等研究院的叶长海教授，在酷热的假期里回忆起六十年的教学生涯——恰逢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总部趁暑假整修校园。整个校园里，仅有中国戏剧高等研究院这一幢楼通电有水开空调。因为校园整修，各项服务基本都停止，研究院院长叶长海教授还特地从上戏位于浦江镇的校区订了盒饭，盒饭搭上了校园班车，被送至研究院……功勋卓著、成就卓越的人，细节也一定考虑得十分周全妥帖。作为叶老师的硕士生，忙于文化新闻报道的我，远不如他的其他博士生那样能时常与导师面对面，但是每一次面对面均获益匪浅。

在人生重要选择上，聆听叶老师教诲已经成为我的必修课。择业、择人，均是。能听闻并记录叶老师教学生涯六十年里的体悟，不失为又一门提升格局、开悟人生的小灶课程，虽然我并没有从事教学工作，但教学中颇有一些理念可以平移至人人可用到的做人之道——当然，叶教授自始至终的理念，都是教书、育人、树魂。

叶长海老师是上海戏剧学院一九七九年首批招收的四名研究生之一。当年四位研究生分别研究四个方向，如今每一位都是各自学术领域的权威，名震四方。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次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昆剧研讨会上，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白发苍苍的学者谈及叶长海教授：“我们台湾研究昆曲之初，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的方法就是去图书馆里找叶教授的书，在学术专区，不能复印。我是站在里面一页页抄写学习的……”表示出对叶教授的敬佩之意。

问：叶老师，听说您这六十年教学生涯与众不同，覆盖大、中、小学三个阶段？

答：我一开始担任的是小学代课老师。一九六二年，我毕业于属于中专的温州师范学校——日后温州师范学校逐步升格为温州师范学院，不久并入温州大学。因而，我始终是视温州大学为母校的。

不过，一九六二年我从温州师范学校毕业之际却遭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使得我这一届毕业生，几乎都没找到正式工作，不少人只能去做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民办学校老师。我被留在温师附小——温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当代课老师。在小学里什么都教，除了语文，还能弹着风琴教音乐、画着图画教美术等。不久，我转入民办中学做中学教师。一九七一年，到温州第六中学（现温州实验中学）任教，多年担任高三毕业班的语文“把关老师”——这个“职位”也并不是每一位老师都愿意去承担的。毕竟，确实要肩扛升学率不能下滑的巨大压力。

问：同样做老师，教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有什么区别？

答：教小学生除了要教书，还要兼顾日常生活；教中学生也是全方位负责，几乎从早自修到晚自习都要顾上；而教大学生——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相比中小学生这样的未成年人，这些“杂务”自然要少些了。

同样做老师，通常往往教语文的老师还会兼任班主任，可谓最操劳。语文老师批改作文很辛苦。有一年，我担任民办中学两个班总共一百五十个学生的语文老师，批改作文每天都要批改到下半夜。

问：中学记叙文应该如何写好呢？

答：有三个要点——观察生活、捕捉生活的美、表达独到的感受。

要达成这三点，正是要通过模仿、观察后的创造性眼光和表达来实现。对于面临高考时语文一般的同学，建议不妨学范文。对于语文较好的同学呢，则还是“看到题目后再审慎思考”。最好的文章，一定是看到题目后再思考后而写就的。最新鲜，才最有灵性。灵性，不是人人都有，但在小孩阶段就能看得出来。小孩都喜欢唱歌跳舞——在这个年纪，他们都在发挥感性技能、直觉技能。感性，能帮助小孩理解、学习。但是人的学习，肯定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高等数学完全就是抽象思维。但是，最高境界，应该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甚至包含不断重复专业学习得来的经验——就像是音乐的“余韵”那样的“直觉”。到了直觉阶段，灵性、灵感就会不时地冒出来了……

问：您那年报考上戏“中国戏曲史”研究生，正是上戏首次恢复招研究生，难度很高吧？

答：一九七九年，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属于“同等学历”的身份。当时，有很多考生都积蓄了十余年对知识的渴求与热望。上戏一九七九年首次招收研究生的名额为四人，但是报考者有数百人，进入“中国戏曲史专业”复试的有五人。初试到底考得好还是不好，我心里完全没有底。我好奇地问了一下招生办的老师，得到的答复是“中等”——我现在懂了，任何人问初试考得如何，回答一个“中等”最妥当，既使他不会失望，也不会过于自得，以免影响复试。待入校之后，跟随陈多教授专攻中国戏曲史之际，陈教授才向我交了底：“基础卷与专业卷的成绩你都是第一。”

