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披露历史内幕：李公朴、闻一多不是被军统特务暗杀的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1946年7月15日，李公朴先生遇害三天后，闻一多在追悼会上怒斥行凶的国民党特务。

随着追悼会上铿锵有力的话语落下，掌声如潮水般将现场淹没，在满堂缟素墨缞前，闻一多先生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庞逐渐恢复平静。

最后他理了理衣领，向前来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的仁人志士们拱手请辞。

如讲演最后一句那样，昂首挺胸走出大门，从此世间再无友三先生，讲演结束后的回家途中，闻一多先生遭遇暗杀，当场身亡。

多年以后，昔日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回忆起当年“李闻惨案”时披露道：李公朴、闻一多的死并非军统所为。

一石激起千层浪，沈醉的揭露霎时间引来社会各界的讨论，毕竟多年来人们早已形成共识，认为李、闻的死是蒋介石授意军统所为，万万没想到幕后黑手另有其人。

那么，制造惨案的幕后真凶是何许人也？他又为何要刺杀李公朴与闻一多？

接下来，让我们翻开历史的故纸堆，还原这段尘封的历史。

一 李闻惨案与美国态度

1946年6月，国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就此打响。

尽管战端一开，国共双方在战场上你来我往，大有不死不休的架势，但实际上，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无论是国共哪方占优，双方都没有放弃以谈判的手段终止战争。

甚至是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已对国军形成摧枯拉朽之势时，国民党还派遣张治中将军为首的谈判团前往北平。

可以说，和谈贯穿了整个解放战争，只不过迟迟无法达成共识。

而一向鼓吹将共产党赶尽杀绝的蒋介石政府，之所以愿意坐到谈判桌上与我党进行政治协商，一方面是为了平复社会舆论压力，掩盖“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目的。

另一方面，站在国民政府背后的美国，在当时自诩“自由民主”，为了撑起这四字招牌，美国人要求被己方明牌支持的国民政府，同样也要如此行事，免得被苏联等一众社会主义国家抓住舆论把柄。

解放战争初期，背后有美国撑腰的国军有如神助，凭借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军队数量，在正面战场上逼迫我军进行战略转移。

在战场上屡战告捷的国民党，在谈判桌上的声音自然更大一些，对和平的开价不断抬高，几乎就是要求我党自我阉割到没有还手余力为止。

开战仅一个月，战线上的全面推进，谈判桌上的咄咄逼人，蒋介石的自信心也随之水涨船高，以为自己统一全国指日可待。

可就在这时，“李闻惨案”的发生，却仿佛狠狠扇了蒋介石一记耳光。

李闻惨案不仅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群情激愤，在国际社会上也掀起轩然大波。

作为“自由灯塔”的美国，美国国民一向以自己拥有“投票”的权力而感到自豪，对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政府向来反感。

李闻惨案发生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许多团体当即向政府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不愿与如此黑暗的政府为伍。

而美国人之所以会对大洋彼岸的一桩惨案反应如此激烈，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的纳税人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正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

所以在价值观方面有意向“伟光正”方面发展，自然也是为了满足争霸需要。

除此之外，闻一多青年时期曾留学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因此，相比于腐朽黑暗的蒋介石政府，美国人的更加情感偏向于闻一多。

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市内的诸多大学共53名教授，联名致电总统杜鲁门、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及美国国会，表示李闻惨案令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骇，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立刻撤退其驻华部队，并“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之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对华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

在美国的知识分子看来，李闻被刺杀是反动分子的残酷行为，深深刺痛了中美两国思想自由的公民良心，美国政府不应该继续为虎作伥，令情况恶化下去。

来自美国的压力最终经由美国在华特使马歇尔，被施加到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深知如今国军之所以能在战场上对解放军形成绝对压制，其中大半是仰仗美国的援助，而如今自己的金主却表现出对国民政府的不满，这使得蒋介石倍感压力。

面对国内外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以及马歇尔的敦促，当时在庐山度假的蒋介石不得不亲自过问和处理此事。

在沈醉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由此可知，当时国民党权力中枢和军统内部皆对刺杀李、闻一无所知，而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原稿中。

1946年7月，蒋介石在日记上写到：“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别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党作污陷之宣传。”

通过种种线索，基本可以判断，李闻惨案的发生与蒋介石等一干反动派的授意，幕后指使者另有其人。

二 破案与下下策

同年7月17日当晚，刚上任不久的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接到蒋介石命令，前往昆明主持破案。

早在蒋介石下达命令前，身在南京的唐纵便与陈诚、吴铁城等人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李闻被刺究竟是何方所为。

