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批判的武训和《武训传》，70多年前，新中国的第一场思想风波

一个乞讨的穷人帮助其他的穷人识字、念书、上学，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这个乞丐和描述他的经历的电影却在1951年遭到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这是电影主创人员当初始料未及的。

电影《武训传》是由进步艺术家孙瑜导演、赵丹主演，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一部历史故事片。它以清末山东人武训行乞办农村义学的事迹为素材创作而成。

武训出生于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幼年随母四处乞讨流浪。武训给地主家扛活，地主欺侮他不识字，侵吞了他辛辛苦苦挣来的工钱。他由此感受到不识字的苦处，于是立下了行乞兴学、让穷孩子读书识字的志愿。

为此，武训四处乞讨，千方百计筹集资金。经过各种努力，武训逐步积累起上百亩土地、万贯家财，全部用来修义学。从1888年到1896年，他先后在山东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分别建立起崇贤义塾、杨二庄义学、御史巷义学。

武训行乞兴学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受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普遍赞扬，有许多人学习武训兴办义学。其中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尤其推崇武训，积极倡导武训精神。

电影《武训传》，便描写和赞扬了武训行乞兴学的感人事迹。电影上映之初，反响热烈，观众们表示从武训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淳朴、善良的崇高品质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武训的人生经历暴露了地主统治阶级的残暴，认为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

收获赞誉的同时，对《武训传》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存在，批评者认为，在武训的时代，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武训不能解决压在农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反而去搞什么“行乞义学”，这种所谓的“武训精神”是不值得推崇的。

再到后来，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严厉和尖锐批评的社论，于是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很快，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判，学术观点变成了思想政治问题。

一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展开，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这些批判文章认为，武训生活在农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但出身贫寒的武训却远离革命的洪流。武训的行乞兴学的活动，非常有利于地主阶级麻痹和瓦解农民的革命斗争，维护他们的统治，这是一条向地主阶级妥协乞求的道路。

甚至连电影《武训传》的主题都是反动的，因为宣传武训的“行乞兴学”就是宣传改良主义，武训的“行乞兴学”会使人民误以为只要有了文化就能解放，那自然就用不着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了。《武训传》的编导者硬给武训披上“革命”的外衣，把一个反动派说成一个革命派。

为了配合这场批判运动，1951年6月，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有13人组成的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武训生前行乞的地方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并写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调查记》认为，清末的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团，而武训则是流氓帮团的核心人物。《调查记》得出结论：“武训是一个以办“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这一结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结论，并不都是以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主观推测而得出的，完全是为了迎合当时对武训批判的风潮。因此，也是经受不住检验的。

在批判中，参加拍摄《武训传》的相关人士都被迫做了检讨，在鲁西一带备受人们尊重的武训被“批倒批臭”，连颂扬“武训精神”的教育家陶行知，也被看作是“不足为训”。《武训传》成为反面教材，此后，每遇政治运动都要旧事重提，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不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武训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出路的问题。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历史、理论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术界、思想界开始重新触及《武训传》这个敏感的领域。1980年，《齐鲁学刊》第4期发表了《希望给武训平反》的读者来信，顿时激起层层波浪。此后，很多刊物也陆续发表了对武训“试论”、“再认识”等类似文章。

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算是给武训本人“平了反”。

今天，权威的党史著作普遍认为，对《武训传》的批判有其消极的一面，胡乔木甚至认为，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首开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学术文化批判与政治批判相结合的先例。此后，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窒息了思想界的活力。这场批判也给新中国电影创作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少电影人也对创作失去了信心，不知如何把握和适应新形势。再者，全民上阵这种“大呼隆”风气形成定势，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严重的后果发人深思，总结历史，教训应当汲取：学术讨论不能用政治手段加以裁决，以运动的方式讨论，由讨论而批判，逐步升级，使人胆战心惊，显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是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不易。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心有余悸、不敢说话，就是在批判《武训传》时埋下的种子。这个教训，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