其实，我并不知道要考什么，就是背了一箱书来。我事后分析，在同等成绩的情况下，一定是外地来的学生更优秀——因为他不知道要考什么，所以什么都准备了一番，知识面就会比较宽。事后了解到，我分数最高的那张卷子，就是古今中外各类文艺常识都可能考到的综合卷。此前，我还专门去学了工尺谱。这在当时已成了“绝学”，所以使得上戏的老师啧啧称奇。

问：叶老师，您是如何学得那么全面的？

答：这首先就要回溯师范学校对我的栽培——语文、音乐、美术等综合文艺的培养，让我沉浸在古典文学之际，也初通音乐，摸过钢琴、小提琴、胡琴；也会美术……其次，就要归因于词曲大家郑孟津（笔名：郑西村）对我的熏陶。后来成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的郑老先生，在昆曲方面的造诣高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拜郑先生为师。郑先生带我进入研习古代音乐和戏曲声腔的门径。

问：那么，在大学教书是否也有秘籍？为什么您不怎么上《中国戏曲史》这门课？

答：一九八一年起，研究生毕业后我先在《戏剧艺术》做了十来年的编辑与副主编，一九九〇年评完教授后便进入戏文系教学。虽然我投身的专业是中国戏曲史，但是在戏文系里，我不上《中国戏曲史》课——不可与人抢饭吃。因为系里已有一两位年长的教授讲授《中国戏曲史》这门课程很多年。所以，我就开出一些新课，如《中国艺术精神》《诗词曲欣赏与创作》《中国曲论选读》等。

问：课程《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要义怎么解读为妥？

答：中国艺术精神听起来颇为“大象无形”或曰“羚羊挂角”，这八个字也是这门课上的精髓之一，什么大象、羚羊啊似乎是生物课？其实，传授的都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里对“意境”的追求。

出自《道德经》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意思是好的音乐未必音量高、声响大，而是悠远低沉、“绕梁三日”；好的画面、图景、气象未必有清晰而精准的边界与形状，而是气度非凡、包容万物。“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意思，与“大象无形”有点像，本义是羚羊睡觉时一头扎进树丛，靠羊角挂上且四足离地，免于被野兽偷袭，因而看着它似乎在树后，似乎又不是在树后，颇为“大象无形”。但“羚羊”还多了一份神秘主义气息，比喻为诗歌等作品的飘逸，乃至“言未尽，意深远”……

对“意境美”的掌握，可以解读《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各种传统书画；可以解读“鱼戏莲叶间”后为何“东南西北”都要来一遍等各类诗词，乃至《牡丹亭》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懂得中国艺术精神，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任何体裁——唐诗宋词明清传奇以及各类书画乃至“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有了一通百通的理解力。

问：做老师“杂务”多，那么最基本的底线是什么？

答：教育孩子有两条底线。第一，要防止青少年道德滑坡，一定要让学生成长为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有用人才。第二，确保孩子的智力得以正常发展，对于越小的学生，老师的责任越重。因为孩子小，老师真的必须“教书”——教会他们知识；“育人”—教会他们道德修养，做人起码的道理。小孩子要做到“自觉自愿”是颇难的事，老师的责任难免“全覆盖”。中小学的班主任，对于班级的学风、班风影响还是颇大的。但大学教师面对的是成年人。成年人有自我管理能力，也有自制能力，不需要班主任整天约束。对成年人最严重的惩罚是法律，但未成年人还是要靠道德教育。做好中小学班主任，责任心最重要；做好大学生的教育，则是思想方法最重要。

问：怎样全面评价一个学生的成长？

答：我觉得有些老师总是把自己培养了某某有成就的人挂在嘴边——其实没有一个人仅仅是由一个人培养出来的，而是由教过他的所有的老师乃至相处的父母、朋友共同塑造的。对一个人的成长，也不是单纯从各科成绩来看。性格特征、为人处世、兴趣爱好等等也颇为重要。师生之间的关系处理，也不简单。在学校里最听话的学生，未必是今后最感恩老师的人。