可一通交流下来，众人都对此事表示一头雾水，并把自己部门的嫌疑甩得干干净净，将国民党办事互相推诿的传统展现得淋漓尽致。

陈诚更是一马当先力保与他同一阵营的霍揆彰，一口咬定此事绝非军方所为。

面对复杂的案情，唐纵顿时感到有心无力，总觉得稍不留神便会得罪隐藏在阴影帷幕后的大佬。

可他刚刚上任警察总署署长不久，倘若办事不利，难免会引来蒋介石的不满，那么仕途就算是走到头了。

左右为难下，唐纵最终决定硬着头皮前往云南彻查此事，临行前他还捎带上军统高层中的程一鸣、沈醉等人，希望借助军统的情报网络破案。

令唐纵意想不到的是，他20日才启程，人都还没到昆明，便接到军统局第三处处长郑修元来电，得知李闻惨案与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有关，幕后指使者极有可能就是先前被陈诚力保的霍揆彰。

郑修元掌管的三处，在军统中专门负责暗杀工作，此次用来破案可以说是专业对口，可信度极高。

同月23日，当唐纵一行人来到昆明时，高速运转的军统网络已然将执行刺杀任务的凶手揪出，他们全部都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在职人员，凶手的职务、姓名和刺杀前的布置，甚至包括刺杀的全过程，都被军统撬出。

至于幕后指使者是谁，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正是当时的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

可当唐纵带着证据前去探霍揆彰口风时，霍揆彰却对刺杀一事矢口否认，并装模做样地表示会协助唐纵一同侦破此案。

见霍揆彰还在死鸭子嘴硬，唐纵无奈只好将所掌握的证据以及目前情况直接递交给蒋介石，蒋介石二话不说直接将霍揆彰调往庐山，与他当面对质。

毫不意外，直面来自蒋介石的压力，霍揆彰当场怂了，坦白两桩刺杀案都是自己部下所为，蒋介石听后大发雷霆，连骂了好几句“娘希匹”，直斥霍揆彰为疯子。

蒋介石之所以会大发雷霆，是因为霍揆彰这一番操作，在蒋介石看来太过小儿科，而且对整个国民政府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霍揆彰的暗杀却是实实在在的的昏招，直接引起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恐慌。

人人担心下一个倒在屠刀下的就是自己，就连不少之前保持中立态度的知识分子，都在李闻惨案的影响下接二连三倒向中共阵营。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如是而已。

至于霍揆彰为何要越过蒋介石、陈诚，擅自策划暗杀民主人士的行动，这与霍揆彰其人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势力倾轧有关。

三 春秋笔法下的太平

众所周知，国民党内部山头林立，不仅地方上存在滇系、桂系等军阀，中央也分为陈诚、何应钦两派，而霍揆彰正是陈诚一派的得力干将。

1945年12月，隶属于何应钦派系的关麟征因“一二一”惨案被免除云南警备司令一职，取而代之的正是霍揆彰。

上任后，霍揆彰不满足于警备司令一职，试图借机上位成为云南省主席。

可当时云南位于整个解放战争的大后方，霍揆彰就算想捞军功也是有心无力。

于是，他将目光盯上活跃于昆明一带的民主团体，打算杀几个民主人士来向蒋介石表忠心，万万没想到却是弄巧成拙，扎扎实实地坑了蒋介石一把，最后导致自己丢了乌纱帽。

其实类似的乌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远的不说就说近的。

当初袁世凯之所以同意恢复帝制，其实起初并非他所愿，而是他的长子袁克定为了当皇太子。

所以鼓动一帮志在封王拜相的手下一同制造骗局，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创办了一份仅供袁世凯一人翻阅的报纸，给袁世凯制造天下万民都渴望他登基称帝假象。

结果等到袁世凯恢复帝制后，却发现自己是被手下人忽悠上去的，不知不觉间自己已背上一口大黑锅，成为天下人的公敌，人人得而诛之，顿时气得一病不起，登基不到百天便一命呜呼。

言归正传，案件水落石出后，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对此案进行审理，并由中央社将案件情况和凶手的口供发往全国各报纸刊登，一个听上去有头有尾像模像样的故事，被呈现现在世人面前。

同年7月15日当天，昆明宪兵队派遣宪兵李文山和汤时亮参加李公朴追悼会，令他们身着便装隐藏于人群中，必要时稳定现场秩序。

在追悼会上，两名宪兵恰好听到闻一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可演讲内容对他们来说却不堪入耳，因为其中不少言论涉及辱骂国家元首，这种行为令他们颇为不忿。

于是，在追悼会结束后，两名宪兵尾随闻一多前往《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的提问，两名宪兵再次听到闻一多“大放厥词”，对领袖出言不逊。

此时，两名宪兵已是怒火中烧，为了回应他们胸中炽热的爱国之心，他们决定做些什么来维护政府与领袖的尊严。

因此在闻一多回家途中，义愤填膺的两人，愤然拔枪射击，将闻一多打死。

尽管两人是出于义愤出手，但国民政府是一个讲究法度的政府，所以二人最终被判处死刑，不仅如此，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也因此事引咎辞职。

但无论报纸上的白纸黑字是多么大义凛然，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这起案件从开始审理到公布结果，整个过程均在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操控下进行。

