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

♣ 张桂荣

1939年我出生在豫中平原，记忆中全家四世同堂，曾祖父母是大家庭的家长，带领十余口人，住在前后两进大院的祖屋内。

父亲小时候念过私塾，能识文断字。大约五六岁时，我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读三字经，一个冬天通背如流。后来社会稍稍稳定下来，父亲在村头古庙办了一所简陋的私塾，招收本村和邻村适龄儿童十余人，教四书五经，只背不讲，像读天书一样囫囵吞枣。我是私塾年龄最小的，会的书却最多，一年内背完了《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孟子》语句艰涩难懂，背得不熟曾挨过板子，手被打得通红肿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1951年出资建了一所村小学，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三名教师，父亲便是其中之一，我也转进这所小学读书，开始接触数学。

记忆中，那时天气比现在冷，雨水仿佛也多，村子里经常泥泞满道，没有雨鞋，从家里走到学校，沾满了泥巴的鞋子早已湿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母亲用两块木板做鞋底，在木板下面钉两个木条，用厚布做成鞋套，钉在木板上面，再用桐油刷几遍防止渗水，穿上这样的鞋子，既防水又保暖。后来它竟在村里流行起来，技术也有了改良和提高，并被冠以“泥机子”的美名。

有一年暑假连降暴雨，午饭后我正在西堂屋看书，突然看见墙土往下掉，我赶忙跑到东堂屋叫爷爷。爷爷过来一看，果见土噼里啪啦正往下掉，拉着我就往外跑，刚出屋门，房子就倒了，爷孙俩暗自庆幸，多亏跑得快，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不久，东堂屋也被雨水泡塌。家里喂的一头牛和一头驴，只能借邻居家的牲口房迁就，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只能挤在临时搭建的简陋帐篷里。当年冬天，新房还没盖好，爷爷因操劳过度，染病去世，享年只有58岁。

读完四年级，参加镇里的统考，我和邻村8个孩子考入镇里的高小。到镇里上学，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学校饭堂太贵，只能到离学校约2公里的外公家搭伙。外公家不富裕，为了节约粮食，晚上不做饭。我正长身体，中午在学校吃干粮，晚上放学回来饿得慌，外公就让外婆去做饭，外婆边做边抱怨：“不给你做饭吧，你饿，给你做吧，就你一个人吃，又吃那么一点！”外婆是外公后续的妻子，为此老两口经常拌嘴。

这伙自然搭不下去了，于是千方百计又到学校附近一个远房亲戚表爷奶家搭伙。表爷在附近镇上教书，无法照顾家庭，全靠表奶一人忙里忙外。表奶照顾孩子、洗衣做饭、喂养牲口，甚至犁地耙地，是当地有名的女强人，且心地善良，待我很和蔼。我只要一放学回家，就立即坐在灶台前，帮表奶烧火做饭。所幸，我小学毕业被县重点中学录取，总算没辜负表奶忙忙碌碌、不辞辛苦做饭的恩情。

初中三年埋头勤奋学习，各科成绩均优异，但还是吃不饱饭，每逢周末，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要步行30多公里回家，出发时带上母亲准备一周的干粮。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年春节后，因凑不足学杂费，不能按时报到，受到老师的批评。由于家里穷，又缺少劳力，父亲几度想让我辍学，但我都想方设法坚持下来。

记得初中一年级暑假，我用辘轳汲水浇黄瓜，辘轳是实木做的，非常沉重，向上提水时，不小心伤着左胸。不久，伤口发炎、疼痛难忍，我打听到附近镇上有个娄医生，医德医术都很好，便赶去求医。娄医生检查病情后开了一大包中药，药价五角，我却身无分文，只得谎称出门时走得急忘了带钱。没想到娄医生却淡然说道：“病好了再送钱来，实在没钱就算了。”或许他早就看出我是个穷孩子。我暗自庆幸碰到医德高尚的医生，事实证明他的医术也很了不起，药吃下去立竿见影，没几天伤口就痊愈了。

1956年我初中毕业，当时成绩是五分制，毕业考试四分以上，就可免试读高中或师范。我各科成绩均是五分，老师认为我是上大学的好苗子，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直接发给我一张高中录取通知书。我兴高采烈地把通知书拿回家，父母却认为我应该读师范，因为师范有生活补助，还可以早点毕业，挣钱养家糊口。跟班主任说明情况后，无奈改成了师范。1959年夏天，我师范毕业，分配到教育战线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直到1999年退休。

如今，我已八十多岁，如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中唱的那样，我的五个孩子都做了教师，孩子、孙子辈有国外留学归来的，有博士、博士后毕业的，再看看百姓“两不愁、三保障”——吃不愁、穿不愁，教育、医疗、住房均有保障，对比我当时求学生涯的艰辛，切身体会到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由得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