问：老师是做“慈母”好，还是做“严父”好？

答：这个问题让我思考多年。不要说是老师，哪怕就是母亲，也不能对子女在情感上过于投入，乃至于产生依赖性。这样，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前行——他们会在情感产生亏欠感，可能放缓前进的脚步。好的导师是不求回报的，且一定会让学生轻松前行。岳母刺字，就是为了让儿子“精忠报国”，不要考虑母亲——不能打仗时还想着家里的事儿。

我最反对的就是空有慈母般的热忱而学术不精的教学方式——学生能遇到老师如慈母般，自然难免感恩戴德。有些慈母般的老师并不具备学术高度，无形中以慈母般的情感“绑架”了学生的情感，最终蒙蔽了学生对学术真知的追求。学问的高峰，一般都是老师带领学生攀爬的。可是，老师如果根本不知道学术高峰在哪里，只是经常请学生一起到家东拉西扯地聊聊，四年本科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学生学到了什么呢？对学生不好，肯定是不对的；对学生好，要注意分寸——掌握度，才是关键。

问：对于学生在不同阶段是否有“慈”“严”之分？

答： 学生在不同阶段所学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小学生喜欢玩——应该多让孩子玩，他们玩什么都很开心。初中生要进入课程学习状态——也可以适当玩。高中生要面临的是高考“大决战”，势必要巩固所学课程。到了大学——就必须培养大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了，不能太依赖直观的方式教学了。

现在大学里教书喜欢反复用PPT，但是我认为这样不好。PPT是个相对固定的套路，但是知识是在不断更新和流变之中。去年讲的前沿知识到了今年就成为常识，到了明年就可能落伍了。如今幼儿园的小孩都会用平板电脑了——技术再怎么更新、迭代，都要为知识本身服务。

问：那么，在大学里，遇到孩子气的大人该怎么教呢？

答：在小孩里，有“小大人”；在大人里，也有“孩子气”的大人。因此，尤其是在大学里，因材施教最为重要——这点，与日常管理也是十分相通的。不管年龄大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在教育与管理中，都是重中之重。学生成绩好，并不意味着老师教得好，也未必仅仅因为学生天资聪明。老师是否能把学生培养得全面发展，一定是好老师的标志。当然，按照一般规律，能提高升学率的也确实是中小学好老师的标准之一。

问：怎样的大学老师，在学生中会有威信？

答：首先自然是个人学问、品德好，其次是教学态度认真，再者是教育方法好。做大学老师，就是要在学术上拔得头筹，始终站在学术的前沿，而且有责任心，让学生有所收获——这是做老师最重要的目标。

老师的态度认不认真，就像是演员在舞台上是否投入情感——学生、观众都看得出来。“方法好”，肯定会将“学问好”很愉快地传递给学生。同时，师生彼此都处于良好情感互动的可能性最高。

问：那么，最终成为怎样的学生，才是叶老师满意的？

答：工作比较出色，心态比较好，活得比较愉快。就是不要干什么事儿都很苦，要愉快。愉快则取决于三点：一是真心喜欢，二是有能力胜任，三是一定要下功夫。

其实回过头来想，“好学生”与“好老师”何其相似——喜欢自己工作的好老师，也必定——学问好、态度好、方法好。这个“三好”的背后，也一定是真心喜欢自己的工作且有能力胜任，并下苦功夫的人。

问：除了教书育人之外，科研是否也很重要？

答：大学教授，必须站在学术前沿；前沿成果才能被称为“成果”。知识，始终在不断更新之中。对最新知识的汲取、消化、研究与传播，是大学教师在科研工作中的必经环节。始终站在最前沿、第一线，才是高水平，否则就是炒冷饭。

科研，也是为教学服务。真正好的教材，要求科研含量高，否则就是一般读物。大学教材中一流之作，都是脱胎于科研成果的。就像是觉得“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陈望道，大家对他耳熟能详是因为他是第一位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位教育家、语言学家，其著作《修辞学发凡》时至今日依然属于“经典教材”，二〇一四年还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