所谓的宪兵不过是大人物博弈的替罪羊，真相被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

公道自在人心，国民政府粉饰太平的操作早已被世人厌倦，并非区区一份调查报告可以扭转风评。

另一边，被蒋介石革除职务的霍揆彰，收拾金银细软回家当了“寓公”，可对于自己犯下的罪行，他却丝毫没有悔过之心。

1947年，在与沈醉的一次闲谈中霍揆彰还坚持认为，自己被革职只不过是时机未到才惹出麻烦，倘若放在现在来干，那便是有功了。

从国民党对惨案的欲盖弥彰以及霍揆彰事后的言论足以见得，导致李闻惨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国民党从根源上早已烂透，一片腐朽恶臭的土壤上，如何能长出干净的果实？

万幸的是，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血没有白流，杀害他们的国民党最终在解放战争中落败，灰溜溜逃亡台湾，而他们死亡的真相也在几年后大白于天下。

四 君子的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公安部门对残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余孽进行追捕。

在群众的帮助指证下，当年制造李闻惨案的直接执行者一一落网，从他们的供词中，一个残忍而悲壮的故事被真实还原。

1946年5月的一天，王子民和国民党云南警务处处长李毓祯、昆明城防司令杨宝毅等人被召集至总司令部会议室。

会议开始后，总司令霍揆彰一如既往地摆出党国忠诚之类的陈词滥调作开场白，而众人也颇为配合地在长桌两侧机械般地鼓掌，仿佛排演多年的戏班。

就在众人以为又是一场走形式的总结会议时，霍揆彰话锋一转，直接指出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下一步计划，就是镇压近来昆明闹得沸沸扬扬的爱国民主运动，将那些活跃的民主人士一一暗杀。

众人听后皆是虎躯一震，要知道那些民主人士大多是知名教授，社会影响力非同小可，哪怕是委座在处理他们时都得谨慎行事，这上任未满一年的霍司令有如此魄力，难道是得到委座授意了？

想到这，众人不敢怠慢，迅速将包括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楚图南在内的30余人列上“黑名单”。

并从各个部门抽调特务，统一分成情报、行动两组，对名单上的民主人士执行暗杀任务。

在执行暗杀任务前，特务们每天在北门街及李公朴住所轮流盯梢，监控李公朴的行程轨迹。

直到同年7月12日，特务们掌握确切情报，得知李公朴夫妇即将外出办事，绝佳的暗杀机会到来。

当天6时许，李公朴夫妇乘车外出办事，直到当晚9时才乘坐公共汽车在在青云街与大兴街口处下车。

夜间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细密的雨丝在路灯的照耀下反射光芒，将李公朴夫妇托伞前行的身影衬托得格外醒目。

以汤时亮（正是前文被推出位替罪羊那位）为首的特务如同臭水沟中穿行的老鼠，紧紧跟随着李公朴夫妇。

夜已深了，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已经到了动手的最佳时机。

由于在街上开枪动静太大，所以按照原本的计划，特务们打算将李公朴麻醉后带到深山老林中秘密处决，可为了激发特务们的工作积极性，特务机关允诺谁先完成任务便能获得奖赏。

重赏之下不仅有勇夫，也有为利益出卖良知的奸佞小人，几个负责跟踪的特务未按既定计划，选择直接开枪射击，枪声响起，李公朴先生身中数枪倒在血泊中。

密集的枪声传出好几条街，得手的特务撒腿撤离，当附近的行人赶来并将李公朴送至医院抢救时，他已经因失血过多死亡。

三天后，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闻一多不顾朋友劝说，走进追悼会现场，走到众人面前，发表了那篇流传至今的演讲，而后头也不回地走出大门。

当潜伏在现场的特务将消息回传后，王子民等一众特务顿时坐立不安，当即决定将闻一多先生的暗杀优先级提高，暗杀时间就定在这天下午。

同年7月15日下午5点半，闻一多先生告别了《民主周刊》的朋友，踏着沉稳的步伐离开，朋友们未曾想到，这次告别竟成永别。

走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与儿子闻立鹤畅谈着近来的时局变化，在血染的夕阳下，两人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住所大门前。

就在这时，蹲伏已久的特务们闪身而出，快枪手连开数枪击中闻一多先生，当场身亡，其子闻立鹤第一时间将闻一多扑到，同样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

多年后，当公安部门将这些供词整理并在各大报纸公布后，顿时引来各地万目睚眦，群众们纷纷写信至报社或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严惩真凶。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缺席，包括王子民、蔡云祈在内的多名真凶，皆以反革命杀人罪被处以死刑，为李闻惨案划上句号。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李公朴与闻一多的牺牲，虽然称不上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们的鲜血却唤醒了许多还对国民政府持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彻底倒向革命与群众，加速了国民政府走向灭亡。

而他们的名字与故事，也将在每一片春风拂过的土地上流传，经久不衰。

编辑：李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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