再者，在教学过程中也可以发现科研题目。我作为首席专家，于2010年申报的《中华戏剧通史》，获批当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二〇一九年的“中国特色戏剧学学科建设研究”也获得当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因此，要做好大学老师，其实是一件颇费力气的事情——不仅要教书育人，还要精钻科研。科研才能真正推动教学，其成果服务于教学。大学校园里常常听人说：“我科研成果少，是因为我忙，因为我课多。”从另个角度分析——其实讲课讲得最好的老师，也常常是科研做得最好的老师。在幼儿园里，玩玩嘴皮子还可以，但是在大学是万万不行的。

问：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最佳状态是什么？

答：进入大学的学生，就是成年人——很多人的自学能力是很强的。严格说来——对任何一个人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图书馆，不管这个人是老师还是学生。“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因而教学相长，对于师生而言，是最佳状态。

眼下已经从信息时代进入人工智能的时代，知识爆炸的速度都是几何级的。有许多领域，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和水平远超老师，也是完全可能的。老师也要有随时向年轻人学习的心理准备，通过找到适当的切入点和选题，找到自己的不足，总是与年轻人打交道容易跟上时代的步伐。

同样的，父母与子女经常在一起，也不会落后于时代。他们不停地接触到年轻人的新想法、新创意、新技术、新课题，于是双方就会相互启发。学生的反馈也极有可能启发了老师的思维。老师也要充分利用教学中捕捉到的问题推动科研。

问：那么老师教自己的孩子是否更容易？

答：老师的天职，就是教学。但是老师要教自己的孩子就会感到有点难——这一点恰恰说明，师生关系与亲子关系是不同的。

亲子之间的空间不大。空间大，可选择的机会就大。如果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容易没有新鲜感，也没有权威性。父母的天职，是抚养小孩。而老师的天职，则是教书育人。这两者之间的定位，仔细分辨，确实是“各有所长”“术业有专攻”的。真的要追求教育效果，还是要在学校里追求。有时候，传统私塾的教育方法，也是可取的。

问：中国传统教学的可取之处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答：趁着年纪小，就要多背书。年纪小最大的优点就是记性好，所以可以不求甚解地背起来，具体的意思可以今后慢慢体会、理解。这也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内涵之一。

戏曲教学也有与之共通之处——先依葫芦画瓢地学习手眼身法步，熟练之后再慢慢领会其中深意——这也好比是练毛笔字先描红一样，然后才会慢慢写出独树一帜的笔墨。这与西方话剧的体验派是有很大区别的。

问：那么，是否应该先模仿后理解、先理解再创造？学习的阶段，应该如何精进？

答：小学时期要多多模仿，好比练字“描红”到“临帖”。即便是写作文，也是从模仿开始更容易上手。到了中学，就要减少模仿，要开始进入“创造性劳动”的阶段。当小学模仿后形成的“条件反射”，形成了一定的优质基底的形貌之后，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表达就显得更为重要。创造性激发的个性抒发，是文化艺术作品最后分出高下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下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流弊难以一一赘述，但是创造性缺失肯定是排在前列的。有时候，教学方法的落后，确实会把一流的学生，统统塑造成三流人才——这种事，甚至在大学语文教学中也会发生。

从一九八三年出版《王骥德曲律研究》并在次年获得首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一九八四年学术论文《沈璟曲学辩争录》获上海市首届文科优秀论文奖等若干个国家级、上海市“首届”评奖中的最高级别奖项，到一九九二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二〇〇六年荣获“上海市高校名师奖”，二〇〇九年被文化部授予“昆曲优秀理论研究人员”荣誉同时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二〇一九年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中国特色戏剧学学科建设研究”荣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这个酷暑，叶长海教授坐在中国戏剧高等研究院的电脑椅上回忆：“我从教六十年，考上研究生时三十五岁，大学教龄四十多年……我最喜欢的还是教书育人与学术研究。”在回首六十年的日子里，叶老师用一首七绝表达自己的感思，题为《壬寅有感》：

寻常日月再壬寅，传道黉门六十春。

每共诸生修学艺，其中甘苦自难陈。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来源：上戏戏剧文学系

穿梭戏剧艺术的历史空间

徜徉逍遥自得的审美世界

大家一起品评戏

微信ID：lianzhongping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